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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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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产生信任的（trustgenerating）特征相同的逻辑，但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独裁的政权制度造成普遍的不信任。第二个原因与互惠的机制有关。信任是单方面的、向上指向统治者和政权制度的，它并不带有统治者对公民的相应的信任。公民被看成是可疑的、永远是不忠诚的、不服从的、会犯罪的6。所以，他们时刻处在监视和控制之下。就像我们前面已多次论证的那样，信任制造信任，不信任也产生相互不信任。统治者太多的监视、控制和高压政治具有相反的结果：怀疑、操纵和欺骗的感觉产生了怨恨和犬儒主义，因此破坏了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人们发现对政治权威的广泛不信任——政治学家称之为合法性的收回——伴随着最独裁的政权制度。这是独裁政治的悖论：制度化的信任产生普遍流行的不信任。当然这常常不足以破坏独裁的政权制度。纯粹强制的权力足以使独裁政治作为高压政府长期延续，而无需任何借口去得到公民的持续支持。
当自发的信任衰竭了而制度化的信任崩溃了的时候，替代性的功能调整就可能会出现。它们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求助命运，被动地、驯服地接受现有的条件。第二种形式是腐败（贿赂、特惠主义、裙带主义），通过取悦政府官员和交换利益，它代替了权力和影响的所有正常渠道。第三种形式是强迫集中居住，这时人们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躲进惟一保存的紧闭、熟悉和安全的孤岛，即家庭和朋友圈中。
注 释
1 那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更安全，并且更信任他人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独裁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不安全和受到威胁的原因。在后一种情形，我们感到受当地政府官员的专横意志的支配，只受到我们自己的可以信任的国家和在我们口袋中的护照的远距离保护。在前一种情形中，我们感到我们有权利，并且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或被滥用，我们能够求助于各种机构的帮助和支持。
2 就像古典的政治哲学家所说的，政府是人民的受托者，它被委托去履行它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Silver 1985： 53）。
3 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的权利”。
4 事实上这不仅适用于授于权力，而且适用于公共机构的日常运作和它们起作用的类型。如果公民受到体面的对待，作为合伙人而不是作为臣服者或甚至作为嫌疑犯，他们更倾向于给予信任。政策的风格是产生信任或不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变量（Przeworski 1995：76）。公民越感受到自己不被政府信任，他们就越少信任政府。
5 一些作者认为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交流对民主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或沟通行动的观念（Habermas 1984； 1987），或德赖泽克（John Dryzek）的“话语民主制度（discoursive democracy）”概念（Dryzek 1990）。
6 在波兰的杂志上的一幅著名的漫画表现了一位正在给政治局委员做演讲的共产党领导。他说：“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刚刚做出决定不改变政府，而是换一个更加驯服的社会”。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共产主义统治到反共产主义
变迁：一个案例研究
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通过选择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来清楚地说明并确证关于信任的一些理论分析。大多数社会现象和过程在深刻的和快速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条件下最容易进行仔细地观察研究似乎是站的住脚的假设。当社会的节奏加快了，并且它的范围扩展了的时候，社会生活的因果机制就更加突显，变量就采取更极端的形式，其发展的动力学就更容易被抓住。这个假设也必定无疑适用于信任这个的“脆弱的资源”的兴衰变迁：它的出现或衰退1。由于承认了这种基本原理，我选择了共产主义剧变之后最近在东欧进行的社会转型作为对信任进行经验描述的“策略研究场所”2。我将描绘在1989年的革命性事件之前、之中，并且尤其是在目前的西方类型的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的建造和巩固阶段，信任和不信任的起伏变化。我们在本书中发展的概念和模型能够解释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复杂轨迹吗？这个报告将特别谈到波兰，但是为了对当地历史的偶然性进行必要的校正，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一地区的其它社会。因此我打算概略地介绍一下历史的关键事件。历史的事件将只提供必要的背景，而我们讨论的焦点将放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无形“氛围”上。这将是从“软的”文化主义的视角对波兰最近历史做鸟瞰式的观察。
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既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也不知道到何时结束。但是为了书写历史；人们必须从某一确定的时刻插进来并为叙述选择一个通常被人认可的起始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胜利者之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定的结果是在波兰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体制，其实践为我想讲的故事提供了背景。在我以前的著作（Piotr Sztompka 1993a，1995）提出的社会生成（social being）理论中，信任像其它文化和结构的成分一样，被看作积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以前的事件的痕迹积淀在制度、规则、符号、信念（比如，法律、道德、风俗、学说、意识形态、宗教信条等）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比如，他们典型的个性、知识、倾向、爱好等）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心理模式。而这些反过来又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要遭遇的条件（限制或促进）。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生长发展的过程中碰巧遭受到相似的重要社会影响力，及经历了同样重大社会事件的人民大众——在过去的影响和展开的未来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存在一种“同辈人效应：当特殊年龄的一群人对一组刺激做出反应……并因此在整个一生中都受那种反应的影响”（Almond and Verba 1980： 400）。这解释了某些以前的结构——尽管已经被取代了——在当前如何可能仍然被感觉到。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集团文化
在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曾经经历了大范围的独特的文化成长环境：共产主义集团（也许最接近的历史类比是巨大的古老帝国的联合体）。很多东部和中部欧洲的民族国家被强加了苏维埃制度和组织形式，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并且强制了他们几代人，共产主义政权制度成功地创造了共同的文化架构：典型的为整个集团所有的独特的价值、规则、规范、法律和标准体系，凌驾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上，并且与广阔的全球文化相对隔绝。尽管在贯彻这些文化规则时，在严格程度和方式上有明显的民族多样性（民主德国不同于匈牙利，波兰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等），但还是存在根本的、潜在的共同性。在被称作“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socialism）制度之下的生活已经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文明综合症。“苏联人不仅仅是属于苏联的，波兰人也不仅仅是属于波兰的，德国人也不仅仅是属于德国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他们是所有经历了40—70年不等的（非常没有规律性的年数）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的居民。这是一些它们共同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特殊东西”（Krygier 1995： 7）。这可以被称之为典型的“集团文化”。相对于本土的、民族的传统，集团文化越占优势（通过强制的教化），它越与全球化的文化进程相隔绝（通过强加的隔离），这种综合症就变得越强大和有破坏性。它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比产生它的系统有更强的生命力，仍在困扰着当前的民主改革：“改革者必须认识到的基本问题与如下的事实有关：在与那些应该充满新制度的实践非常不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习惯，仍将塑造着每个个体的日常行动”（Marody 1990：167）。
集团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是广泛分布的信任的侵蚀。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我在其它地方（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分析过的集团文化的很多方面之中，有一些对信任的衰退要负有直接责任。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组织思想和行动的最根本和长久的文化准则是两个生活领域的对立：私人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官方的）。就像斯泰凡·诺瓦克（Stefan Nowak）所说的那样：“普通波兰人的生活是在两个相互重叠的世界中过的：私人联系的领域和公共机构—官方的领域”（Nowak 1987： 30）。这种对立以很多姿态出现：“社会与政府机构”、“民族与国家”、“人民与统治者”、“我们与他们”。用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使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术语，这些术语最近被杰夫里·亚历山大用于相似的目的，它把所有这些论述的共同核心定义为“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Alexander 1990）的二分法。沿着亚历山大的预感再前进一步，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对立的二分法具有一种不可明确估价的道德意味（Alexander 1991；1992； Alexander and Smith 1993）。私人的（特殊主义的）领域是好的领域——美德、尊严、自豪；而公共的（普遍主义的）领域则是坏的领域——邪恶的、轻蔑的、羞愧的。在私人领域开展的活动是高尚的，而任何与公共领域的联系——用亚历山大的另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污染的”（polluting）。这里有明显倾向于私人世界而远离公共世界的“文化偏见”（Thompson et al。 1990）。也许迪尔凯姆将接受把前者看成“神圣的”领域而把后者看成“亵渎的”领域的看法。这种两极的二元对立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论述建立于其上的中心的组织原则、核心的文化前提。如果一个人同意亚历山大所说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是民主话语的显著特质（Alexander 1990），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语被证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这是不奇怪的。不足为奇的是，甚至当独裁政权体制的表层已经被粉碎的时候，我们仍将发现它竖立在民主改革的道路当中。
“公共的与私人的”二分法的两个表现似乎对于信任的衰退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第一，在信念领域，最不道德的是真理的双重标准：官方的和私人的。官方的统计和日常的观察之间，大众媒体的信息和常识（“电视在撒谎”是共同看法）之间，正式的科学论断和经过审查的真理（典型地表现在有偏向的史学、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和教条的哲学中）之间，以及甚至——尤其在斯大林时代——在被认可的艺术形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艺术家的自发的创造性之间的差异表明了这一点。结果在与国家及其机构相关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并且相反，天真地相信或者来自私人来源或者来自外国媒体（例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德意志运动）的所有信息。一个经常被注意到的对各种流言和闲话——甚至是最牵强的——的易感染性证实了这种认知的混乱状态。
第二，在行动领域，破坏性的结果是由独裁统治造成的（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短暂时期接近于极权主义的模型，但是后来，在斯大林死了和1956年发生的前民主运动的浪潮之后，变得更自由化了）。专制的或父权式的政治意味着公民要遭受唯意志的和武断的政策，政治的或行政的决策标准是秘密的和完全不透明的，过程和规则是不一致的，而且被限定于统治者所界定的便利之中。这产生了分布广泛的冷漠和消极主义，加上焦虑、不确定感和怀疑。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都被认为是异己的和敌对的；政府被看成是充满阴谋、欺骗、玩世不恭，或至少是愚蠢和缺乏效率的竞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它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的信任被破坏了。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1）
与这种共产主义过去的背景相对照，我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的说明。它将被作为在我们短暂的信任历史中的第一个阶段。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的统治下的相对繁荣和自由伴随着人们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渴望。在1975年进行的的全民调查中，92％的应答者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以前更快，16％的应答者相信他们的社会条件在下一个五年中将更快地改善，而65％的人相信他们将得到稍微的改善（Sufin 1981： 6）。1976年，当经济开始不景气而政府提高了食品的价格时，这种情绪突然改变了。在那一年的全民抽样调查中，72％的人认为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遇到了困难（Sufin 1981： 166）。罢工浪潮和全民抗议爆发了，而乌尔斯（Ursus）和拉多姆（Radom）城的罢工工人被残酷地镇压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波兰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以专业人士群体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结合的形式最终形成了。它的主要的支柱派别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Workers））和KPN（至高无上的波兰联邦（Confederration of Sovereign Poland））（详细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230…236）。波兰社会主义者把这种普遍的情绪描述为一种广泛的疏离感、深度的挫折感或相对于以前的上升的期望而言被剥夺的感觉。对这种状况的理论说明达到了强烈的批评的边缘。莱舍克·诺瓦克（Leszek Nowak 1991）构想了“三倍权力（triple power）”理论，这个理论声称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统治中心，同时垄断了政治统治、经济指挥和意识形态控制。简·卢特尼斯基（Jan Lutynski）分析了各种“造假行动”（Lutynski 1977）。这个概念表示没有任何内在意义或目的的令人迷惑的活动。它们的无意义性是为行动者所清楚地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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