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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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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对您来说也是个挑战。
余：我的评判者是广大观众，而不是别的人。所以这不是维持不维持的问题，是我自己在寻找磨炼自己的课堂。
傅：您的评委们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余：亿万观众评论我呀。我是在进行着我的训练，而我希望给自身一个启示，在我们这样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定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训练。
傅：学者介入电视其实对提升电视栏目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余：对提高电视是好的促进，对提升自己也是很好的促进。因为你可以检验自己哪些知识是有用的，哪些知识是落伍的。都可以检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一点就是，书斋学者埋头做学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学问怎么做？所谓埋头做学问就是看以前的书，以前的书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清代的书你研究得很透，你对清代的社会有个解答，我觉得不错。但问题是你不能把自己的结论用轻松、漂亮的文字告诉更多的读者，告诉理工科的工程师，告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如果他们都不知道，写完以后，你了解了清代这个事情，你就写个论文几个人看看完了。等于是浪费，谁也不知道。另外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文化课题需要得到解答，社会上别的问题也需要从文化的意义上获得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推掉了，躲在书斋里不发言，这些问题谁解决。没有人解决。你想解决，凭你书斋里这几本书能解决现实问题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书斋的学者你们太自信了，你们以为一本老书能够让你们获得足够的知识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不可能。懂外文的，你们如果以为读了一两本英文书，就能够回答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所以应该像法国大革命前后一样，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要有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到社会第一线，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
傅：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面对金钱和权力，学者和作家应该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和操守？
余：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成为一个普通人，正正常常得像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人。现在我觉得广大普通人的基本的人格操守，要超过我所理解的文人。这是我多少年的判断。我非常同意我的朋友余华所说，有个德国记者问他，你觉得中国人当中道德品质和人格品质比较低下的是哪一群，他说好像是文人。
傅：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
余：他指的是和一般的老百姓相比，这个我非常赞成。如果文人能够提高到一般人的水平，是大多数文人的一大进步。我不否认文人当中有好多不错的人，但是他如果能够提高到一般寻常人的水平，因为寻常人他懂得很多按照正常方式过日子的生活规则；他不会太自傲；他知道勤勤恳恳地根据自己的一个活来谋生；他知道怎么打理前后左右邻居的关系；怎么对家庭负责；对周围的人负责。他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人以后，他不会用一种狂放的语言，好像自己要改造世界似的。他不会这样。他更不会做虚伪的东西，不会掩盖。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有些知识分子，说我上镜头多，那证明他每天在看电视。我比如一个礼拜上五次电视，我自己是看不到一次的，他五次都看到才会批评我。那我就要问你，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看了五次。你看五次不是单单看我。也就是说，你整天在看电视。
傅：他就是要看完之后批评您。
余：问题是你整天看电视又瞧不起电视，这就是文人的虚伪。老百姓不会这么虚伪，他喜欢看电视就坐在那里看电视。特别讲我比较多的，还不是当歌手大奖赛的评委，是那之前作大学生辩论赛的讲评。这个播出的时间很长，当我最后讲评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午夜之后了。这他们都看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午夜之后，我都不看了，已经睡觉。老先生你还在电视机前看完这一切，然后你表示某一种不同的意见。我就是觉得你老人家至少好长时间没有很好作学问了。这是开玩笑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9）
我们要洗刷掉虚伪。我们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过日子；我们能够得到的经济收入；交通中所出现的拥挤，我们也要碰到；生活中遇到的沙尘暴，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不是贵族。怎么只觉得读了几天大学就把自己当成是精英了呢？然后就觉得我们不能和流行在一起。你的生活就很流行。某种意义上，你可能还赶不上流行。你不能和世俗在一起。我们就是世俗中人，这一点我和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我一直承认我是世俗中人，所以说我通俗作家也好，说我和世俗关系太密切也好，都对。我奇怪的是，你是大学两年级还是三年级突然成为精英的，就是你成为精英的时间是哪一天？
傅：哪一天从世俗中脱俗了？
余：什么时候成为精英，看不起老百姓了？专门要研究脱离老百姓的本事了？是哪一天，是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吗？还是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纳闷。我现在也是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很多博士，也有很多博士生导师都把自己看得很平凡，是世俗中人。我对这个就比较有想法，尽管你的问题比较具体，我把它扯远了，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就是面对着今天的传媒文化，面对这个传媒文化的广大民众直接接触的一种窗口，我们不能端着架子。我们的文化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社会很远了，我们再摆架子的话，会落得更远。我们还是放下架子和民众在一起，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化还有希望。否则这个文化真是被人家丢弃了，谁也不看你们在讲什么了。一定会有这个悲剧。
傅：对一个作家文人来说，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不是最重要的？
余：是最重要的。不瞒你说，自从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一直努力地在做。方法是这样，我不需要任何官职，包括一般的荣誉职称，我不参加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会议，我全部都没有。很多人觉得我上传媒很忙，其实我比一般的文人要有空。你设想一下，一个不开会，不上班的人，他会有多空。我跟你谈一次话，也就是一个下午。开会要开多久？我又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连手机都没有。我就是旅行、写作。偶尔到北京的时候，上上电视。在上海我从来没上过电视，省的电视也从来没上过。来北京大概也就是4、5天的时间有电视活动，说到底，还有别的活动。只有歌手大奖赛时间长一点，但白天还可以做别的事，就是晚上在那儿坐一坐。其他时间就是我看书和旅行。在我看来，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有空的。他们真是不要担心。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出的书很多，而这个书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写这些书，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带那些博士生，有足够的时间编词典，写学术论文。那些一直担忧我上传媒会浪费我学术时间的人，我怎么看了那么多年，他们没有出过任何书。
傅：您每天都在思考、写作？
余：我恰恰是保持了你所说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经济上要独立，我现在是个不拿工资的人。我带博士生，有个最基本的钱。我做院长的时候定的。主要是讲课津贴。否则好多教授都不讲课了。基本工资很低，我最基本的工资就是一般每年到一定的时候捐给受灾地区来的学生。我就靠我的稿费来过日子。经济独立了，说难听点就是谁也不怕了。
傅：经济独立有助于保持人格独立。
余：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再加上我不参加任何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也不担任任何官职。现在这个社会时代比较可爱，这是我完全独立思考和观察的结果，不是哪个领导教我说的。这种人的生态环境的独立和自己经济来源的独立，造成一种人格的独立，我觉得对文人来说这是第一生命。
傅：您有没有感觉到思维枯竭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一种担心，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有没有可能出现迟钝、枯竭。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余：现在我就觉得没时间，时间不够，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写。因为人生经历实在是很丰富，比如我欧洲只写了一本书《行者无疆》，其实写五本都可以。这书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也是从野蛮过来的。如果换另外一种主题，又有大量大量的话出来了，很多很多。比如现在的欧洲有没有可能跟我们中华民族冲撞。这是另外一本书的题目。至于中东到塔利班地区那一路上的感觉，真可以写。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过程，都可以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包括文革当中的历史。因为有好多人提出疑问，我一想，那可以写成非常好的文学传记。就好像时间不太够。倒不是被其他事情冲撞了，只是感觉到自然生命就这么一点时间，一天就24小时。我睡觉已经很少了，每天睡得不多，就是整天写整天写。我现在也不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所以也就极限地写那么多了。我现在还没有感到枯竭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
傅：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采访时间：2002年9月29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光中：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1）
余光中：我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
傅光明
傅：余先生，您好。我想大陆读者对您的了解和熟悉，无疑是从您31年前，也就是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开始的。一枚小小的邮票内蕴着无限的乡愁、乡思和眷恋。您写诗40多年了，我统计了一下，已经出版的诗集有18本。您一直认为写诗是最接近神秘的、难以追求的一种艺术——就是当诗歌的缪斯女神翩然临访的时候，您的创作灵感才来到。您能否就以《乡愁》为例，说明一下您在诗歌构思当中，缪斯女神的来临和对诗的构思的一种技巧性的东西，是如何从心灵中升华为艺术的？
余：这首诗写于30多年前，那时侯我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年了。怀乡是非常之伤情的，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时候我刚在美国两年之后回台湾，对于美国摇滚乐这类歌词很欣赏，所以我有意要写一首相当整齐的诗，让作曲的人很方便地谱成歌曲。我的意念是从邮票开始的，开始仅仅就是一枚邮票，所谓通信就是邮票两边各有一个人，有寄信的有收信的。然后从邮票推展出去，跟它的形状接近的，那是一个车票或船票。一个坟墓也是长方形的，海峡当然也是个长形的，总之那形象有相同之处。所以这首诗我写的时候，当然没有怎么很有意识的来规划，就写下去了。可是心里的过程应该是长时间的，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是时间上，可是在空间上是阻隔的。时间是延续的，空间这头那头，里头外头，所以时间的安排跟空间的安排有一种紧张，也有种对位的味道在里边。这当然是事后才想到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写的时候就凭直觉写下去的。
傅：构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这个简单是由空间和时间上这种无限的内蕴的积沉来产生的。
余：分析起来蛮复杂的，写起来很简单。
傅：所以常常有批评家分析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对您的那种分析和灵感的由来，有时可能比诗人本人写诗的时候感觉到的东西更多。
余：对。作家当时自觉的心灵活动要分析起来就复杂了。
傅：所以有的时候问一个作家，你在写那个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他往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或者说事后才明白当时好像想了些什么。但是批评家和美学家的分析大概觉得你想得非常多。
余：作家大概也分两类，一类是能够自我分析的，另外一类他不见得愿意或者会讲。因为评论家是要分析的；作家、艺术家的本领是要综合的，万事万物综合在一起，产生作品。
傅：那您的诗歌写作40多年，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诗歌的一个走向、一个脉络，您觉得您的诗歌对台湾的您的晚辈，也就是青年一辈写诗有影响吗？
余：在早年，风格和题材上都有影响，现在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我这种乡愁，他们进入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他们想往的是全球化的都市生活，这一点我想我对他们没什么影响。可是我运用语言的那种艺术、技巧、结构，还是可以用在不同的主题上。
傅：就是您觉得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
余：大概还有点儿。
傅：您对诗歌和散文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把诗比成抽象化，散文比作具像化，写散文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而写诗是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这个天意是不是和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说是一种缪斯女神的临访是在一个层面上，即散文是成在人，而诗歌更多的是要成自于天？
余：因为对我讲来，写诗的未知数多一点儿，你有意要写，结果不见得写得出来。散文毕竟比较起来是尝试世界的东西，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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