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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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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是对未来的极度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的情景的典型反应。我记得紧接在环球航空公司800号客机在纽约长岛上空发生毁灭性的坠毁之后，与在肯尼迪机场登上另一架飞机的旅客的交谈。其中不断重复的词句是：“这都是命运”，“必然发生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死，如果不乘这架飞机，我也会被汽车轧死”等。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信任的社会生成
可以有两种方式看待信任文化。一种是在第四章中所采取的方式，信任文化被看作人们支撑他们的信任赌博的基础之一。支撑信任的其它的基础是反身性可信性和信任冲动。但是信任的这些基础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事实上给定的，而是通过复杂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追踪了对他人的可信性的评估的复杂计算，并指向把这种评估推向信任方向的几个结构和制度性安排。我们已经勾画了信任冲动产生并在个体人格中确立的途径，强调了某些社会情景和形势在激发信任过程中的角色（健康有力的家庭生活、亲密和关爱）。在信任文化的讨论中，我们分析的还不够清晰，我们只是指出了它是根源于历史并且是集体地分享信任的积极经验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进行下一步，试着去确定使这种集体分享的经验更可能并因此创立对持久的信任文化的出现有利的环境的社会条件。
一、 信任的社会生成
信任文化的出现过程只是文化、社会结构、规范系统、制度、组织和所有其它宏观社会实体被塑造并定形的更一般的过程的一个特例。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我曾经提出研究这个过程的一个理论模型，我称之为“社会生成”（social being）（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我将详细描述并应用这个模型去弄清楚信任文化的社会决定因素。信任文化的生成将只被看成广泛的社会生成过程的一个范例。
社会生成模型有四个假设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至关重要。第一，社会过程的驱动力量是人的行动（human agency），即特定的有天赋的行动者在现存结构所提供的机会框架内所做的个体和集体的行动、决定和选择。第二，构成社会实践的正在进行的事件总是行动者的某些特质和结构的某些特质相结合产生的复杂产物，换言之，它们是积极的有能力的行动者对现存的结构机会探索的结果。第三，结构性条件自身和它提供的机会被正在进行的实践塑造和再塑造；它们是早期的多样性行动的没有意图的积累的稳定结果。第四，过去实践的结构化影响，形成结构化的传统，变成了未来实践的初始条件，并被作为结构性的资源来开发利用，而这种无限循环的过程使所有的过程都是可能的和开放的。
把这些假设应用于信任文化的建立上，我们必须首先强调这个过程的连续性，它从过去通过现在直到未来，不间断地展开。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人们使用信任并以三种形式做信任的赌博：给予信任、委托某种东西和唤起信任——组成的相应的实践。向后看回到过去，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某些接受下来的与信任相关的传统——即普及的信任或相反的不信任的文化氛围——中行动。那种环绕的规范性氛围依据情形使他们的信任的赌博更容易或更困难。向前看达到未来，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信任的赌博带来某些结果：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委托的有价值的东西还回来了，唤起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它也可能是相反的：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这种经验累积起来，如果被广泛传播和分享，将变成正常的惯例，并且最终变成规范性的准则。信任被证实的积极经验将产生信任文化；信任被背叛的消极经验将产生不信任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未来的信任的赌博的规范性氛围将会形成，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传递下去，而这个过程将无限延续。
我们也许注意到以前的信任或不信任传统对目前的信任的赌博以及对未来信任或不信任文化的自我增强效应。存在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所给予的被证实的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信任文化。存在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不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收回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怀疑文化（culture of suspicion）。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信任被证实或背叛的那一刻。如果信任常常被满足——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委托的东西被偿还了，而唤起的信任得到了回报——这个过程倾向于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向信任文化的恢复倾斜。另一方面，如果信任常常被背叛——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而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那么，这个过程转向不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向怀疑规则倾斜。
历史的和当代的证据都表明，一些社会发展了富有生命力的信任文化，而另一些社会则盛行地方性的不信任。也有一些社会从信任文化逐渐演化为广泛、普遍不信任的压抑情绪（例如，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参见Bok 1979； Stivers 1994； Putnam 1995b； 1995c； 1996），而其它一些社会则慢慢地脱离普遍的不信任文化，获得了广泛、普遍的信任程度的不断增长（例如，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参见Rose 1994； Piotr Sztompka 1995； 1996a）。要寻找解释这些现象原因的因素必须在结构的方向上开展，并对历史的维度和行动者个人的贡献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必须尝试详细说明有益于信任文化，或相反地有益于不信任文化的广阔社会背景，并且了解它们的影响是如何在时间中累积起来，建立起普遍信任或不信任的持久传统的。
是否存在任何为大众提供行动背景的宏观社会条件——它们将会提高实现信任而不是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它们将提供结构上的机会去进行能带来报偿的信任赌博，并且能有效地营造信任文化。尽管如此，做这种赌博的实际倾向仍然依赖于行动者的某些普遍特质：他们探究这些机会的意识和意愿。如果结构性机会和行动者的资源相一致，信任文化就易于出现。
当然涉及不信任，这些问题可以被反过来问。是否存在提高背叛信任可能性的宏观社会条件？是否存在这样的行动者资源——它们的存在将更加增强这种结构的强制性效果？如果结构的和行动者的因素相一致，结果可能是不信任文化的出现。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结构的助长性
我将假定五种宏观的社会环境通过实现信任的有益经验会有助于信任文化的出现，或相反，通过背叛信任的挫败经验推进不信任文化。第一种是规范的一致性（normative coherence），它的反面是规范的混乱（normative chaos）或迪尔凯姆意义上的失范（anomie）。法律、道德、风俗的规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框架，而它们切实可行的强制保证了它们的制约性（binding nature）。这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没有疑问、更加安全、有秩序、可预测，因为存在固定的脚本（fixed scenarios）表明人们应该和将会做什么。社会生活的这种规范的要求提高了其他人将满足我们期望的可能性。存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鼓励对预期的信任的赌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与信任、必要的诚实、忠诚和回报更直接相关的可强制执行的规范。它们的存在提高了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委托和唤起的信任也将被实现：即参与者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并给我们相互的信任。而在失范的条件下，事情就非常不同。在这里指导人们行为和指导强制服从的行动的各种社会规则是混乱的。行动变成了由一时冲动、瞬间的情绪、自私的利益所促动的偶然事件。除了最自我中心的、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是不可预测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要求拒绝给予预言性的信任（也许可将建立在纯粹的效率基础上的工具性信任除外）。而且涉及诚实、忠诚和相互回报的特殊规范和它们的强化物也被悬搁起来。人们失去了任何应尽义务的清晰观念，而且没有人考虑去强化它。所以报答的和互惠的信任崩溃了。知道这样，没有人敢把任何东西委托给他人，没有人相信信任可以唤起相互的信任。失范破坏了社会生活的规范网络（normative tissue）。
与信任被奖赏的可能性相关的第二种结构条件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它的反面，社会秩序激烈的变化。如果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权制度的网络是持久的、稳固的和连续的，它为社会生活、安全、支持和舒适的感觉提供坚实的参照点。人们遵循的不断重复的行为惯例使预测他们的行为成为可能。相似地，履行义务和回报信任不再是一种职责要求，而是没有疑问的、习惯性反应。人们简直就不考虑一个人按其他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信任因此更容易被给予，因为它将被实现、回报或相互给予的可能性高。就像吉登斯所观察的：“传统为对认同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的‘基本信任’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并且它也是其它信任关系的引导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停滞的社会才有益于信任。社会变迁和信任是相兼容的，但是只有它逐渐地、有规律地、可预测地、按缓慢的节奏和一致的方向进行时，才是如此。完全相反的情景出现在快速地、激烈地社会变迁期间，革命是它们最好的例子。不稳定性破坏现存的社会生活网络。人们突然面对完全解体的社会秩序：重新形成的群体、新的联合会、机构、组织、政权制度。旧的习惯、惯例和熟悉的行为模式不再是适当的。疏远、不安全和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了。日常行为和长远的生活视角失去了稳定性和固定性。每件事情突然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被确切预测。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期望将不被证实，以及因此我们预期的信任被背叛的机会将提高。与此相似，其他人对委托或唤起的信任将不加思考地遵循熟悉的反应的可能性减小了。在持久变迁的“后传统” 社会，不信任如此充分发展是不足为奇的。
与信任的倾向相关的作为背景的第三种宏观社会因素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以及它的反面，社会组织的普遍的秘密性。关于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权制度的功能、效率、成就水平，以及失败与病态的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了一种安全和可预测的感觉。如果它们的构造、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运作原理、能力及成效是高度可见的——被公开报道、容易检查、容易理解，人们倾向于把它们与信任联系起来。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期望什么，并且即使社会组织失败或出现故障被认为是可能的，它将不会使任何人遭受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如果运作原则是不清楚的、难于理解的、远离视线的、被神秘的面纱包着的，可以推测一定有某种恶兆要隐藏；将会出现很多流言、闲话和阴谋，而且人们对给予信任将犹豫不决。
第四种因素是人们对采取行动的环境的熟悉性或它的反面即陌生性。我们所说的环境指的是环绕人们的自然的、技术的和文化的直接“生活世界”。它包括各种组成部分：地形和地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颜色、味道、气味、想像等。在这种条件下，施加于信任的影响背后的逻辑与前面提到的稳定性的情形是相似的，因为它也与熟悉的行动路线有关，除非它涉及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发现自己被转移了，在一个新的环境，而不是呆在旧的但是变化了的环境。这时新的环境是否与他所熟悉的环境相似就很重要了。熟悉的感觉产生信任。就像吉登斯所强调的：“熟悉是信任的根本”（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熟悉为一个人提供了安全、确定、可预测、舒适的感觉。它有效地制造了产生信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很容易相信：充满信任的预期将被实现，委托的价值将被照看并归还，并且其他人将回报以相互的信任。旅行家和商务旅行者常常找他在家通常光顾的同一家宾馆或餐厅的连锁店，吃相同的食品，到相同的商店购物。消费品产业通过它们的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可发现的假日酒店、麦当劳和比萨饼快餐，以及贝尼顿（Benetton）或盖普（Gap）商店给人们带来便利。广告强调的重点正是房间、膳食或衣服将完全与家里的一样。另一方面，当环境完全不同、陌生或不熟悉的时候，很多不确定性和焦虑可能产生了。人们感到威胁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反应。一些移民社区的命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由托玛斯和兹纳涅茨基所开展的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描述了个人的和群体的病理学——同一性的丧失、共同体的瓦解、越轨和行为不良——部分地归因于完全不熟悉的新城市和产业环境，以及外国技术文明的冲击，除此之外也包括农民被从波兰南部山村移植于其上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冲击（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
第五种条件是其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它的反面——任意（arbitrariness）与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前面已经作为衍生的可信性的重要暗示被广泛地讨论过。作为回应，在我们这一段的讨论中，以稍微不同的面目出现。如果有大量的、容易获得的和真正起作用的一套机构，设置标准并提供对产品的检查和控制，欺骗的危险就被减小了，并且程序的规则性被维护了。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确认，或其他人对他们的义务没有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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