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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看金庸-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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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有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61节 金庸是否算得 “博导”等的讨论
葛剑雄 袁伟时 董 健 孔庆东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这件事主要责任还在浙江大学领导,是他们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我尊重金庸的文学成就,也非常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当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具有他这样大的影响。但讲到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另一回事,因为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论文或专著,他所讲大多是历史常识或一些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观点。像《袁崇焕评传》只能算学术普及性的成品。或许金庸的确具有很高的史学水平,但外界的评价只能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著或表现出来的见解。据我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没有听说他参加史学界正规的学术活动。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是继往开来的人物,成绩斐然。但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学问是需要潜心研究的。他做学术,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花些功夫。比如他最近说要写《中国通史》,我觉得这在当代是很困难的事情。一部完整的通史,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文化、民族关系等等都要涉及,谈何容易!浙江大学聘请他当人文学院院长还要挂上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衔头,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学院提高知名度的一个措施吧。现在不少大学通行的标准是,只要当上较大的官或是公众人物,要捞个博士或教授当当,几乎是一路绿灯。于是,教授、博导中草包不少。比起这些官员教授,金庸先生的学识自然高出一筹。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金庸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当然可以啦。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只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我当时就认为他当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根本不合适。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自从他到了浙江大学后,就一直回避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研究历史的,自己带的研究生是关于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的,但他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发表过什么文章。他还说自己研究国际关系,现在他又要研究中国历史。你看看中国历史上,郭沫若、陈寅恪有哪一个可以说自己既能够研究中国历史,又可以精通世界历史的。一个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研究历史不是写小说,不可以天马行空。所以说是错位。我并不反对作家担任人文院长,最近王蒙先生受聘任青岛某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就很赞同,因为王蒙学识渊博,对于红学尤其有研究,他这个院长就没有受到质疑。而浙大聘请金庸当院长是一个错位,不过,金庸还算明智,自己提出了辞职,算是结束了这场错位!金庸小说的一大魅力就是对历史的戏说和演绎,可这正好和严谨、讲究实证的历史学研究是相矛盾的。当初选不选余秋雨的文章进高中课本,大家讨论得很激烈,因为他的文章里有些历史常识不准确,而中学课本讲究经典性和稳定性,金庸也是具有争议性的。金庸作品只适合大学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去研究,在高中这种打基础的阶段,不应该收录这种社会流行读物。前些时候因为金庸不再任浙大教授的事,我说了一些话,惹来一些风波,当时香港著名的作家寒山碧特地给我来了封信,说香港教育界也是很不主张把金庸作品收入课本的。
孔庆东:谁说金庸不够资格当教授……梁漱溟到北大当教授那时,也没有什么高级文凭,现在大学有几个老师够格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可笑的时代,也是所谓民主的时代,很多人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战士尸体上嗡嗡作响。那是苍蝇一贯的态度。我们学术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金庸的学问在“职业技巧”上可能不如董健老师和我这样的“科班出身”者,但金庸指导几个学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辞职不是因为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了。他做什么是他的自由,随他去,我不了解内情,没有资格作具体的评论。有人认为他不能当历史教授,是因为他没有写出研究论文?金庸怎么没有,《袁崇焕评传》不就是吗?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你不知道吗?这种学术血统论、出身论和过去说别人是地主的儿子,所以就不能入党,有什么区别?
中学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高二第四册里有“世间百态”、“神奇武侠”、“荧屏天地”等若干单元。其中,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和《卧虎藏龙》入选“神奇武侠”,阿城的《棋王》入选了“世间百态”。在“荧屏天地”中还有《牧马人》、《两个人的车站》等电影节选。作为老师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觉得武侠小说收得还太少了。我初中时就把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全看完了,现代社会是一个英雄人物缺失的时代,这些小说可以让正值年少的孩子们产生一种热血沸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冲动。而且现在荧屏上有那么多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影响很大,不如让孩子们直接阅读原文,这样1000个人读了,就会产生1000个小龙女……现在我们就是要让学生看到文化的多元性,让他们广泛接触各种类型的文学,比如课本里新近收入了美国荒诞派作品,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62节 附录
金庸谈金庸
年轻时读些什么书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纸鸢、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我年轻时代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15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
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十五岁出第一本畅销书
《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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