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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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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好像有的时候对性的理解跟女人不一样,所以,我只是想表达女性对性那种审美的态度。如果灵和肉体结合,这样的两性关系是非常美好的,我想是我的感觉吧。这是由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来决定的,不是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的,我是自然传达出我的这种感觉。你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你传达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的文化品位很低的话,你再想写得更雅一些都是很困难的。
傅:一个低级、一个庸俗的作家也达不到。
张:我想,是由他的审美品位来决定的。所以当时市场反应很强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要迎合读者的意思。
傅:我最近看到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大陆有很多作家受市场的诱惑,为了迎合市场来写作,这种写作会使一种纯粹的艺术被慢慢侵蚀掉。您怎么看?另外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字是不是有浓重的、或者说过分的市场化的色彩存在?
张:他讲的那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当然,精神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你想商品的力量多么巨大、多么强大?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性是禁区,到八十年代新时期改革开放,都没有冲破,是到了九十年代被经济的浪潮一下子冲垮了。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它磨损掉人的精神和追求,这是不可避免的。而重要的是,有良知的作家、有思想的作家,他们应该有力量去抵御这些。实际上在一个商品时代,娱乐休闲也是读者的基本需求之一,不能够完全否认这种需要,只是说表现的高低俗雅有区别。
傅:白先勇先生还指出,大陆有一些青年的畅销书作家为了作品的畅销和市场化不惜以身体写作,以性描写为噱头。您怎么看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
张:这个问题,我看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如果我们说从女性的立场来讲,身体写作不能简单地把它界定为是一个坏词。一直以来,男性抒写女性这是很正常的,男性传达出来对女性身体的描写、观赏,女性一直是一种被动的位置。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由女性来抒写自己的身体感受,就变得不可以了呢?因为我总是在讲,我们是唯物主义的,经常从这个出发点来谈这个问题,身体就是一个物质,每个人,如你看的东西,你听到的声音马上传到你的头脑,你会引起反应,任何东西通过身体才会发生化学反应,不传到大脑的身体的感受,只是一个躯壳,或者说是很抽象的人,这都是不对的。我确实觉得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个身体写作,而应该理直气壮地来肯定,我们很多的写作都需要由身体来完成。
傅:关键在身体怎么写?
张:对。首先不能把它简单化。每个人身体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到极端的时候,身体就出售了,那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也很可怕,身体不是一个接收器,直接把肉卖给你了,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身体了。没有生命的身体还是纯物质的东西。
傅:还要看身体写作是否是艺术?
张:对。你这样概括我是非常赞成的。所以说不要把它简单化。但是现在是比较极端的商业化——没有艺术、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时候,那只好出售没有身体的肉体,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不是关注得特别多,我也尽量看一些当代人的作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它不是直接作用于我的写作,但是作为欣赏,看到人家很好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
傅:目前哪几个作家的作品你很欣赏?
张:这个不好讲,我稍微想一想。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我还是会关注的,像铁凝的《大浴女》,还有方方去年中篇《奔跑的火光》,还有王景雪有一本《五香街》,很怪异的写法,对人性的揭示是很深刻的,它不是很通俗的故事,语言也各色一些,但如果看进去的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傅:您还是关注女作家的写作?
张:对。男性作家的我也会看,最近我刚看了我们黑龙江的一个作家,叫王立纯,他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叫《白水河黑水河》,他把揭露官场腐败写得非常人性化。要讲作品其实挺多的,这儿就笼统地说一下。
傅:可否透露一下您现在写什么小说?还是以女性为主角?
张:我今年的中短篇小说集《请带我走》,就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女性小说,其中有涉及到女性视角的,女性故事,女性人物为主的。但这个小说有很多是在今天的眼光视角下而去回顾知青、文革的那段历史,所以它依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并行的小说。我想我不会把眼光限定在女性棋盘上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多角度的人吧。我一直认为女性作家只仅仅关注女性题材,眼界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打开你的门窗》,伍尔芙不是有一篇著名的作品叫做《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间屋》,才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暗示着女人经济的独立、女人思想的独立、人格的独立。我就在这个概念上再发挥一下,我们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这屋是有门的、有窗的,我们从门进来,可以在这个屋里独立完成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会经常从这个屋出去,还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们的窗子也经常打开的,让风能吹进来,通过窗子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很远的地方。
傅:如果作为作家,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折腾,没有“作”的成分,他的作品还有没有生命力呢?
张: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我这个“作”字只是借用了民间的一个字,但也不能涵盖所有作家的创作,作家的“作”字恰好和我们“作”字重合。所以我可以借用它来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作”,“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力,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是非常需要这种创造力的。
傅:我也借用这个字,希望您能成为好的“作”的作家。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林静整理'
(采访时间:2004年12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1)
傅光明
傅:您近来成了文坛的新闻人物,是因为您担纲改编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把它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茶馆》是部经典话剧,把它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意味着在情节的铺陈以及人物的线索上会有很大的拓展,当初改编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叶:岂止是压力大。老舍先生的《茶馆》经过“人艺”的经典演出,变成了一座山立在我面前。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电视连续剧,难度实在很大。有时候我也想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考虑,电视毕竟是一个大众化的、普及的东西,要在外地、在偏僻的山区要看一场“人艺”演的话剧几乎是不可能的,让他们来了解老舍先生的《茶馆》,让老百姓来读这个剧本也是很艰难的。电视剧作为普及化它是一个好事情。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有品位的文化人你可以从这里边看出很多文化内涵的东西,老百姓想看热闹也从中找到一些个娱乐,这是一个好事。但工作是大量的,我把《老舍全集》整个细细地读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舒乙先生对这个工作比较支持,他说,老舍先生《茶馆》的改编可以动用《老舍全集》里边的任何的篇章、故事情节,甚至他还推荐了一些比如说两个逃兵娶一个太太啊,像这样的事情老舍的短篇小说里都有。后来我一写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短篇小说几乎不用改编全用上都可以。
傅:不用动老舍先生小说中的可以补充到话剧中的情节?
叶:对。不只是这一个情节了,还有很多情节都可以用进来,所以我觉得老舍《茶馆》创作出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的功劳,也包括舒乙先生的支持。
傅:记得您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改第一稿的时候,您就说过:老舍先生的魂附体了。是不是说您在改编的过程中很快就找到了感觉,或者说改得很顺畅,自己也非常满意?
叶:对这个东西,不敢说满意,但是至少我这个人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改编《茶馆》首先我要非常谨慎,不能胡说八道,不能“戏说”,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包括语言习惯,这都要认真考证的。所以工作起来进度不是太快,工作做得很细。这个稿子交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他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一点首先通过他们这一关,第二关就是广大观众了。
傅:您前后一共改编了多长时间?
叶:大概一年吧。
傅:像里边您增加了王掌柜和张寡妇的感情戏,对像这样戏剧情节的拓展与加入,您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叶:您这一说张寡妇,我马上就想到了——其实我里边从来没有把她作为一个寡妇,她是张家的一个邻居,王掌柜他租的房子不是秦二爷家的吗?茶馆是秦二爷家的,后建的这个住房也是秦二爷家的,那么房客就不可能是王掌柜一个人。王掌柜我们看,后来和王淑芬结合了,但是他和王淑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在话剧里不太多,都没有,很淡,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老夫老妻了,整日柴米油盐,一块搭伴过日子;再一个,老夫老妻这样写下来过于平淡。张家的,又是邻居,男人又死了,和兄弟一块过日子,兄弟是干什么的呢?兄弟是皇宫里带顶子的走工——泥瓦匠,那当时戊戌变法失败,把谭嗣同在菜市口都斩首了,光绪皇帝给圈起来,房子里边盖墙谁来盖呀?那就得是泥瓦匠——走工来盖。泥瓦匠说话稍有不慎那就是叛党啊,就是大逆不道,所以这么牵扯出来了时代的悲剧。否则的话你很突兀地弄出一个这个时代背景和王掌柜子搭不上关系。要连上,就必然要有。
傅:您还得把这个线儿给顺上、给接上。
叶:对,所以就要有一个姓张的女性把这个线索给接起来,这是剧情所需要的,就是没有感情纠葛也得出现。对于感情纠葛我不是说两个人多么的要好,只是彼此稍略有点好感而已,并没有发展,甚至连手都没有拉过,只是那个感情上……
傅:纯粹的情感?。
叶:纯粹的情感的东西,没有太像那个恋爱似的,闹的生生死死,不是这样的,因为老舍先生的戏本身也是非常生活化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不是大爱大恨的,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事情,所以就这样处理了。
傅:国内的改编名著热可以说持续很长时间了,有些名著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面目全非,还有种说法说是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拿老舍先生的小说来说,有些是改编成功的,像《四世同堂》、《离婚》、《二马》,而有些就招致了批评,比如像《我这一辈子》。您在改编老舍《茶馆》的时候是怎样把握在忠实于原著和在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之间的尺度的?
叶:一个原则就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要走得太远,离了原著任意地去发挥,这是不现实的。所谓的发挥是在老舍先生《茶馆》台词的基础上,把一些台词的东西用画面把它给展示出来,比如说两个逃兵娶一个太太,怎么娶的这个太太?这太太是谁?娶的过程是怎么商议出来的?很有意思的是,那两个人说的都是陕西话,这我就熟了,所以写这段戏的时候比较得心应手。还有太监娶媳妇,老舍在话剧里也不过就是来了个唐太监把那个康顺子娶走了,至于背后的东西全没有。我就要展现出太监娶媳妇,太监为什么要娶媳妇?太监的钱是哪儿来的?太监的这个院子是怎么盖成的?在盖院子后又要娶媳妇,要完成人生的这个完美,娶了媳妇要怎么对待这个媳妇?太监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性格?在皇宫里在太后面前该是奴才,回到家里他就是主子,主子摆的谱儿比在皇宫里他看到的太后摆的谱儿还要大,吃饭的时候菜要盖着端,像传膳一样一个一个传上来,叫他几个侄子坐在旁边陪着吃饭,把盖揭开后就是窝窝头、咸菜,都是这些很简单的东西。这太监很抠门儿,既要摆谱儿又要抠门儿,这个人物的性格就立起来了。娶了媳妇以后,对媳妇虐待,名义是我娶了个媳妇,实际上是一种性的变态,那种残酷的折磨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所以康顺子在那儿过着凄惨的日子,和后来买的那个孩子相依为命,后来投靠了王掌柜的。这些很精彩的故事展现出来,既好看又不脱离老舍先生原著的实际,又达到了改编的目的。它不是胡说八道的。
傅:老舍先生的实际有那个台词在那儿。
叶:对。有台词在那儿撑着。
傅:另外,太监娶媳妇又把它丰富了、具体了。
叶:对。
傅:您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当初接这戏改编的时候胆子还是挺大的?
叶:真是有点贸然。一个是看到了电视剧中心的同志很诚恳地到西安去跟我谈,再一个就是舒乙先生非常信任,觉得我干这个活还算是合适,所以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再一个,我也确实是想把这经典的话剧让更多的人接受它、了解它,一方面是了解我们社会过去的时代,也了解一下老舍先生的作品。
傅:您有没有刻意选择的取向,比如您是满族,老舍先生也是满族,而且您也写京味小说,甚至有人说您是京味小说惟一的女传人,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2)
叶:不认可,不认可。京味小说的作家非常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我的京味小说之所以和大家不一样,是因为我六十年代就离开了北京,但青少年时期的语言环境能决定作家的语言状态。我虽然在陕西呆了近三十多年,可是陕西话还是说不好,从思想深处还是北京人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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