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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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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政治和宗教取向（参见第三章的图2）。我猜想这可能归因于在共产主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过度渗透和对作为抵御权威的教堂的过度效忠的特殊社会情形，这种社会情形突然从这两种力量中被解放出来，并因此导致过度反应，把它们两者都看成是完全不合时代的。另一个相似的解释似乎表明，以前的过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热情是不可信的，只是在控制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或阻止这种社会控制（通过宗教）过程中扮演工具性的角色，因此作为结果，意识形态和宗教都不再被看成能说明任何关于支持它们的人的可信的承诺。
第三，对各种暗示的强调存在文化的差异。“关于强有力或可信的人的品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期待”（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15）。就像前文所述，在传统文化中，声誉也许比表现重要，而在现代大众文化中外表变得更重要了。有的文化特别强调象征性的信用证明（文凭、头衔），而其他的文化则不以为然。有的文化赋予身体的结实和健康特别的重要性，而其他的文化则以不关心或超然的态度看待这种特征。
最后，在应用某一确定的暗示时存在个人的、独特的不同。“当涉及其他人或机构时，人们认为重要的价值确实存在不同”（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9）。因为他们个人的爱好、各种积累的经验等的不同，个体赋予各种值得信任的品质不同的重要性。一些人“看重”外表；另一些人具有好探究的大脑，需要关于声誉的全部知识；一些人是多疑的，只有通过他们实际证明的表现才确信，只相信“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一些人是轻信的，人云亦云，对他们来说名望、偶像地位、头衔、文凭的信用证明变的至关重要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势利，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更坚持反复无常的“反势利的势利（snobbishness of antisnobbishness）”。
三、背景暗示：次级信任
各种信任客体的可信性不仅可以归因于他们固有的品质——声誉、表现或外表，也可以归因于他们的行动所发生于其中的外部背景的特征。有一些背景条件使人或机构的行动更值得信任，不依赖于它们可能具有的其他任何特点。这就是衍生的可信性（derived trustworthiness）。我们将要区分与增强可信性最相关的三种类型的背景条件：被信任者的责任（accountability）、事前承诺（premitment），以及引起信任的情形（trustinducing situation）。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责任性（1）
责任性意味着可信性的强制性，或更准确地说，监督和惩罚被信任者的行为的机构的存在，或至少如果背叛信任的行为发生了，这种监督和惩罚是潜在的、可以获得的。让我们比较两种情形。我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一只劳力士手表。它很快被证明是香港制造的毫无价值的冒牌货。我的信任，有点天真的确信，被背叛了，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我甚至不知道卖者是谁。现在想像我在索思比（Sotheby）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买了我的劳力士表，结果我的信任被背叛了。我拿回我的钱的要求很可能实现，但是即使它没有实现，我也不是完全无助的。我总是可以求助于诉讼，在法庭上赢回我的钱。在第一种情形中，匿名的卖者是没有责任的，他的可信性，如果有的话，也是其固有的，不能为任何强制所增强。在第二种情形，不管怎么说也是非常著名的卖者，是更值得信任的，因为它有在法律面前的潜在的责任。法院、警察、消费者保护组织、公民防卫委员会、廉正官员、职能部门、股票交易代理等都是承担责任性的正式机构，当信任者的信任被背叛的时候，他们可以求助于这些机构。但是责任性也可以由非正式团体提供。再看一个例子：我借钱给朋友。当然我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去找公证人。在朋友之间那么做是不合适的，甚至有可能得罪朋友。不幸的是我的朋友拒绝还给我钱。我不能去法院，但是我仍然不是完全无助的。我可以向我们共同的朋友群体揭露他的对信任的可耻的背叛。他们的公开谴责，以及从群体中开除出去的威胁可以发挥作用：我的朋友将向我道歉并把钱还给我。其他相似的责任性的非正式机构将包括家庭、邻居、同事、同学和队友。
责任性增强可信性的原因在于它改变了被信任者利益的计算，它增加了成为可信任的人的额外的动机，即避免责难和惩罚。“如果你知道我自己的利益将促使我达到你的期望，你可能更有信心地信任我”（Hardin 1991： 189）。“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相应的时间以相应的方式成为可信任的人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你就会信任他”（Hardin 1993： 505）。当责任性是当面的时，这就更加是事实。所以，“创造潜在的被信任者成为可信任的人比成为不值得信任的人更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社会结构，是符合信任者自己的利益的”（Coleman 1990： 111）。
因此从被信任者的视角来看，责任性意味着不实现信任或是背叛信任是很难的，因为它不会不被侦察和不被惩罚。而从信任者的视角来看，它使给予信任或把某种有价值的事物委托给被信任者更容易。责任性消除给予信任的障碍并鼓励一种更开放的信任态度，因为它给信任者提供一种防止可能损失的保险，一种防止潜在的信任背叛的备用选择。“创立有助于安全的责任性机构帮助、支持或促进了信任”（Hardin 1996： 28）。例如，如果有由他们在公证员办公室签订的强制性的合同，就更容易相信商务伙伴会寄来商品；因为有 “音乐指挥”高耸的存在——他会强制所需要的良好演出，就更容易相信交响乐团的会员不会把曲调搞的杂乱无章。当可以感觉到闪光照相机、安全守卫和磁性门的存在时，对有通向敞开的货架通路的百货商店来说，就更容易相信消费者的诚实。
仅仅是责任性机构的存在不足以使被信任者成为负责任的。这些机构必须能够针对被信任者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它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责任性的所有的好处都失去了：被信任者不会被鼓励去维持信任，而信任者也不会被鼓励去给予信任。法院好好地在那儿，在街头卖劳力士表的小商贩和我的不诚实的朋友都不必担心。他们不会受到法院的有效管辖权的影响，制裁也是不会实施的。
责任性机构对于假设的被信任者发生作用的条件是什么？或以相反的方式来说：哪一个因素使被信任者有效地承担责任？一些个人的因素与被信任者的个性有关，而一些结构的因素则与维持有效责任机制的特殊的组织安排有关。个人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是非匿名性。使卖劳力士表的街头小贩不受处罚地欺骗买主的最强的凭籍是他的匿名性。“匿名性释放压抑，并允许人们以以前不敢采取的方式行动”（Chong 1992： 701）。如果你甚至不知道一个人是谁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你就不可能使他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索思比拍卖行有广为人知的和长久确立的身份和地点。回到那里并要求还钱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如果需要，在法院控告这个公司。清楚的身份（位置、名称）是责任性的前提条件。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责任性（2）
另一个重要的个人特征是责任性机构的管辖权的依赖性，或反过来说，易受它们影响的敏感性。例如，在大多数情形中，一个人必然是以某一个确定国家公民的身份在法庭上和它的法律管辖之下面对诉讼。外国人更可能逃避那种威胁。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典型的在街头卖劳力士表的小商贩来自国外。并且它也许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更相信我们的同胞的原因。与此相似，一个宗教信仰者和某一个教堂的成员，必然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管辖权之下，当背叛某人的信任的时候，就会考虑忏悔或失去上帝恩宠的可能性。信仰宗教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更值得信任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注视着我们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始终如一的承担责任的意识。正是无神论者伏尔泰注意到：“我希望我的律师、裁缝、仆人，甚至我的妻子都信仰上帝，因为这样我将不会那么经常被抢劫和背叛”（Wilson 1993： 219）。而且最近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不断地有证据证明，在核心城市中去教堂的男性比其他的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男性更少可能犯罪”（Wilson 1998： 30）。“信奉宗教与家庭稳定、社区活动和慈善捐赠有很强的联系；而与自杀、抑郁、药物成瘾、酗酒和犯罪有较弱的联系”（Himmelfarb 1998： 10）。
被信任者第三个至关重要的个人特质是拥有可被看作承担责任的担保或保险的资源。很多种资源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有固定薪水的工作、银行存款、真正的不动产所有权、收藏的珠宝和名画、豪华轿车等。关键是当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时，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扣押。没有一种东西能威胁穷人、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人。人们可以采用某些确定的方法逃避这种可问责性。一种是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另一种是签订将财产排除在外的婚前契约。而一种更违法的资产转移是把钱存在某些海外银行的秘密账户中。这种策略的代价当然是降低了一个人的可信性。
除了被信任者的个人特质之外，为了提高自己的或同伴的可信性，人们还有一些可以求助的结构性安排。“当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必须信任陌生人时，我们通常更喜欢通过合法的合同来约束他们”（Hardin 1991： 190）。合同不仅在它的具体的范围内保证达到信任的要求（例如，提供某些商品，或还债），而且通过提高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在其它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促进充满信任的更坦率的关系。它为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一种边界安全，这些活动因此能更加自由地进行。“合同或审计可以保护关系不遭受它可能承担的所有风险的最坏结果，因此能使当事人在较少风险的情况下合作”（Hardin 1996： 52）。为了使合同更有约束力，签定者采用了各种附加的方法。正是马克斯·韦伯要求在真正起作用的官僚机构中签订书面合同。还有更严格的形式，涉及公证人（notaries）、证人（witnesses）、在上帝面前发誓（swearing before God） 、歃血为盟（making blood oaths）等。
提高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的可信性的更具体规定的一个例子是赋予特权的通讯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ivileged munication）（在法律专业上被称为“辩护律师—当事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它有两个方面：它禁止任何人强迫律师、医生、牧师和记者暴露在专业地位上获得的或作为秘密托付给他们的信息，但它也禁止那些专业人士以他们自己的意志扩散这种信息，这种行为要受到法律的严重惩罚或专业共同体的强烈谴责。这给予任何一个与这些专业人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双重保证，这样立刻使这些专业人士在这些方面更值得信任了，并因此引发了信任。在辩护律师—当事人特权的情形中，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规则明确地把它扩展到当事人死后。最高法院声明：“辩护律师—当事人特权在当事人死后仍然被一般地（如果不是普遍地）接受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IHT； June 26； 1998： 10）。而其根本原因是它明显地增加了当事人对他们的辩护律师的信任。美国律师协会在给法院的一个摘要中论证到：“特权的终止将使他们的当事人对与律师谈话感到有些寒意” （IHT； June 27； 1998： 10）。
在医疗专业的玩忽职守诉讼的情形中，有相似的机制在起作用。正是知道这种诉讼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使医生更值得信任，使患者更自由地和敞开地给予信任。例如，如果医生建议复杂的外科手术，将会假定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而且显然风险不是太高。那么患者将更容易决定做手术。
在消费者市场，正是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消费杂志和商品合格证的存在，给予各种商品客观的质量评估和比较性评价，这增加了产品的可信性。消费者可以假设：知道对他们的产品的公共测试的产品生产者，将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高质量和降低价格。与医疗事故的诉讼可能性一样，为了更安全，一个人不一定必须提出这样的诉讼，对信任的这种影响也独立于这种消费者诊断的实际使用。
涉及到消费品，另一种信任建立策略是给予范围广泛的保证并使其得到更广泛的注意。它对产品的可信性和购买它的意愿有双层的影响。首先，万一产品有问题或者损坏了，它保证使产品得到替换或维修。但更有甚者，假定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偿付所有的替换和维修费用将违背公司的明显的自我利益，这就给予了产品是高质量的强烈的暗示。
潜在的有质量问题的轿车招回制度有不同的推理过程。实行这个制度的公司给所有未来的购买者发出了三重信息：一个负面的信息是它有时生产有缺陷的轿车，但更重要的是两个正面的信息：一个是即使缺陷碰巧出现了，它们也不是无法发觉的；另一个是公司真正关心消费者，不论时间长短将一律招回，并为这个不道德交易赔偿非常高的费用。正面的信息的强度完全超过了负面的信息，因此这个策略全面提高了可信性，唤起了信任并赢得了更多的购买者。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事前承诺
当责任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可信性由于被信任者的决定和行动而增加时，一种特殊的情形可以选择用来在事前承诺的标题下单独的讨论。打个比喻来说，这种情景就像是人们愿意捆上自己的双手或烧毁退路上的桥梁。更准确地说，事前承诺意味着被信任者有意改变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背景，使它更严格和要求更高，并使自己丧失了依照惯例应有的自由。
让我们看一些例子。在路易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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