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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看金庸-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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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会比古人身体还好，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不统一的，这个不统一恰好说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疑问的阶段，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将来向何处发展。
回到金庸的小说上来，金庸武侠中的武打，他所带给我们的想象，是空前的，所以他的小说这么有魅力，在武这个方面，超越了前人。梁羽生先生曾经说过，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不能没有侠。梁羽生的这句话，他是要强调侠的重要性。但是，也可能他过于强调侠的重要性了，这个“武”重视得不太够。所以梁羽生先生笔下的武打，读得少了，会觉得很精彩；读得多了，你不免会觉得，有雷同之处，有一些场面似曾相识。所以像古龙等一些作家，就曾经调侃过过，模仿过他的一些写法、套路。而金庸笔下的武打，就像他的小说一样，他不但每一部小说，是绝不雷同的，他笔下的武打都尽量做到不雷同；他笔下的人物，每个人使用什么兵刃，采用什么武功，都不是随便安排的。而是像《水浒传》一样，它直接继承古代最伟大的武侠小说《水浒传》，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根据此时此地的情况来安排。
我记得小的时候读《水浒传》，是在举国上下评《水浒传》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批判《水浒传》，说一部《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然后就那个时期我是上小学，就把《水浒传》读得滚瓜烂熟，一百单八将人物姓名、外号，使用什么兵刃，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就觉得，兵刃是这个人的一部分，因为在《水浒传》的作者看来，每个人使用什么兵刃，是不能脱离他的性格的，他的打法，和这个人的灵魂是一致的。比如，我们想像李逵，李逵这样一个人，“黑旋风”李逵，他必须使用两把板斧。假如说，李逵不使用这个板斧，他使一柄轻飘飘的宝剑，这就不是李逵了。马上李逵这个形象就垮了，就因为这个兵刃使得不对就垮了。就因为李逵这个形象，所以他两把板斧是离不开的。鲁智深就必须使镔铁禅杖。每个人不能换的。而金庸笔下的武功和兵刃，也几乎都是不可换的。你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特别是主要人物，他的性格和他使用的武功一起留在了读者的脑海里。比如说，梅超风的武功是什么？“九阴白骨爪”。梅超风因为她这个人的性格是阴冷的，是毒损的，所以她使用这种“九阴白骨爪”的武功，一爪戳下去，人家的脑袋上就出现九个窟窿，她每天晚上弄一些骷髅摆在山顶上，在那里练，戳这些骷髅。所以梅超风这个形象是很恐怖的，武功和她的人格是一致的。
而像洪七公，像郭靖，像萧峰这样堂堂正正的大侠，他所使用的代表性武功，就是“降龙十八掌”，一掌是一掌，排山倒海，以实力为后盾，光明正大。还有一种武功叫“打狗棒”，他如果使用兵刃的话，他使用“打狗棒”，也是打的是狗，非常朴实的一种武功。萧峰还曾经使用过，最基本的武功，叫“太祖长拳”，是一种武术中的入门的招法。它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在高手的使用下，威力无穷。我们看金庸写这个高手武功，打出来就如长江大河一般，绵绵不绝。我们看，这不正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吗！它不讲究那些奇怪的、阴损的东西，而是说无穷的后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的精神。
我们还不难发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越是武艺高强的人，他越不肯使用兵刃。最高的大侠喜欢用掌，多数人喜欢用掌，偶尔也用兵刃。用兵刃，一般用剑，剑这种东西是很不实用的。在实战中，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军队中，到汉朝的时候，基本上就普及刀了，军队中一般的士兵都使用的是刀，因为在长期的战争证明，剑是不适用的，剑是一种装饰性的兵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古龙和梁羽生，古龙笔下的侠客喜欢用刀，而梁羽生笔下的侠客喜欢用剑。
刀和剑，不仅仅是简单的两种工具的区别，说差不多吧，拿来都能刺，都能砍，都能切。不是这样的。每一种工具，在我们脑海中唤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古人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他为什么不说“二月春风似菜刀”呢？一说是“菜刀”，这诗就没了。它必须“似剪刀”，工具都是一样的，功能差不多，但是不可换。
刀和剑就代表两种人生境界。剑是什么？剑代表的是一种贵族的境界，一种贵族的风度。古人出门都要佩戴宝剑，佩戴剑不是为了打架，这是一种身份，知识分子出门都要带剑，孔子出门就是戴剑的。知识分子出门戴剑，不是说我今天路上，可能要遇见一场打架，我今天出门跟人家撞车了，我跟他干一场。不是这样，戴剑是代表一种身份，就好像现在的人出门，挟个小皮包，表示自己这里边，有点什么信用卡之类的，挟着，是一种身份。古人戴剑就像我们今天戴表一样的，过几年换一个款式，它是一种装饰物，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刀是适用的，刀代表一种平民精神，代表一种下层社会的人士，对自由的追求。所以剑是名士派头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有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他家的客厅里边挂一把剑，从哪个旅游点买来的，从颐和园买来的，峨嵋山买来的，回家挂在那里。我家屋里也挂一把剑，是我去年跟金庸华山论剑，人家发给我一个纪念品，我也挂在这屋里，表示一种风雅。没有人到我的屋里，看见墙上挂一把剑，会觉得我这人爱打架；警察到我家里来，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不会说，这是凶器，我们带走了。但是我的屋里，不能放这样一把大菜刀吧，挂一把菜刀，性质就完全变了。虽然它俩功能差不多。
所以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剑客，有些作家喜欢写刀客。比如，现在有一个作家叫杨争光，他是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他就喜欢写刀客，有一部作品拍了电影，在国际上获了奖，叫《双旗镇刀客》，这个电影是拍得很好的，因为他觉得，刀客是一种更现代的，更自由的精神，而金庸笔下的这个侠客呢，使用的武器是林林总总，多种多样，各有不同的功用，而那些一流的大侠为什么更喜欢赤手空拳，不用兵刃？这就是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无穷的自信，不用靠兵刃，靠什么兵刃，打架是以赤手空拳为上，我生长在东北，我从小也接触过很多黑道上的朋友，这些朋友就是打架，以操家伙为不耻，动不动打架就操家伙，这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当大哥的打架不能操家伙，操家伙就说明你本事不够。或者两人打架先约好了，拿不拿东西，拿不拿武器，你拿杀猪刀，我拿一把军刺；如果是功夫很高的人，说让对方，说你拿一个棒子，我赤手空拳，你打败了我，我认输。所以说赤手空拳，表明对自己功夫的自信，他们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其实这里面是包含着一种儒家的精神的，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就是我修养我个人，我自己的内功修养好了，外在的问题自然解决，儒家讲内圣而外王——我内部修养好了之后，你外在的东西，你自然地来迎合我，而不是我去强行地征服你。修心为上，治国、平天下，自然解决。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先把自己的事搞定了，其他的情况都是无往而不胜，所以这种思想，就最后都能够落实到武打上面。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56节 无知无畏的王朔（1）
——点评王朔的《我看金庸》
蒋泥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王朔的无“知”，在我的的话语系统中其实指的是无“识”；他在不少领域里的“知”不比别人差，毕竟他是“混出来”的人了，即使没吃过猪肉，听的猪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让他直接与本体接触，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无知者无畏》，第74页），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本节未标明出处者，参见《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
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
“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
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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