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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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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而有55％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当更具体地涉及波兰的民主制度时，人们甚至更加挑剔，在1993年有9％的人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没有民主，而只有22％的人把它看成是接近真正民主的（CBOS　Bulletin　No。　5/1993：　18）。两年以后，43％的人相信民主制度没有很好地起作用，而说它运转良好的人只有1％（CBOS　Bulletin　No。　1/1995：　62）。对议会的信任明显地跌落下来。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3）

　　　　与此相似，只有29％的人相信私有化带来了“向好的方面变化”（GW；　April　17；　1994）。而问及谁从私有化中受益，在1992年46％的人认为是富人，55％的人认为是骗子和玩弄花招的人，20％的人认为是老共产主义的“特权阶级”，只有4％的人认为是普通大众（CBOS　Bulletin　No。　9/1996：　102）。问及“谁受到了损失”时，66％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在1991年，59％的人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月，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的人认为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82％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的人选择了犯罪的增长，89％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62％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Miszalska　1996：　68）。只有大约12％—13％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48％、54％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GW；　June　28；　1994）。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有20％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的人预期会更坏，36％的人希望至少保持不变（GW；　April　17；　1994）。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的人是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55％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加（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3）。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252），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宗教领域（GW；　May　10；　1994）。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获得信任。48％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72％的人指责警察所起的作用，52％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惟一的例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80％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10。　　　　
　　　　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77％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October　1995：　1）；87％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62）；48％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1994）。高官的诚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1994）；60％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76）。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是缺失的：71％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55），72％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86）。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庭：79％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56％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36％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November　1993）。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GW；　March　21；　1994）。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July　5；　1994）。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Polityka；　June　25；　199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次调查中，56％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人，1992年是10。1％，1993年是8。9％，1994年是8。3％。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1993年是89。5％，1994年是90。3％（Marody　1996：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仇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例如，目前最不信任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或银行家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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