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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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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信任或不信任是起作用的或功能失调的。但是这与说信任是好的或坏的是一样的吗？判断信任和信任文化的功能性或功能失调性，我们把社会的客观特质作为参考的要点。一个是能动性水平，另一个是互动的强烈性和广泛性，第三个是它们的创新性、开放性和自发性，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合作性和牢固的联结。但是这种特质存在对社会总是好的吗？看一些相反的例子：在黑手党中有高度的能动性，很多的合作与参与，也有热情的互动。也有很多信任或信任文化遍及在黑社会成员之中（Gambetta 1993）。或看另一个例子：合作和信任的牢固联结当然伴随着一些种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极端沙文主义以及一些宗教团体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我们能喜欢这种信任吗？如果不喜欢，我们如何把它从好的信任中区分出来？这个问题使我们放弃功能性的客观标准而转向另一层次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非客观的，道德的超越性判断。我们必须问：信任什么？以及信任谁？在此，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进来了。
信任本质上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视情况而定。“既有道德的信任关系，也有不道德的信任关系”（Baier 1986： 232）。要确定哪一种是道德的，哪一种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参考信任关系的网络，或渗透着信任的共同体，或信任文化出现的广阔背景。信任不再是对于参与者，或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功能性问题，而是对于广阔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在这种超越的水平上，这变成了评估功能性的广阔参照框架。但是我们把广阔的社会的什么特质看成对评估功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呢？在此不能逃避价值论的或道德的选择。没有价值是自我证明的，或可被经验证明的。但是让我们武断地选择一个非常一般性的选项：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和平、和谐和统一的，而不是战斗的、受冲突困扰的和分裂的。在没有陷入选择有效性的可能的争论的情况下，我建议用它作为评价信任的更为广泛的功能性的参照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对于社会的这种有价值的状态。
似乎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是当信任的内部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广阔的社会，尤其是对它的和平、和谐和团结的状态的维持）相一致时。这可以被称作集中于它所包含的对象的世界主义的普遍信任。普遍信任就是对他人不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向他人敞开的，拥抱他们，把他们组合进信任的网络。在合作性机构、委员会、工作组、任务小分队、大学，以及类似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信任的联结，在这里内部的信任帮助集体的活动，对广阔的社会有用：提供物品、信息、服务、安逸等，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例证。与班菲尔德的术语相反，它可以叫做“道德的家族主义”（moral familism），它把像家庭一样的内部凝聚的群体与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类家庭出现的广阔社会用内聚性的有益的关系连接起来。最有名的例子来自日本，当血缘关系结构和职业结构互相结合，由共同的、包容性的信任所引导的时候，鼓励这种信任，把它变成规范性的信任文化，对广阔的社会系统是有益的（从我们已经假设的价值论的视角来看）。
当内部信任的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广阔社会和假设的有利状态）不一致，出现了从那个视角来看的功能失调时，相反的情形发生了。信任假设了外界事物具有局限性的、特殊的、分裂的特征。它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分严格的界线，“我们”与他人相分离，怀疑他人，对他人怀有敌意。有时它甚至拒绝给予他人任何道德上的权力，包括生存的权力。这种“宗派主义团结”（Misztal 1996： 217）与班菲尔德的“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相类似。就像他对信任所描述的，存在“最大化核心家庭短期的物质利益的规则；假定所有的他人都会那么做……一个遵循这个规则的人只是在与家庭之外的人的关系中是没有道德的，在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他采用对和错的标准”（Banfield 1967： 83）。在做必要的修正后，这个描述适合其他的例子，包括黑手党、犯罪团伙、青少年街头团伙、沙文主义种族共同体、民族主义运动、宗教派别、足球狂热者，以及很多其它类似者。更多最新的例证可能来自中世纪社会，它强调忠诚和荣誉并且强烈地谴责出卖和背信弃义，在那里，信任“把一些小集团、家庭、企业、或赞助人与靠它们生活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人做斗争”（Silver 1985：5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内部的道德联系用于外部的不道德的目的。群体渗透着强烈的但是排他的信任，一致对外。存在高度发展的群体内信任，以及甚至发育完全的信任文化，但是同时存在强烈的群体间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可能完全是群体内的事务——种族中心的、小集团化的、制造冲突的”（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7）。削弱这种内部的和排他的信任文化的基础将有利于广阔的社会系统。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替代品（1）
我们对信任功能的讨论已经表明——有很多例外、相对化和反例，这些都已得到考查——信任对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他们所属的群体，以及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和平、和谐与内聚的性质，具有普遍有益的影响。功能主义推理的逻辑引导我们猜想，当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它相似的东西的渴求的备选的安排所填充。这些就是信任功能的替代品（the functional substitutes）。
这种替代品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计谋设计出来用以应对在所有与他人的交易中因缺乏信任带来的持久的不确定性和连续的风险。“任何一个不信任的人必须……转向功能上等价的减少复杂性的策略，为的是能够完全限定一个在实践上有意义的环境”（Luhmann 1979： 71）。第二，当这种替代的计谋在社会中变成典型并广泛扩散的时候，它就可能变成更模式化的策略。这样，它们就提供了已经做好的帮助，替代所缺乏的信任的程序库。人们不需要从新发明信任的替代品，信任的替代品只是模仿其他人所做的代表性的事情。第三，典型的、广泛传播的应对信任匮乏的标准化方式可能获得规范的认可，变成规定某种行为的准则，或甚至变成经过设计的对付信任缺失的复杂制度。问题是某些这样的计谋、策略和制度明显是病态的。它们作为对没有实现的信任的功能的校正性替代品而出现，它们自身对广阔的社会产生了功能失调的后果。
第一种适应性反应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从行动论（discourse of agency）向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回归，求助于古老的“福逖娜”（Fortuna）（命运女神），而不是努力。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上帝、命运、宿命——被招来作为某些不真实的确定性的支撑点。它们被想像出来处理这样的情况，而对这些情况，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5。班菲尔德研究过意大利的蒙特格兰诺人（Montegrano），对他们来说：“只有上帝的干预……才会制止发疯的狂暴事件，建立片刻的秩序和可预测性，并因此为成功的努力成为可能创造条件”（Banfield 1967： 108）。但是普通人只能“等待和观望”。这种“对一个人不能控制的遥远事件的模糊的和一般性的［类似］信任的意识”（Giddens 1990： 133）可能带来某些心理上的安慰，压抑“焦虑、担心和恐怖”，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它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消极主义和停滞。
第二，信任的十分不正当的替代品是腐败（Elster 1989： 266）。由于在社会中传播，腐败提供了一些引入歧途的秩序和可预测性，一些对混乱环境的控制的感觉，一些操纵他人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方法。贿赂提供了控制决策者的感觉和有利决定的保证。给临床医生、教师、老板送“礼物”是为了确保他们受到有利的或优先的对待。“当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者贿赂而能够逃避惩罚的时候，他将行贿……他所做的将被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社会所采取……行贿和徇私因此被广泛传播了”（Banfield 1967： 92）。所谓的社会联系的网络被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互惠、“关系”、交易、病态的“伪礼俗社会”（Merton 1968： 163）的网络——相互操纵和利用的玩世不恭的世界——所代替（Gambetta 1988c： 158…175； 1993）。
第三种机制是过度生长的警戒（overgrowth of vigilance），把对他人——由于强制机构的缺乏效率和不严格的标准，它们的能力和诚实是令人怀疑的，它们的功能自主性被认为是弱的——的直接的监督和控制放在私人的手中。很多私人安全力量超越了公共警察、配有岗哨的用高墙围起来的社区、私人手持枪的增加、在车或住宅安装保护装置、用残酷的方法讨债或强制执行其它商业义务的私人机构——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发展都清楚地表明信任已经瓦解了。
第四种机制是过分地诉诸诉讼（excessive litigiousness）。如果商人不信任他的商业伙伴，他们将不再握手。他们将试图通过正式的方式保护所有的关系：签订过分详细的合同，坚持间接的和银行的担保，雇佣见证人和公证人，以及在他们的商业伙伴的任何甚至非常细小的背叛信任的事件上诉诸诉讼。当代社会评论家所称的“不断增加的诉讼倾向”、“不断增加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的使用”、“一个干涉主义的司法制度的出现”（Wolfe 1991： 8）是信任衰竭的另一个指标。就像福山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规则和信任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越多的人依靠规则来规范他们的互动，他们之间越少信任，反过来也一样”（Fukuyama 1995： 224）。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替代品（2）
第五种机制可以叫做强迫集中居住（ghettoization），也就是封闭（closing in），在异族的危险环境中围绕一个群体建立不可贯穿的边界。在一个广阔的社会中，弥散的不信任由与陌生人恐怖症和对外国人的敌意相匹配的对部落的、种族的或家族的团体的强烈的忠诚所补偿。人们把他们自己隔离在拥有有限和亲密的关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与其他群体、组织、和机构相隔绝和严格地分离。通过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减少了它的某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20世纪前五十年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从来没有能够被同化，并且仍然倾向于生活在亲密的社区中，培养传统、宗教忠诚、民族语言和风俗。这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解释：在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遭受贫穷的、来自前工业化环境的、并且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而且是异族的社会环境的群体中，不信任文化得到滋长（Znaniecki 1918…20）。
第六种反应可以称作父权化（paternalization）。当“不信任文化”发展了，生存的“焦虑和恐惧”变得不能忍受了，人们开始梦想一个具有父亲特征的人物、一个非常独裁的领导者、一个性格具有非凡魅力的人（元首或领袖），他将用铁的手腕清除所有不值得信任（“可疑的”或“异己的”）的人、组织和机构，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用武力在社会生活中重建秩序、可预测性和连续性的表象。“在一个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社会中，弱者将喜欢一种用强有力的手腕维持秩序的政权制度”（Banfield 1967： 93）。当这种领导出现时，他很容易变成盲目的替代性信任的焦点。“有非凡魅力的领导（比如塞比太·塞维（Sabbatai Sevi）、隐士彼得（Peter）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出现很可能发生在信任或合法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时期”（Coleman 1990： 106）。对放弃责任的相似的渴求也通过其它的机构：广泛传播的异教、派系、要求完全的忠诚和全部的未分割的承诺的“贪婪的共同体”（voracious munity）得到满足（Coser 1974）。它们变成了有着强有力的代用性父亲完全照看其成员的准家庭，。
第七种反应可以被称作信任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trust）。在对当地的政治家、机构、产品等的不信任氛围中，人们转向外部社会并把他们的信任存放在它们的领导、组织或物品身上。“结果似乎是，无论在生活的哪个舞台上信任被撤回，那么信任一定会安置于其它的某个地方”（Coleman 1990： 196）。与对当地的对象的不信任相反，这种对外部对象的信任经常是盲目理想化的，因为距离远、媒体的选择性偏差以及缺乏直接的相反证据，这样做甚至是更容易的。沿着这种思路，我们相信外国的经济援助或军事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或欧盟的成员关系，好像它们能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万能药。
注 释
1 它总的来说只是一个机会，因为可信性总的来说只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关于声誉（信任证明）、表现、外表、责任性和情景的促进性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如果它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确定性，信任就不再被需要。
2 作为对检查员的角色要求中的一条，他们必须假定相反的原则：“在被证明是清白之前，人们都可能是有罪的”。
3 政治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革命前的“从当权政府那里收回合法性”。
4 这似乎是意大利警方在与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主要秘诀。一旦一定数量的黑手党的叛徒打破了忠诚与信任的联结，指证他们的同伙，牢不可破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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