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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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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察到表明信任缺乏的好几个功能替代品。第一，从行动论（在1989年达到顶峰）向命定论的撤退可以在调查结果中看到。在1994年，68。3％的来自华沙的应答者相信“对未来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依赖于运气”，74。2％的应答者同意“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被运气所引导的”，还有62。8％的应答者断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Marody 1996： 216）。这种信念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投机行为的爆发。碰运气游戏（洛托数码卡游戏及其它游戏）的流行，卡西诺链（casino chains）和宾果游戏（bingo establishments）以及提供虚幻的成功体验（例如，收看“幸运之轮”或其它娱乐节目）的电视节目的出现，可能是预示性的。1990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一（26％）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购买某些种类的彩票（CBOS Bulletin No。 8/1998： 8）。
第二，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腐败、裙带关系、特惠主义的传播。在1992年进行的全民族调查中，92％的人把腐败看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54％的人断言即使在简单的、无可争议的情况下，涉及行政部门时行贿是惟一有效的方法（CBOS Bulletin Aprril 1992： 40…42）。至于腐败最盛行的生活领域，人们都指向公共的和政府的领域：行政部门和公共机构（44％）、法院和审判员（41％）、警察（39％）（CBOS Bulletin No。5/1994： 113）。第三，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不信任从各种自我防御和自我保护方法的传播上就可以看出来。警戒被发展出来作为信任的功能替代品。枪支、气体喷雾器、带有个人报警器装置的加固的大门、特殊设计的锁和在家和汽车中其它反盗窃装置的销售；看家狗的训练；建有围墙的、层层设防的住宅和公寓，成长为繁荣的事业。为补偿国立机构的不可信赖的作用，出现了私立机构和组织的真正爆炸式的增加：私人保安、侦探机构，讨债者等9。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不受欺诈的自愿的联合会也增加了：消费者群体、承租人协会、债权人团体、税款支付者保护组织等。
第四，信任的外部化可以从期望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依赖外国投资和高度支持加入北约或欧盟等现象上看出来。超过49％的人知道欧洲一体化谈判，而48％的人声称对欧盟和它的政策持积极的看法。80％的人愿意波兰加入欧盟，43％的人希望立即这么做（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No。 3； Feb。 1993）。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甚至更强烈，这是对俄罗斯和其它后苏维埃（postSoviet）共和国的外部不信任的结果。但是这种对内部信任的外部替代也体现在消费者的行为中。即使相比较来讲质量相同而本国产品价格又低时，人们一致更喜欢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这同样包括农业产品、食物、服装和技术设备，尤其是汽车。外国及其企业是最好的商品生产者的刻板印象被普遍和不加批判地接受：德国的精密、日本的创新、法国的舒适、意大利的时尚；更具体地说，默西迪丝是最好的轿车的同义词，IBM是最好的计算机品牌，索尼生产最好的视听设备等。外部信任的另一个信号可以在投资决策上发现。在那些储蓄者中，尽管和本国货币相比利息率更低，外币被大部分人认为是更可信赖的。在所有的储蓄中，有大约36％被换成外币，最多的是换成美元和德国马克（GW； April 3； 1994），25％的波兰人相信换成美元储蓄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段（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
第五，对父权式统治的关爱，对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经济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的渴求，向各种平民主义者和煽动者敞开了大门。仍然存在对典型的旧体制的持久稳固的期望，“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负责，并因此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Ekiert and Kubik 1997： 26）。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假设工资一样的情况下，65％的人说他们将会选择在国有企业工作，而只有15％的人选择私营企业（CBOS Bulletin No。 4/1995： 98）。来自加拿大的商人斯坦尼斯瓦夫·蒂敏斯基（Stanislaw Tyminski）仅仅通过口头许诺快速的繁荣，在总统选举中竟然能够吸引15％的选票，这个例子似乎是那种平民主义的鼓吹者倾向的有效的指标。
现在让我们转向行为指标：由社会成员所表现的行为的典型形式。对自己社会的生存能力的普遍不信任的最强有力的信号也许是移民的决定。这是人们在生活条件变得不能忍受，并且看不到改善希望的时候采取“退出选择”（Hirschman 1970）的最清楚的形式。1989年经过布达佩斯逃离东德的难民潮，逃离海地、柬埔寨、越南或古巴的“船民”，或穿过美国边境的墨西哥人，都强烈地预示着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任何“内部信任”。同时，作为功能替代品的“外部信任”发展起来：或者是以“自由世界”“西方”等模糊的、弥散性的观念形式，或者是以更具体的目标化的最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的想法的形式。现在看一下波兰人的情形。在1989年以后很久，当以前的政治运动已成为过去，相当大的移民潮仍然从波兰奔涌而出，他们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和专业人士（临床医生、工程师、艺术家、音乐家、体育运动员等）。移民去向的优先等级排列如下：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典、希腊（Slany 1997： 94）。在1991—1995的四年中，112716名移民永久地离开了波兰（Rocznik Demograficzny 1997： 312）。在美国“签证处”波兰人一直有最大的配额，这表明申请人的数目也是最大的。德裔波兰公民到德国“新定居”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特殊事例。据德国红十字会估计，1980年最多有100000的在种族上属于德国的人生活在波兰。然而，从那时起到1991年，790000名“重新定居者“来到德国（Okolski 1996： 33）。这表明了“退出”趋势和通过假装——而且有时是伪造——外国血统以放弃波兰公民资格的渴望的程度。这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调查显示29％，或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严肃地考虑移民（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March 1993）。大约59％的人声称愿意临时到国外去工作（CBOS Bulletin No。 8/1992： 46）。并且事实上，在1995年超过900000的波兰人到国外旅行，他们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是去寻找临时工作（Rocznik Statyczny 1997： 112）。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2）
类似于移民的现象，另一种不同的“退出（exit）”选择是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中撤退（内部的流亡）。尽管是新的民主政体，“政治上一般化的‘我们与他们’——其‘国家’被看成是‘社会’的主要对抗者——在1989年短期的衰退之后重新获得了它的声望”（Ekiert and Kubik 1997： 26）。让我们只简单地论述一下这种现象的两个征兆。一个是选民的弃权。在波兰第一次民主的总统选举中，几乎50％的公民选择弃权，而在后来的地方选举中所有的参与者加起来大约只有34％，在城市中下降到20％。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只有43％的公民参与投票，而57％的人弃权了（Miszalska 1996： 172…188）。同一现象的另一方面是持续地不愿意支持国家干预经济领域。在相对较贫穷的国家，令人惊异的是如何能够募集到那么多的钱用于慈善行动，因为它们被明确限定为自发的和私营的，而不是政府行为。那些为“助人为乐大剧场”（Great Orchestra of Festive Help），是为残疾儿童募捐的在全国播出的电视马拉松）捐赠了大笔金钱的人却会为逃税用上他们全部的智慧。
作为选择，广泛的不信任可以通过选择“表达”而不是通过选择“退出”显示出来。那些不想选择移民或选择被动接受的人求助于集体抗议。大量的“抗议事件”是公共不信任的很好指标。当然这必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对抗议团体或运动和它们潜在有效性的信任。对官方政策的不信任被来自下面的“可以选择的对策”的信任所代替。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充满了抗议事件。波兰曾经不断发生了罢工、街头示威、抗议集会、游行、道路封锁、延续绝食的浪潮，表达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或对具体政策的特殊的不信任。就像艾克特和库比克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所断言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波兰可以归类于世界上最好争吵的民族之列”（Ekiert and Kubik 1997： 17）。他们的计算显示：抗议事件1990年是306次，1991年是292次，1992年是314次，1993年是250次（p。19）。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90年到1991年翻了一番，从115687人增到221547人（p。21）。在从1992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相信如果不罢工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获得的人从20％上升到40％（CBOS Bulletin No。 5/1993： 115）。
当我们检查人们指向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行为模式时，在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进行某些想像，也可以观察到不信任的存在。如果那种想像是不清晰的或否定性的，我们将会观察到现世主义倾向（presentist orientation）：只关心眼前的这一刻，忽视任何在时间上更遥远的前景。从这方面来看，有些学者把当代波兰称为“观望的社会”（waiting society），显示其“不愿意从长远的眼光计划和思考未来”（Tarkowska 1994： 64…66）。对未来的普遍不信任以很多方式反映出来。在教育决策上可以发现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决策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向无关，也不是为长期的生活计划所激发，而其目的似乎在于通过在一个令人愉悦的学术环境中度过很多年来延长没有疑问的青年期，和尽可能地推迟做出重大的职业决策。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为什么像考古学（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考古学）、艺术史、宗教研究、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大学系所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资料来源：对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1992、1993、1994年的最新统计资料）。当我们转向某些经济行为的流行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态度的其它证据。其中之一是在消费品上的巨大开销，而忽视投资和储蓄。59％的人宣称储蓄是完全不切实际的（GW； October 18； 1994）。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在私营生意上投资；只有14％的人严肃地考虑过它，仅有7％的人愿意在股市投资（GW； April 30； 1994）。但是甚至在那些决定投资的人中，也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投资仍然投在商业、服务业和资本运作上，而不是投在制造业或建筑业（Polan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125）。这反映了对法律规则、商业条款和经济政策一致性的不确定感。企图获取短期的即时利益，而不是尝试等待更大的但是延迟的利益，是对这种焦虑的合理反应。与此相似，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人寿保险机构仍停留在它的早期阶段，并且只吸引了少量的一群客户。
在经济领域，制度的不信任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在波兰经济中的一个新出现的机构——投资的投资者的典型行为显示出来。大部分投资者完全不考虑基于公司所报告的业绩表现的客观指标的“基本分析”，用的最多的是根据一些时髦的、神奇的诀窍所做的价格曲线的“技术分析”（“艾里奥特波浪线（Elliott Waves）”是特别流行的一种）。投资者似乎依赖最不能证实的流言，这展示了对所有的官方声明、统计数据或经济预测的普遍怀疑。他们由于盲目地模仿他人或追逐本能而被推来拉去，其结果是热情和沮丧的交替出现。
在服务业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最经常选择的是私人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当社会化的国家经营的医疗机构失去了它的垄断性，大部分患者立即转向私人医生和他们的诊所，尽管它们更昂贵。尽管有过多的学费，越来越多的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私立学校从公共教育中吸引学生。这慢慢地扩展到高等教育中，在那里，甚至具有很高声誉的国立大学也被一些喜欢新的个人成就的学生所抛弃。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好的服务的惟一可以信赖的保证是金钱。
现在让我们转向直接的意见、评价和提议，人们在其中用言辞表达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言辞的指标）。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于制度改革——直到现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功和它们未来的前景——的评价。1991年在罗兹（Lodz）的工人阶级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3。6％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和合适的（Miszalska 1996： 50）。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只有29％的人无条件地赞成改革，而表示不信任改革的高达56％（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58％的人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了（GW； February 22； 1994）。还有一次调查，69％的人做出如下判断：当时没有人控制国内事件的发展（CBOS Bulletin No。 1/1992： 8）。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而有55％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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