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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看金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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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邪转化”的观念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复杂性，而在他写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龙记》里，殷素素、杨逍、赵敏这样的形象，远比正派的张翠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5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5）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潮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潮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潮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强大操控力不能为。
《天龙八部》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了别人，或许会生气。但我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而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而倪匡的想法是：“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我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简炼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于是“代写”之事，终于敲定，倪匡虽得了这个“自由发挥”权，但是自言写得也是战战兢兢，等金庸欧游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左”倾思潮和“左派”势力影响下，香港的劳资纠纷逐渐扩大成为与政府和社会对抗的暴动事件，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动”。而金庸也成为“左派”攻击对象，不得不远走瑞士避难。然而，祸福相因，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也从五万份激增到八万份。
“六七”之后，香港政治经济趋于好转。金庸开始投入发展明报事业。此后金庸在《明报月刊》之外，又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把《明报》拓展成一个报业集团。其中，《明报周刊》以娱乐周刊起家，在著名娱乐新闻采写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为明报集团除《明报》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龙死亡事件后，已稳坐香港娱乐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报》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冲锋陷阵。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这个信差，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二。但是由于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王世瑜后来对金庸的评语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资料室的小职员，得到金庸赏识而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归来立刻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又升任总编，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时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于是一纸风行，销路达好几万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头，另开事业，最终脱离《明报》，自创《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对于金庸，太过忘恩负义，然而，金庸却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后来，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遇到林三木，他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旧职员的名字。
这段期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金梁“笔战”的往事，可以说是两大武侠作家在创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后来知为梁羽生的笔名）。这篇文章比较了金梁作品的异同，说：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随后，在分析二人各自优缺点的时候，此文对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武”的方面，其一，情节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时便不免于不合理情节，而有些更是伤于人物，并非必要。（当时金庸尚未写到段誉身世之谜，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誉的恋爱以为果然乱伦，于是也算在其中。不过段誉身世之谜太过离奇巧合，纵然梁羽生后来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书剑恩仇录》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爱情描写较为单一，常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恋爱，没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金庸对这批评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没有提起，但是对于梁羽生批评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这点上，金庸当时显然是不服气的。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小文《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虽然含蓄，却可看出是对《合论》的一个回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在创作武侠时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说：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从这篇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创作期间对于武侠的态度：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他致力而为的，也只是提升这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已。他想要写的，不过是“求美，求感动人”，而不愿意将它纳入教化体系而成为苦差。之后他在《天龙八部》里对于乔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阐明：当时梁羽生没有预料到，被他批评过的乔峰，身上的异族血统和暴烈个性，使他的个性和面临的处境更加深刻而复杂，而最终乔峰（萧峰）以杀身取义之行为，用自己的生命为宋辽换得短暂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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