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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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您关注跟您同代的，或者说比您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吗？　　　　
　　　　刘：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　　　　
　　　　傅：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刘：有特别喜欢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你说我没有饭局，我有饭局，我有时就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呢。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傅：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您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　　　　
　　　　刘：为什么要不平衡？我觉得很奇怪。　　　　
　　　　傅：后辈要超过自己了，心理觉得好像…　　　　
　　　　刘：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忌妒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告诫自己，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呀。我就要我的后辈超过我，是不是？不超过得了吗？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就是一定要让后辈超过前辈。　　　　
　　　　傅：如果有这种不平衡，用您刚才的话说，也属于一种心理不卫生。　　　　
　　　　刘：这种心理疾患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只为他们感到高兴。　　　　
　　　　傅：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您也是其中的评委，您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刘：“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了，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　　　　
　　　　傅：文学不能定座次？　　　　
　　　　刘：对，不能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象是个财会人员。　　　　
　　　　傅：您好像在现场还聆听过一次授奖演说。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9）

　　　　刘：我聆听过1992年沃尔科特的授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也是瑞典文学院请我去的，就是这个评委的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是不是呀？　　　　
　　　　傅：最初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刘：对文学又说什么，要什么理想化，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是不是？跟过家家儿似的，没想到后来影响这么大，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十八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这也有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他们是对一个他们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本身就闹内讧。　　　　
　　　　傅：记得很多年前，您和一个青年学者在争论当中，曾经提出来说，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您当初这么说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有没有觉着比如说自己有一种名人心态？　　　　
　　　　刘：我后来得到了高长虹的亲属寄给我的著作，他们对高长虹的一生做了很详细的调查，寄给我很多资料，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他们使我对高长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我原来对高长虹的理解，就是《鲁迅全集》的注解，这也不能怪我，是吧？因为《鲁迅全集》的编注是很权威的，注解当时也不是个人的注解，是政府行为，是组了一个班子来注解，所以我完全是根据那个注解来发表我的言论。现在因为有亲属提供了高长虹的全部资料，还有很多新的见解，许多新的发现，再来评价高长虹，我就不会像当时那样，从《鲁迅全集》的注解里面引申出一个意思，来说他最后留下一个恶名，只留下跟鲁迅“打架”的这个记录。他的作品是什么呢？一篇也看不见。这当然不是我的错，不是我封杀了高长虹，是不是呀？现在看来，高长虹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他的作品后来可能受到了冷淡，甚至受到了封杀和阻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年轻人不管怎么样，你要留下你的文本，你的作品，不能只留下你在争论当中的声音，这个意见现在我仍然保留，可以抛开高长虹这个例子。　　　　
　　　　傅：打笔仗是可以的。　　　　
　　　　刘：对。　　　　
　　　　傅：但是要有自己的作品留下来。　　　　
　　　　刘：你要留下作品。我当时就说，高长虹弄了半天，最后是长痛的悲哀，他没有作品留下来。反正，我不知道你读过他的作品没有，你可能专门研究。像我这一代人，当时想读也读不到。　　　　
　　　　傅：您最近在和王蒙先生共同主编一个课外语文，为中学生提供课外要阅读的一些东西。您觉得目前就中学生阅读来说，最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刘：还是要从这个应试的角度当中多多少少展拓出来。应试是很重要的，我不主张完全否定应试教育。考试是必要的，作文考试设定一个整个社会都承认的一个泛规则，一个泛框架，是合理的，过分个性化，或过分的个案化，是没法评分儿的。所以不好完全对这个考试制度否定。对学生为准备考试作文儿得高分儿而去阅读，就泼冷水，也不好。但是要展拓，否则，一个就是扼杀了青春生命的想象的空间，才智的空间。另外，说老实话，你也不一定就能写出好作文。要展拓这个空间。所以我是一个温和的“展拓派”，不是一个激烈的“抨击派”。　　　　
　　　　傅：我还注意到您的一篇文章引起争论，《给侄孙女儿的七条忠告》，有人说好，体现出一个老者对后辈的关爱；还有的说您迂腐。现在想想，您当初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初衷改吗？　　　　
　　　　刘：还有一个杂志登了批判我的文章，是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写的，那个文章就更有意思，说通过我的文本看出我对那个“侄孙女儿”，不怀好心，我想乱伦。　　　　
　　　　傅：这我也看了。　　　　
　　　　刘：这样的批评，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真是始料未及呀！我也很感谢他有兴致写这样的文章，现在跟“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对我一根毫毛都不损伤，是吧？他除了帮我进一步地回到这个人们的注意中心以外，对我毫无坏处，而且我也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因此根据我的文章去起诉我，说你侄孙女儿是谁呀？你是不是真想跟她乱伦呀？（笑）我主要是坚持我个人的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这是个人的底线。我又不是法律的制定者，我不是以法官的口吻，或者是参与“人大”、“政协”的立法或者是参政议政，对法律怎么去设定界限，去提供我的一个议案，都不是。我是一个民间生存的作家，我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个道德伦理底线，就是我奉劝年轻的女性，要珍视自己的童贞。我不是说，你一定非要结了婚才发生性关系，我也不是这样迂腐的观念，你看我的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婚前的也好，甚至婚外的也好，我是没有设定的，但是你一定要献给你真正爱的那个人。　　　　
　　　　傅：别随随便便。　　　　
　　　　刘：对，这是我的一个伦理道德底线。这篇文章之所以写；也确实有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来跟我进行一次交谈，是有生活的原型，有资源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我对她个人的交谈，提供给社会，供大家参考。像这样一些底线，我个人还是坚守的，而且我也把它提供给社会供大家参考。我不是法律的制定者，也不是道德权威，你完全可以不照我这个来，是吧？（笑）是不是呀？但是我个人还仍然坚持我的观念。　　　　
　　　　傅：现在我们努力地反复强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您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中学教龄作家，从您这个角度，对现在的未成年人提出几点忠告如何？　　　　
　　　　刘：现在的未成年人，我隐约感到有两个倾向不太赞成，一个就是儿童成人化，这个倾向我不赞成，最后都成为一些小老头，小老太太，或者是未老先成熟，不说未老先衰吧，倒是没衰，就是过分的少年老成，特别是从教育上，从学校教育上，或者从家庭教育上，往这方面引导是不好的，应该保持他们的童真。我这次说这个“真”是真假的“真”，真率的“真”，一定要让他不但保持，而且要挥洒他的童真，要反对使儿童成人化，要反对这个倾向。特别是从教育上引导，从家庭教育上的引导儿童成人化，尤其是不恰当。　　　　
　　　　另外一个倾向就是无规范，因为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尊重他们的成长，尊重他们的聪明才质，就好像觉得无规范最好，因此就冲击教育，冲击教育制度，冲击教师，冲击现在的教育框架，冲击那个考试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冲击的。但是不能够用决堤式的冲击方法来对待。因为对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规范进行调整，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工程，千万不能用激进的办法，摧毁的办法，砸倒了再说，先破后立，这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包括我写的文章，提供了些思考，有一些学校，或者教师，或者家长，对未成年的青少年，特别是少年、儿童，进行一些规范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规范当中的不完美的地方，不完善的地方，或者争议的地方，是可以批评，可以争议的。但是我反对那种冲决式的方法，那种就是先破了再说。因为我是一个名家或者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或者我在社会上占有话语权比较多，我就扮演一个激进的角色、革命的角色，来带头冲决，这是不合理的。我当过教师，教师每天上课，每天面对学生，那工作是非常具体，非常非常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不是说靠你发现他几个弊病，几个毛病，一下就在那儿说痛快话就能解决的。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具体的个案上，我往往反而很同情校方，同情一些教师和家长。比如有些规范，你觉得好像是压抑个性，但是你要很具体地去研究，它怎么出现的。一律扫荡，我不赞成。　　　　
　　　　傅：非常感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采访时间：2004年5月3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郑艳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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