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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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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一点不过分。
傅：您总是进行着文体上的一种尝试。记得当初，1985年您写《五一九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时候，是将真实的新闻背景和虚构的人物情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好像还挺轰动。
刘：挺轰动的。其实那个人物不能说是虚构的，人物、故事都是实有的。这些人物原型都是经过很具体的采访。但是，我在构成文本时，为了能够不拘泥于真实。因为真实有时使人在阅读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联想，那我就把它又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但距离那个原型又非常之近，这当中虚构的成分又非常之少，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本。
傅：今天来看，觉得当时的这种尝试还是成功的？
刘：非常成功。后来我又写了这个连续的一组文章，我还把大量照片穿插进去，就是《私人照相簿》，在《收获》杂志进行了两年的连载。
傅：图文写作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
刘：是。这个图不是插图，它是和文字本身融为一体，构成一个新的文本。我在1999年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树与林同在》，现在法国已经翻译出版，那里的《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对这本书都有报导或评论。这本书也是把真实的人生用小说的形态来表达出来，里面把文字和200多幅照片和图画融为一体。
傅：曾有人有这么一个戏说的说法，说没本事的作家把一个短篇拉成一个长篇；有本事的是把一个长篇内容浓缩为一个短篇。您是长篇、短篇、中篇，包括纪实，什么都写过。有没有觉着自己特别喜欢哪一种文体，或者觉有哪一种类的文字更适合自己表达对于生命的一种阐发、体悟？
刘：我现在主要有四种写作，都是我最衷情的。一种是小说创作，除了你刚才提的，我还写小小说，我发表了大量的小小说，最近集成一个集子。
傅：袖珍短篇？
刘：是。有人叫掌中小说，有人叫一分钟小说，有人叫超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不管怎么叫，就是把文字控制在一千字左右，两千字以内。我的这种作品也不少了，也集成集子，最新的一本叫《天梯之声》。长、中、短，就是根据你的灵感，根据你的素材，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多长是多长。我另外还写大量的随笔、散文。
傅：好像最近几年您写得特别多？
刘：特别多，集成很多集子。跟我约随笔集的特别多。我最近刚出一个集子，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集子书名叫《在柳树臂弯里》。有人说你不是去年刚出了一个，新华出版社给你出的那么厚一本《眼角眉梢》吗？你别自我重复呀？编好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也很自信，这本新集子和那本《眼角眉梢》一篇都不重复。说明我随笔写作的量是很大的。
傅：人家可能是觉得刘心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着推出两个集子，而且不重复。
刘：对，它就没重复。当然，我还搞建筑评论，这个就是种边缘文字了。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搞建筑评论，已经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最近又出了一本，也是专业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的，这本是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的，叫做《材质之美》。
傅：您是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的？
刘：对。到现在也快十年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3）
傅：您当初写建筑评论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您？
刘：我想，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因素是外在的因素，城市发展，难道你不觉得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你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吗？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变化多大呀？强迫你审美。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再加上旧的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是吧。所以，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傅：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
刘：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
傅：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
刘：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最喜欢北京？
刘：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那新的发展呢？上海？
刘：我还不敢断言。因为最近几年没有去过，它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很难说。但是就城市的改造以及城市和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来说，天津是一个典范。因为上海，没有调查，究竟市民是不是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接触天津人没有？天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二十年来，天津人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是最根本的感觉，他们喝的水，生存的空间，行走的马路，发生了和他个人生活很密切的良性的变化，我觉得天津值得研究。
傅：等于说，您觉得北京现在从建筑方面来说它的发展不够？
刘：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是吧？另外，说的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傅：就您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您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给您的印象最深？您觉得哪个城市从建筑上来说最漂亮？
刘：当然是巴黎。
傅：罗马呢？
刘：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傅：中外合起来谈，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选一个您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
刘：哎哟，这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个人…
傅：撇开个人，比如说生长在北京几十年什么的…
刘：是我很愿意游览的城市，还是我愿意在那儿定居的城市？咱把这概念搞清楚。
傅：您最愿意去哪个城市游览？又最愿意在哪个城市定居？
刘：游览，我觉得巴黎当然是百游不厌，包括西欧的一些其他城市，都是可以多次去游览，每次游览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本身的语言是汉语，所以我如果要是定居的话，我要住在东方，我要住在中国，想来想去，尽管北京有那么多让我失望的新的发展当中出现的那么多败笔，我还是要选择北京来定居。
傅：这是不是跟您在这儿生活的时间长有关系？
刘：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惟一的因素，也不是完全因为生活的时间长，我有迁徙自由呀，是吧？现在不移户口，我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买房子，我可以选择度过晚年的一个空间，现在无论从法律上，或从我个人的能力上，都不存在问题。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个人的品性，北京与我的性格吻合点很多。
傅：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我也一直想有机会问您，您的写作有没有受过谁的影响？谁的作品的影响？中国的或者外国的？
刘：一般问这个问题都是问，从你已有的作品里面，已有的作家里受到什么影响？但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是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都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和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傅：更多是来自家庭？
刘：来自家族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
傅：那是很短的一个长篇。
刘：篇幅也不能说很短，当然比那种大厚本的长篇要短一些。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很大的。
傅：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给您的小说贴上标签，包括比说“伤痕文学”、“京味文学”什么的。记得您有一个比喻说，这好比把您关在天鹅绒制成的一间“牢房”。觉得这种给作家定标签，评论家的作法也好，读者的作法也好，对一个作家有没有不好的影响？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去摆脱这种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4）
刘：按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多数的评论家，或者这些人他都是很善意的，而且这是他们的专业。比如分类，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不搞分类行吗？他必须要分类。但一个写作者就不必为分类焦虑，说我这个东西写出来算什么呀。比如一篇短文是散文呀？是随笔呀？是札记呀？是游记呀？是小品呀？中国这名堂很多了，是不是？但我不为这个焦虑。那是图书管理员的焦虑，他该焦虑，他揽的就是那个活儿，是吧？
傅：他为分类焦虑。
刘：是。他不分也得分啊。他得做目录备检，是不是呀？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有点儿反感呢？就是因为有的评论家和有的这个论说者，有点强迫性，把你归为某类以后，你要一出这个范围，他就不高兴，他下一篇文章就开始抨击你了。
傅：觉得您怎么不照他规定的写了呢？
刘：对。他就说你怎么搞乱了，怎么好像越轨了，或者怎么样了。这就让人觉得不愉快了，对吧？等于你评论我的作品，或者你归类我的作品；我除了感激之心以外，我不该有别的反应。但你干预我的创作，你指责我在这方面的自由，这个有时候我就有点儿不愉快了。所以我有的文章里面对这种不愉快有所流露。
傅：我对您有篇短篇的散文印象特深，《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您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是吧？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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