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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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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比信任的功能性更不可能被直觉的情形。一个已经离过五次婚的人不具有作为可靠的婚姻伴侣的资格。如果一个航空公司有飞机失事的坏记录，旅客将不愿意乘坐该公司飞机。如果一个政府有专制或无效率的长久记录，它几乎不可能期望再次赢得选举。一个明显喝醉的人开车将不会被信任。而当人们知道某轿车生产厂忽视质量控制的时候，人们当然不愿意买它的产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信任导致了防御的措施——避免接触、割断任何关系，并且如果那是不可行的，就提高警觉、仔细审查并尝试对他人进行直接控制。它也可以通过动员控制机构的后援保护性措施来防范参与者可能的信任背叛（例如，在有证人在场时做交易，由公证人证明，要求独立的附属担保的债务或诉诸诉讼）。通过提高有害行为的代价，不被信任的参与者可能因此被迫做出更合作的、值得信任的行为。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关于功能失调的信任的简要规则：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同样是功能失调的。作为理想化的总是好的信任在这里破碎了：“信任最终可能是愚蠢的并且甚至可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仅仅信任本身不会必然很好地帮助驾御复杂性——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包括快速的毁灭”（Hardin 1993： 513）。信任的最明显的功能失调性出现在第一种情景中，它可以被贴上盲目或天真的信任的标签；并且当一个人忽略了所有的可信任的指标并做了纯粹的“信任跳跃”（leaps of faith）时，或当一个人不考虑消极的证据时，或当一个人被有意识地人为的伪造的可信性误导时，它都可能发生。盲目的或天真的信任为重大的损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在委托或唤起的信任情形中，它敞开了滥用或自私地利用的大门。参与者将非常可能使用与信任的信用一起得到的给予行动的自由，通过滥用或背叛信任来反对信任的给予者。“如果被信任者不是值得信任的，信任者比信任没有被给予时情况更糟”（Coleman 1990： 98）。设想一下，如果某妇女发现她的丈夫说谎，如果某投资者被一个诈骗犯骗光了钱，或如果某旅行者与明天就要破产倒闭的冒牌旅行社预定了一次旅行，或如果某银行因不讲信用而被注销。除了当时的损失，盲目的和天真的信任将激励未来的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它表明背叛信任可能有利。一个有趣的并且特别不道德的这种信任的病理学情形发生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对独裁的统治者或有魅力的英雄的盲目和天真的信任（例如，在斯大林那里被称作“个人崇拜”，在希特勒那里被称作“元首至上原则”。信任在这里通过教化和宣传，伴随着对可信任暗示的极端的夸大，被人为地操纵。那里有声誉的赞颂（英雄的事迹、战争的胜利、智慧的证明、表现的奇迹），信用证明的制造（勋章、奖励、学位），表现的歌颂（给国家带来和平、使敌人走投无路、促进了繁荣），外表的提升（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大元帅制服、勃列日涅夫的服装上的一排勋章），那里就伴有情景支撑的印象（华丽的宫殿、高耸的颂经台、巨大的办公室、宏大的办公桌、一打保镖、加长的豪华轿车等）。
不信任同样可能是功能失调的。这发生在我们的第二种情形中：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这可以被称作强迫性的或偏执狂的不信任。它可以表现为不考虑可信性的可靠的暗示（他 “原则性上” 不信任），或不相信积极的评估（他“更了解”），或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严肃地对待开玩笑的不值得信任的存在（例如，在狂欢节上，他向一个假扮成强盗的朋友开枪射击）。这种强迫性的不信任的主要的功能失调是丧失了潜在的建立关系的机会，或完全抛弃已存在的有益的关系。在不合理的不信任的参与者这一边，它造成愤恨、激动，并致使关系疏远。强迫性不信任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变成制度化的不信任角色：海关官员、剪票者、保安、警察。由于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在起码不信任很多值得信任的人的这种广为人知的情形之下（在侦察走私者或没有票的乘客时，或在超市抓小偷时，这些状况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公众对这种职业的态度为我们前面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他们面前就会有怨恨和特殊的不舒服。它来自于被冒犯的尊严——针对没被证明是合理的怀疑的情绪，以及与牢固地内化的“在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的”规则的不协调2。遭受没有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人们常常表明强烈的自我控制，发出没有犯罪的暗示，表现无辜的表情，努力否认预先假设的犯罪并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例如，那些在机场通过海关的人们表现的身体语言和令人安心的微笑，或那些在起飞之前通过磁性检查门的人的标准的玩笑）。
人们可能会论证说，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个初次认识者信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一种“信任跳跃”，可能是有用的。“不能展示信任限制了赢得信任的机会”（Luhmann 1979： 40）。而且我们可能处在不可能得到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充分证据的情景下。有些时候冒险的、盲目信任可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基础上”（Gambetta 1988： 234）。它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它可能唤起责任、回报的义务并提高参与者的可信性。动机的平衡性可能倾向于回报以值得信任的行为。“有人对我们寄予信任的纯粹事实使我们感到相应的义务，并且使背叛信任更加困难”（Dasgupta 1988： 53）。以这种方式，信任可能使被信任者成为值得信任的。几个被接受的基督教的信条就是基于这种原则。“以它的基督教的虔诚的形式……这种理想被定义为上帝面前人人皆兄弟；每一个人的信任和相互信任只有通过毫无保留地信任全能的、所有的仁爱都是无私的上帝来超越”（Barber 1983： 16）。另外，“甘地（Gandhi）……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精神中宣扬说，持续的信任最终将把一个人的反对者提升到这样一点，即使他不立即回报，他也会回应以好的诺言”（Chong 1992： 699）。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一旦参与者被证明是麻木不仁，或太过于玩世不恭以致于不会受到那种有益的影响，所有失调的结果将会出现。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将表明相反的盲目地跳进不信任的情景的功能性。强迫性不信任似乎总是并且毫无指望的是功能失调的。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信任和不信任在其中发生的单个关系的功能性和功能失调性。现在我们把讨论转向更复杂的“信任系统”（Coleman 1990： 175）并探究这种关系的联合网络的功能和功能失调。随着这种网络变得更复杂，对信任的需要和信任的重要性增长了：“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才是可能的……为了增加一个社会系统使其行动超越这些基本形式的潜力，信任是不可缺少的”（Luhmann 1979： 88）。
信任系统可以概略地分成四种类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出现各种混合的类型）。如果在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信任，合作将发展的更顺利，并且将获得一种自我增强能力。信任促进信任。当信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信任的文化。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情形是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时，它可能在当时产生一种信任文化，但是它将是单方面的（只约束信任者，而不约束被信任者），并且随着信任背叛的证据的积累，它将很快毁灭。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性和不断的信任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自我增强的，加深玩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将开始启动。不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Luhmann 1979： 74）。这种进程的机制被西塞拉·鲍克（Sissela Bok）所揭示：“欺骗的事例能够并且将会增加，带来不信任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多的欺骗，在说谎者这一边失去个人的标准以及因此有更多的欺骗，这被那些目睹欺骗及其能带来报偿的人模仿，再一次产生更多的欺骗”（Bok 1979： 110）。
最后，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强迫的不信任，作为怀疑的片面的规则，它可能暂时获得规范的认可。它同样可能启动一个恶性循环：“不信任一旦开始，了解它是否事实上曾经被证明是合理的将很快变的不可能，因为它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产生与它自己现实的一致性”（Gambetta 1988b： 234）。总之，不信任显示了特别强的顺应力：“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Luhmann 1979： 89）。“如果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背叛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也将终结。然而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的很好，我们将不会有同样的可能做出相反的推断”（Good 1988： 43）。但是，面对持久的、反复值得信任的行为表现，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将可能被反转，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不信任可能被终结，为信任文化的重建让路。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根植于文化和规范系统之中，它们就获得了它们自身的功能和功能失调。信任文化常常激励合作与参与。“文化可能是确定组织的数量和特点的限制因素”（Banfield 1967： 9）。但是只有规则是两面的：它们限定并且因此释放信任，而且同时强烈地谴责并且因此阻止信任的背叛，它们才是起作用的。起作用的信任文化必须包括以积极的认可调动可信性的强有力的规范和以消极的制裁阻止信任的背叛的强有力的禁忌。当信任文化是单方面的时候，完全聚焦于规定信任，而忽视或宽恕信任的背叛，它事实上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有高度的功能失调的后果。当天真的信任文化在反复的信任的背叛条件下受到惯性的保护，并且使不可信性盛行的时候，它就是功能失调的。能够节省花费，挽救损失的防犯性的警觉被放弃了。当它要求盲目的信任，禁止批评和怀疑，不许任何对被信任者的监督或检查时，这种信任文化甚至是更加功能失调的。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独裁的统治者的情形中发现了这种信任文化，它也在由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所描述的被称作“群体思考综合症（groupthink syndrome）”——当极端的群体内聚性导致完全的服从而禁止任何不同意见时——中被发现（Janis 1982）。
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调的；它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信任被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合作性事业必定倾向于失败，因为一个人能做什么或有理由做什么依赖于他人已经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Wornock 1971： ch。 6； quoted in Bok 1979： 307）。不信任文化限制了潜在的互动伙伴的范围，并且阻碍互动的启动。通过这种方式，它意味着将会失去一长串可能有利的行动机会（Hardin 1993： 519）。它的后果之一在关于意大利南方人的一项经典研究中被描述为“超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没有能力在直系亲属之外进行共同的活动”（Banfield 1967： 10）。关于外部的社会世界，不信任文化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妄想狂的玩世不恭的氛围。社会生活在很大范围内遍及阻碍人们行动的复杂焦虑、慢性的弥散的恐惧、怀疑、阴谋诡计、忧虑和不祥的预感（Banfield 1967： 106）。
当不信任文化失去了任何现实的基础，并且在可信性提高和逐渐产生的达到信任（确证、归还或回报）的愿望——只要有这种倾向——的条件下，仅仅由于惯性才得以维持时，它才变的特别功能失调。这正是班菲尔德在意大利人的环境中所观察到的：“现在的民族精神将倾向于使它自己延续很长时间，即使产生它的很多环境不再以旧的方式起作用。长久确立的思考和评价的方式有它自己的生命，独立于产生它们的特殊的条件”（Banfield 1967： 160）。用更一般的术语来说，当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时，在信任的动力学中，相同的时间滞后和不同步性已由艾森斯塔特和龙尼格注意到：“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它尤其体现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可能不同于信任和意义的建构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Eisenstadt 1984： 28）。
虽然我们把不信任文化看作基本上是功能失调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有些环境中，它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让我只给出这种例外情形的两个例证。第一，在宏观的历史水平上，我们必须注意先于所有重大革命的普遍的不信任的重要性。但是这是有限的不信任；它涉及政治权威，或阶级敌人，但它常常与各阶层的革命者之间强烈的信任文化一块出现3。在这种意义上，有限的不信任文化是带来社会变迁的原因。来自微观社会学的第二个例证前面已经在稍微不同的情形中讨论过。它是在一些职业群体中出现的不信任文化，对于它的职责的正当行使是必不可少的。海关官员、边界卫士、机场管理员、公共检察官、警官、间谍必须培养对于他们的角色来说所必需的倾向性的怀疑意识。但是这同样是有限的不信任指向潜在的嫌疑犯，这常常伴随着一种信任的文化，或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团体精神。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的道德品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信任或不信任是起作用的或功能失调的。但是这与说信任是好的或坏的是一样的吗？判断信任和信任文化的功能性或功能失调性，我们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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