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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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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偏爱
有一些原因导致了对信任的社会学兴趣的新浪潮，包括学术的和社会的，固有的和回应的。与早期把信任看成个人的态度的心理学理论相反，信任现在被看成是人际关系的特质、人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性个体关系领域的特征、或个体在他们的行动中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讨论的作为目前对文化关注的征兆的全部六个概念中，信任是作为一个中心元素出现的，对待信任的这种文化主义偏爱是很明显的。
首先，信任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维度，就像阿尔蒙德和威巴所强调的：“市民文化”假设“一种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分布的政治能力和相互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80： 4）。政治信任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氛围的反映。“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换成与政治相关的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同样，对罗伯特·德尔（Robert Dahl）来说，“信任意识是自由—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Parry 1976： 129…130），对德尔［1971］的多头政治概念的评论）。这种信念在后来的政治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了。“最近，信任被看作‘市民’政治文化的关键”（Silver 1985： 52）。“政治文化文献认为，基于大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持久稳固需要在一般公众中出现相应的支持性习惯和态度，其中最根本的态度是人际间的信任意识”（Inglehart 1988： 1204）。
其次，信任一旦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它就变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横向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纵向信任，效忠和忠诚于政治权威的市民团结共同体将不会存在。杰夫里·亚历山大把“信任与怀疑”的对立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包含进“市民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Alexander 1992： 293）。
第三，尽管是内隐的，信任发展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高地位群体内部，信任是内含性的（一种阶级团结）。贵族式的自豪、贵族阶级的义务原则、“绅士”的典范只是在排他性团体构成内部相互信任的规则的几个例子。
第四，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充满信任的自发的网络、自愿的联合。参与和信任被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信任来自于丰富的联合生活，同时又有助于自发地产生新的交往并形成联合。“社会资本理论假定：一般说来，我们同其他人的联系越多，我们越信任他们，反过来也一样”（Putnam 1995 b： 665）。
第五，信任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相关联。对一致、团结和人际和谐的关注显示了信任的重要性。英格尔哈特（1990）等用经验材料证明了生活质量和主观满意感与一般信任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六，信任是文明社会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政治参与、企业成就、利用新技术的意愿的先决条件。
信任研究作为聚焦于信任概念和诸如此类概念而展开的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但是除了这种迂回途径之外，将信任置于文化问题的语境当中，它也直接被作为有独立的理论价值的一个主题。当然，信任观念并不是新的，它有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复杂而绵延的发展过程。“信任的思想已经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智力活动历程”（Silver 1985： 52）。西尔弗（1985）、米兹太尔（1996）和塞利格曼（1997）对这种智力活动历史提供了详尽的说明。在本书中，我将从发现于哲学、神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的信任概念的历史根源中进行提炼，并将讨论过去20年中发动并维持社会学对信任理论关注的新浪潮的那些文献。正是那些思想给我尝试进行的综合与详尽描述以基础，我所期望的正是要站在它们的作者的肩膀上。在本书的论述中，他们的著作将被不断地提到。所以，在此我将只列举最近的，我认为关于信任争论的最重要的书籍。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信任研究的历程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正好相反，随着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增加了，变成了目前现代性阶段真正不可缺少之物。1983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回顾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和职业领域中信任的表现方式，根据信任包含的预期（expectation）的种类，通过使用富有洞察力的原创的受托信任（fiduciary trust）范畴，提出了一种有用的类型学。1984年，斯缪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nt）和路易斯·龙尼格（Louis Roniger）揭示出：从古到今作为赞助人—受助人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信任以各种形式出现过。1988年，迪格·甘必特把很多作者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视角对信任的思考集中在一起，而他自己呈现了对封闭的排他性团体——比如黑手党——中的信任的一个分析。1990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全面论述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信任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内，他提供了把信任看成完全理性的交换的一个分析模型。90年代，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 1991，1993，1996）沿着这条路径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最近扩展了理性选择框架去分析不信任。在90年代，安东尼·吉登斯，先是自己（Giddens 1990a，1991），然后与乌尔里克·贝克和斯科特·拉什（Beck； Giddens and Lush 1994）一起，把信任作为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来处理，详细阐述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卢曼式的主题。1995年，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的预言者，弗朗西斯·福山以中国、日本和其它东南亚社会的经验为论辩的基础，为信任是有生存能力的经济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提供了全面的说明和辩解。1997年，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提出了一个解释，把信任看作是与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以及作为结果的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与可磋商性相关联的特殊的现代现象。
我只提到了在已开展的对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挑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并且只提到那些对信任的一般理论贡献了重要洞见的研究成果。也有大量的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关于信任的经验研究，它们没有直接的理论相关性；也有关于信任思想的谱系学的博学的历史性论述，它表明人类思想的曲折盘旋的道路。信任问题已经调动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正在不断地扩展。现在似乎正是暂停片刻去盘点至今取得的成果的时候了，本书将尝试引入分析的准确性和系统法则，也许通过这种方法能使问题达到理论辩论的更高水平。
注 释
1 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将阐明三个以它们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场域的想像（the field image）核心理念的概念：“形状（figurations）”（Elias 1978）、“结构（structuration）”（Giddens 1984）和“社会生成（social being）”（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
2 人称代词“我们”（we）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词语。
3 当然对忠诚（loyalty）的这种相对较窄和较具体的定义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例如，巴巴莱特（Barbalet）提出了一种更一般性的和更包容性的概念：“忠诚……是合作发生的环境安排的持久性的一种感觉：忠诚是对组织有信心的情感”（Barbalet 1996： 80）。我发现这种用法是相当无效的，因为它与其他诸如“生存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系统信心”（system confidence）等概念结合得太紧密了。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人的行动和信任
在本章中我将尝试给信任概念一个系统的说明。讨论将逐渐展开，一步一步地，从最一般的思考到信任的明确定义，并描绘各种类型的信任。由于信任总是出现在人类行动的背景中，开始的着眼点将是行动的相关特征的基本轮廓。
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它指向未来。“所有的人类行动在时间中发生，利用不能逆转的过去并面向未知的未来”（Barbalet 1996： 82）。人类所有的行动都指向未来，因为我们寻求的目标或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发生的非意愿的后果，在时间上总是要晚于我们采用的方法。在我们所做的和所发生的我们意愿的或非意愿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间间隔。所以，当我们行动的结果发生时，世界已经和行动发生时不同了。这对于复杂的、连续的、分好几个阶段的行动——比如在大学学习、写一本书或建立起职业生涯——来说，尤其如此。
从大的方面来看，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变化。它因自然的原因（例如：地震、洪水或森林大火）或因为其他人的行动（例如：股票交易中的恐慌和崩盘、群众上街抗议政府、外国军事入侵）而变化。两者都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我（例如：我在地震中失去了房屋，或在财政危机中失去了生活积蓄，或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庭）。但是，作为对我们行动的反映或反应，世界也产生变化。它可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变化（例如：我们种在花园中的花在春天盛开了，或政府因革命的抗议而垮台，总统的声望因成功的传媒运动而提高）。它也有可能以与我们的意愿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方式而变化（例如：你向一位妇女提出了一个挑逗性的建议却发现自己在法庭上被控性骚扰；我买了一处豪宅以炫耀于他人并提高我的地位，但却激起了很多嫉妒并使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产生意外后果的反应（boomerang response）”（Merton and Kendall 1944）这个概念很好地抓住了人类生活的特有的困境。
世界未来的状态将是什么基本上一直是未知的，恰恰是因为它还没有存在过。“社会生活正是从未来不可知的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中获得它的深刻特性”（Barbalet 1996： 82）。永久的认识论上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够获得关于未来——甚至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创造的未来——的充分的知识（Luhmann 1994： 12…13）。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预测与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设法去预测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仅可以设法预测什么将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发生（在外部世界中），而且可以预测什么将作为我们行动的结果而发生（作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应）。这种预测有各种不同的把握程度。有时我们几乎可以确切地预测（例如：太阳在晚上将落山，或被罗纳尔多踢向空中的足球将会落下来，或阿尔卑斯山的凯兹特恩角（Kitzsteinhorn）的冰川一月份将会有雪）1。在这些例子中，当我们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很显然不需要信任（“我相信太阳明天将升起来”听起来很傻）。但在很多其它场合，我们只能预测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概率（例如：柏林四月会下雨；政府将不会兑现竞选诺言；被冒犯的朋友将接受我们的道歉）。根据定义，概率允许某种不确定的结果产生，有可能我们的预测不被证实。
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例子中，概率有时使谈论信任变得有意义。“我相信我的朋友会接受我的道歉”，或“我不相信政府会兑现竞选诺言”听起来完全是令人信服的。但说“我相信柏林在周末会有阳光”，或“我不相信这个火山”似乎有些奇怪。我们直观地感觉到信任必须归属于人，而不是自然的物体或事件。即使我们表面上把信任赋予物体，就像说“我相信日本汽车”，或“我相信瑞士手表”，或“我相信法国快速列车”，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人所创造的系统，因而我们间接相信的是设计者、生产者和操作者，他们的才智和劳动以某种方式赋予了这些物体。当物体完全是自然的时候，谈论信任听起来是不合适的，就像说“我相信这棵树会长大”，或“我相信风会变强”，或“我相信大地会给我们好收成”。
最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做出这种概率性的预测；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例如：当我向一个过路者问路时，我不可能知道他将如何反应；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超过一辆车时，我不可能知道它的司机是否醉酒；我不可能知道繁荣是否会持续，而这种繁荣将会使我在未来受益。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可预测性是人类命运的特征。“我们必须学会在信赖和不确定性的边缘上机警地生活， 知道生活的偶然性但不要被它所吓倒”（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63）。要做到这一点，信任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我决定向某人问路，我敢在高速公路上超过另一个司机，我投资股票——只因为我运用了某种信任）。因此，只要不确定性是人为的而不是完全源自自然的，信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不去预测未来，而是使未来更加确定，我们有时可以控制这种现象。这种控制也有几种程度。当事件落入我们的强制力量或操纵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对未来事件的发生有完全的控制力（例如：我能点燃我的烟斗，我能播放CD，我能把狗关在壁橱里，我能通过电话问候朋友）。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完全控制现象，信任很显然是不相关的。“我相信我的犯人不会逃跑”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影响现象，没有对其结果的绝对把握（例如：通过系统的训练，我有可能减少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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