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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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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百无一用是书生。
龙：对，所以到最后我真的做完了，完全不是我龙应台多么了不起，而是台北的文化人如此温柔敦厚地帮我走过，那是集体的合作，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够做到最后一天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傅：这样，您是不是还提供了一个证明，龙应台作为一个文人，可以当官，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龙：这种话不能自己来说。
傅：是。我说。
龙：（笑……）当然，它从客观上证明了——你以为知识分子只会指点江山，绝对不能做事——不见得，有人做了。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更高程度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它的体制竟然能够容许这样一个性格的知识分子进去工作。第三个，这也证明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人——他们平常每个人都是头角峥嵘、文人相轻的。但是他们可以为了这个城市将来的共同的远景而共同来扶持一个文化人做事——所以它更高程度地证明了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这个阶段里，这个城市成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更大程度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
傅：在任内，您的这种率性而为的文人个性和政治利益有没有过相冲突的时候？
龙：冲突很多，每天都面临这个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使得我必须折损我最核心的文化信念。从我一开始进去时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弯腰，因为你为的是城市的大的建设，而且文人不能有一种傲慢——我在一个市政府的体系里头，警察局部门怎么说，卫生部门怎么说，都市发展的规划部门怎么说，交通的部门怎么说——文人不能说：我说的算数。政治是一种协调的艺术，我要设法来了解你这个规划工程部门怎么想，如果我认为古迹的保存比你开这条路重要的话，我不能用文化至上来说服别人。凭什么？所以我必须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用他们能听得懂而且接受的语言把我的文化思维传输过去。所以这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协调，也需要很多的弯腰。
傅：您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吗？文人的性情去附和政治的游戏？
龙：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文人必须有的谦虚，而且在做政治的妥协的时候，弯腰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脊椎不弯，有这个差别。三年之中我可以做到完，没有半途而废，就是因为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我的核心的理念受到折损，就是我的脊椎骨必须弯。
傅：那就是当初您已经给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如果遇到让我脊椎弯的事情……
龙：那就走，一定走。
傅：甩袖而去，丝毫不犹豫？
龙：是的，丝毫不犹豫。所以我就说做到最后一天才走的时候，心里就感谢：老天真是宠爱我，在三年多中，那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发生的话，对文人的折损、对城市的伤害都是很大的。
傅：那也可能人家觉得龙应台当台北的文化局长非常不容易，心里想：我们让她的腰弯就可以了，决不让她的脊椎弯。
龙：是的。我刚才就想说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的发展，譬如说在议会里，现在可以是非常粗暴的，连议员们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对一个文化人，也许你可以折腾她，让她弯腰。但是不太有人敢说：我就是要你脊椎给我弯下来。没有发生过。
傅：那样可能就有些政治的陷害和政治的手腕在里头了。
龙：（笑……）那三年真是还好。
傅：接下来，我想跟您谈您的作品，因为我记得您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鲁迅先生小说的时候，推崇倍至，但谈到鲁迅杂文的时候，您就不是很恭维，台下好像还笑声不断，你曾经说过那样的话：您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那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个玩笑的话，而且也是自我嘲讽的环境下讲的话，但是这一句话被挑出来，印出来，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孤零零一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机会解释，那我也不在乎。对于鲁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还是觉得他的短篇小说绝对是一流的，他的杂文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然会觉得尖酸刻薄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杂文也是针对眼前的现实做出的立即的反映，跟我自己的杂文后来当然就完全不同路了。我是尽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这个性质，我当时说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谑，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针砭现实同时又有历史的纵深的。这是我对最好的杂文的要求。
傅：您自己的杂文的风格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比如我觉得读您的那个《野火集》的时候，还是觉得明显有鲁迅杂文的风格，那您有没有觉得受过鲁迅杂文的影响？
龙：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答案是：完全没有。原因是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完全禁止的，在我读书的过程里来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东西，恐怕一直要到写《野火集》之后，因为很多人提到跟鲁迅的关系，才特别去把鲁迅的东西拿来看。那这个和我是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小孩有关，在台北读大学的人看地下流传的书，可能还看到一点的鲁迅的东西。我在南部比较闭塞的乡下，就完全不知道鲁迅的作品，所以影响完全是没有的。
傅：因为大陆的读者看鲁迅的杂文很多，而且接受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您的《野火集》到大陆来，也是遍地烧野火，买这本书都很难，令一时洛阳纸贵，自然的当时大陆学者就认为这是台湾的“女鲁迅”。
龙：（笑……）那这个就是历史的偶然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4）
傅：在思想上，比如对待国民性和批判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您和鲁迅不期的有共通性，文风上并没有受他什么影响，是吗？
龙：对，完全没有。写《野火集》的时候，恐怕都还没看过鲁迅。其实如果说文风上有任何相似的话那就是完全的巧合。可是我们有相似的对象，只不过，就是历史常常重复自己——现在我批评的东西，回过头看，胡适批评过，再往前看，梁启超批评过，再往前看，恐怕龚自珍也批评过。也就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也就是以不同的语言表达。
傅：鲁迅历来是把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那您从《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到《百年思索》、《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心态、文风上有很大的变化。记得您曾经讲过，写出《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是因为当时自己的一种率性的天真。那后来的成熟有没有把当初率性的天真销蚀掉或者减弱了？
龙：我觉得两者不可全。《野火集》是当时凭着绝对的天真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一个现象后面所有的拐弯抹角的黑暗的东西的话，而且也知道前面有多少人做过多少尝试去改革，然后那些人都是头破血流或者关到监狱里，如果这些全部都知道的话，我不可能写。正因为不知道，是初生之犊， 才会去写。《野火集》其实它的特色不是在于它批评什么东西，主要是在它的文字。因为批评同样现象的文章不是没有，只不过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表达它。《野火集》的文字煽动性还蛮高的，所以它当时的危险性也在这里。那是跟天真有关，可是，后来的文字譬如说《百年思索》，你看这中间有15年的距离。《百年思索》跟《野火集》差距非常非常大，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是《百年思索》跟天真还是有关系，否则我不会去写。我觉得任何我还会去写的，就一定有天真的存在。
傅：是肯定存在的。比如大陆读者，您给他们造成的这种在思想上的冲击，肯定更多是那种来自于具有煽动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野火集》，对《百年思索》可能就弱了。作为读者来说，这个困惑就在于，龙应台在文学上的变化可能对她自己来说是“得”，而对读者来说可能是“失”，比如到了《百年思索》读者可能觉得当初您那种天真减弱了。
龙：你说的很有意思，那是跟现实的的关系，有很多大陆的读者会感觉他所看到的问题，他希望龙应台再写像《野火集》那样有煽动性的有撞击力的东西。
傅：大陆读者恨不得您永远写《野火集》。
龙：对，没错，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我的作品其实在大陆发表的——你如果是研究阅读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博士论文。怎么说呢，第一个，我的书在大陆发表的时候，都不是全貌，因为有很多文章不能收在书里头，或者是有些文章中的段落被拿掉了；第二个，它有个时差，譬如说我一次我在西安发现，有人现在才是《野火集》的读者，而且他还以为《野火集》是我现在写的东西，那他再看《百年思索》的话就会有点错乱。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了读者而写，不止是不能为了大陆的读者们希望读到什么而写，我也不能为台湾的读者说我们希望龙应台写什么给我看而去写。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我自己成长、成熟的那个过程，写我自己要写的东西。那是读者得跟着我来，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你走到别的路上去了，我也没办法。
傅：大路的读者，包括我在内，所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杂文的社会功用的观念，好像还是喜欢正视淋漓的现实，比如像鲁迅先生那样“一个也不可饶恕” 的杂文的写作方法和观念。那么您觉得好杂文的标准是什么？是“一个也不可饶恕”呢，还是要留有一些余地，还是像您现在这样向历史哲学的纵深去发展？
龙：恐怕都不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杂文第一个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牢骚的发表和宣泄的话，才能够得上文学的水准，所以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你不要给我任何借口说里面的东西讲的多么透彻，或者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或者是它个性的抒发多么厉害，你先告诉我你这个文字有没有达到艺术的水准。
傅：作为一个作家，看你本事大小，关键还是看文字。
龙：对，其他全部都是借口，先看文字，然后要看你对于事情的看法深刻与否。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东西，没有别的，其他都是假的。
傅：那您有没有觉得，比如作为杂文对于社会现象和阐述自己文化观念的犀利锋芒会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而有所减弱，或者也变得边缘化而无足轻重了呢？就是看杂文的人少了，您自己的这种观念通过杂文传达的被受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减弱了。
龙：杂文是跟社会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野火集》被称为台湾批判杂文的滥觞，它是一个开始，可是今天像《野火集》这样的杂文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很多人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已经不仅是作家在写了，因为社会民主了之后，每天的社论、报纸上都有，变成了是记者在写。那么记者写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东西了，杂文那种批判现实的那个功能已经被报纸所担负了，被民主的正常的管道所担负了，譬如说民主的议会。所以文学里对于现实的批判的东西就减弱了，因为没有那个需要了。但是在大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大陆现在这个社会结构和现实里，恐怕那种短打式的杂文发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在台湾不太有。
傅：您有没有觉得，正因为它发展的空间大，那么为这个大的空间提供更大空间的载体是历史？会不会是这个促使您有意地在90年代开始，在文体上、文风上向历史中去寻找？包括您在谈到您的育儿经历的时候，说这个经历是在向历史的深处走去。
龙：我这样说吧，我离开公务员的这个工作，从7月份开始写文章，这些文章是我比较用心的，这些文章也都在大陆的《南方周末》发表，而且现在写的文章会分一个台湾版和大陆版。
傅：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别？
龙：有差别，就我对于大陆状况的了解而有不同。譬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一篇文章里头，有太多台湾的细节，而大陆读者其实不太了解，或对于大陆的现状而言不太重要的，我会把它删掉。而有时候是针对大陆的状况去做它的修正，因为大陆的发展跟台湾之间有一个时差，有一个差距，另外再加上大陆的言论的尺度跟台湾也不一样。但是，还是说回来，我现在终于又有时间回来关心大陆的状况、大陆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在为眼前的读者写作，而是我自己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自己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我现在发现，对于很多事情的批判没有那个横的跟竖的坐标，做的批判会是一个假批判。你批判一个现象，又不知道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又不知道同样的事情在欧洲也发生，那么你对于它的解读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解读。譬如说有很多的评论家或者是杂文的作者会出这样的现象，他说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因此中国文化如何如何。那他不知道，所谓的中国人如何如何，其实德国人也是这样，或者今天的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那当你知道有旁边的这个坐标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就直接把它划等号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这个坐标一定要存在，而随着这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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