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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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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自己能检测他人行动之前进行”（Dasgupta 1988： 51）。“信任只有在所相信的预期对一个决定至关重要的时候才牵扯进来（Luhmann 1979： 24）。例如：我相信这个姑娘将来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和她结婚（我把赌注押在她身上）；我相信这个政治家能明智地管理，所以我投他的票（我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我相信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技师会装备飞机并安全地飞行，所以我选择德国航空公司（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公司身上）；我相信IBM的产品能没有缺点地运行，所以我买它们的计算机（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厂家身上）；我相信法院能给出公正合理的裁决，所以我提交诉讼（我把赌注押在制度上）等等。在所有的例子中，“信任都是对成功预先支付的‘预付款（advance）’”（Luhmann 1979： 25）。
在本书采用的用法中，“不信任”概念被作为信任的反面镜像（mirrorimage）。它也是一种赌博，但是一种与信任相反的赌博。它包括对他人行动（他们的对自己有害的、恶意的、不利的行动）的否定预期，并且它包括负面的、防御性的行动（mitment）（避免、逃避、使自己远离、拒绝行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防备那些我不信任的人）。根据我的想法，“怀疑（mistrust）”这个术语指的是中立的情形：信任和不信任都是悬而未决的。它的意思是缺乏清晰的预期，对是否采取行动（mit）也犹豫不决。我用“怀疑”这个术语是要说明一个暂时的信任建立或信任丧失动态的中间阶段。怀疑既可能是信任破坏的前奏，也可能是不信任结束的预兆。怀疑的具体性质是路径依赖的（pathdependent），与它的不同的起源有关。事情好像是：由违背信任产生的怀疑很容易导致完全的不信任；而由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信任的消除产生的怀疑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的缓慢。这是我们在信任建立和信任破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典型的不对称性。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承诺的种类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将发现相信（trusting）可能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承诺（mitment）。当我因为相信他人不论做出何种行动都将有益于我的利益、需求和期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时，就涉及第一种信任，我称它为预期信任（anticipatory trust）。我们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种类型的承诺：由预期妻子慈母般的态度所促成的婚姻，根据预期的候选人的政治智慧进行的投票，因为预期可靠性而选择一个航空公司或计算机公司，因对公正的预期而进法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卷入一种赌博：赌他人——只做他们通常所做的（或将做他们的地位或角色所要求做的）——将为我们的利益和需求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注意，他们行动的这种性质是独立于我们对于他们的信念或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他们只是依照惯例成为好妈妈、好政治家、好飞行员，生产优质的计算机，以及给出公正的判决。我认识到他人的能力并依此行事。“这并不意味着被信任的人的义务，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人们对他的信任”（Hardin 1991： 98）。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承诺——它明确地受我们所预期的他人对给予信任行为的反应所触动和激发。让我们称之为反应信任（response trust）。它们涉及把一些有价值的物体在征得他人同意之后委托给他，放弃对这个物体的控制，把它交到他人手里，预期能得到可靠的照顾。例如：当我把孩子留给保姆，当我雇一个保安照看我的房子，当我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当我把节余存入银行，……，这种类型的承诺就发生了。信任在这种具体的意义上是“让他人（自然的或非自然的，像国家、公司等）照看委托人关心的某种事物——这种照看包括行使一些自由决定的权力（Baie 1995： 105）。这是一种特殊的赌博；它受被委托的具体事物限制，并且它意味着具体的自愿接受的照看职责。保姆在通常情况下细心负责还不够，她必须在这种具体的工作中表现这些特质，不要对我的孩子撒手不管。保安在通常情况下勇敢也还不不够，他必须在我的房子被抢劫的时候不逃之夭夭。养老院运行良好还不够，它必须没有忽视我父母的需要。银行是可靠的还不够，它还必须不把我的钱浪费在冒险的投资上。当然，所有被委托的事物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即出现信任的违背，是非常有可能的，通过向他人委托某物，我们增加了我们面对他人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Zand 1972： 230）。这就形成了不辜负信任的明确的义务——达到委托行动所表达的期望。
当我们因为相信他人将回报我们以信任而行动时，就产生了第三种类型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目的地以信任去激发信任。这是在家庭成员、朋友等之间亲密关系的典型特征，它的目的是形成更强的联系。例如：一个母亲为表明信任，允许女儿晚上回家晚一些，目的是让人相信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民主的家长。领班给雇员安排责任重大（并且报酬很高）的工作是为了让人相信是一个好老板。让我们称之为唤起的信任（evocative trust）。当然，所有三种类型的承诺：预期的、反应的和唤起的，可能在一个信任的行动中同时出现。区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
伴随着信任的承诺有不同的程度。依据六种条件，我们可以区分承诺的强弱。第一种因素是在相信将达到我们预期的基础上我们所采取行动的后果的范围。有重要后果的比没有重要后果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受雇于一家令人信任的公司比随可信的旅行社做一次旅行是更强的承诺。买一辆车比雇一个出租车是一个后果更为重要的决定。第二个因素是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承诺关系的预期持续时间。长达一生的承诺比暂时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结婚比约会是更强的承诺；买房比在旅馆里租房有更持久的后果。第三种因素是与决定的不可挽回性（“事前承诺效应”和“拆桥”效应将在下文讨论）相对应的从承诺中退出的可能性。例如：在不可能离婚并且不忠行为被严厉惩罚的时候结婚，比在两者都被允许和谅解时，结婚是更强的承诺。而在允许五天内退货的商店买东西比在概不退货的商店买东西是更弱的承诺9。
第四，承诺的强度直接与风险的高低相关：违背信任所招致的损失的范围与招致这种损失的概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乘飞机不是一种强承诺行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失事的损失是最大的——失去我们的生命，因为飞机失事的机会是很小的。而决定做大手术在这种意义上是更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信任的的损失同样的是致命的，但失败的可能性常常是很高的。相同的钱投资在股市上比储存在银行里是更强的承诺，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损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投资一百万比投资一千是更强的承诺，即使它们遭受损失的机会是相同的。第五，承诺的强度依赖于为防范背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的保险措施或其它援助性安排的存在或缺失。在政府的保证下存入银行，相对于没有保证的储蓄和借款关系，是一种更弱的承诺10。仅凭口头承诺借钱给朋友，比公证后借钱给他，是更强的承诺。第六，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交付给他人，承诺的强度依赖于所托之物的价值大小。在这种意义上，把一只狗留给邻居比把孩子留给保姆是更弱的承诺。或者在更能量度的领域，借给朋友汽车比借给他书是更强的承诺（Hardin 1993： 520）。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1）
就像上面所定义的，信任与风险（risk）紧密相关。“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Luhmann 1988： 55）。在介绍信任概念时，我们已不得不在很多场合谈及风险，但直到现在它还是以模糊的、未经定义的方式出现。现在这个与信任相关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必须直接地并且更细致地被定位。通常，风险可广泛地用来指称各种威胁、意外或危险。但它也在更明确的意义上使用，应用于某种限定的威胁。当我们谈及信任时，我们心目中的风险指的是后面的更明确的那一种。
（一） 风险的定义
在这种明确的意义上，风险在很多方面与信任类似。首先，它是指向未来的。风险是未来世界不受欢迎的、危险的状态。第二，威胁可由自然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自然风险。例如：存在地震的风险，或彗星撞地球的风险。但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风险指的是人所创造的未来，威胁是由他人（个人、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风险）的行动造成的，例如：婚姻中背叛、友谊中不忠的风险，以及战争、经济危机、犯罪的风险等。派生的风险包括由人改造的自然所引起的风险（文明的、技术的风险），例如：核辐射、生态灾难、文明弊病的风险。第三，风险意味着未来世界发生有害情况的某种不确定性，以及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至少部分的不可能性。最后，风险包含主动的承诺。“不希望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决定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宇宙论的一个方面，即自然的隐藏意义或上帝的隐秘意图的一个表达”（Luhmann 1988： 96）。
风险是由我们的行动、选择、决定引起的。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行动引发威胁，并使它们成为与我们自己相关的威胁。飞机失事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我决定乘坐的那一刻它对我才是现实的，变成与我相关的。在股票交易中总是存在下跌的风险，但只有当我决定投资股市时，它才变成与我是相关的。婚姻破裂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我决定结婚时，它才存在。如果一个人暴露在寒风中，就有感染肺炎的风险，但只有我选择冬季在海中游泳时它才感染我。风险并不是正好在那儿，而是通过行动获得并面对的。在这种狭隘的意义上，风险属于行动论（discourse of agency），而不是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另一方面，当威胁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出自于无形时，我们可以说危险（danger）。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都可能在核战中死亡，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都可能在疾病流行时得病。危险只能被动地等待并至多希望能避开或避免。它们属于命定论，而不是行动论。“关键是失望的可能性是否依赖我们先前的行为（Luhmann 1988： 98）。可以将我们的考虑总结如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把风险定义为与我们自己的行动相关并起因于我们自己的承诺的灾祸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2）
寄予信任，即下赌注于其他人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总是伴随着风险（Kollock 1994： 3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是存在未来参与者的行动将有害于我们的可能性，或因为我们的唤起信任的行动将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或导致蔑视而不是紧密的联系。“涉及信任的情景组成那些包含风险的情景的一个子集。在这样的情景中，个人所冒的风险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表现”（Coleman 1990： 91）。寄予信任意味着悬置、忽视风险，或把风险“用括弧括起来”，好像风险不存在一样而行动。
冒风险可能给我们带来各种不愉快的后果。风险在信任行为（act of trusting）中以四种不同的面目出现。第一级风险（the firstdegree risk）是未来的不利事件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信任行为：这是他人以恶劣的方式对待我们的风险，或他们的行为仅仅使我们的期望落空的风险。例如，我送孩子去学校，其老师是好是坏不依赖于我所做的选择那所具体学校的决定（基于我对它们的信任）。当选的政治家可能是能干的也可能是不能干的，这不依赖于我在选举中投他一票的决定（基于我对他的信任）。一个航班的机组和地勤人员可能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这与我乘飞机（作为对他们信任的行动）没有关系。一个内科医生可能是熟练的或相反，这不依赖于我对她的服务的选择（基于我对她的信任）。他们所有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的信任11。这里的风险只是他们所做的将与我们期望相反的可能性：教的不好，统治不力，飞行不安全，医治的很差。
第二级风险（the seconddegree risk）与我们的信任行为相关。由于我们对显然不值得信任的人寄予信任，除了他人的不适当的或有害的行为，我们另外还会经历负面的心理体验。我们可能痛心地感到人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可能会因为相信了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而感到悔恨。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们可能会感到屈辱。我们的辨别力和评估力将受到怀疑。我们可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傻子、轻信的人或理想主义者。每当我们对任何人报有很高的期望时，我们就可能遭遇这种痛苦；对他们的期望越高，承诺越强，越可能如此。察觉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挪用公共资金，发现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剽窃者，或发现我们的音乐偶像是一个药物成瘾者，是这种情景的极端的例子。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信任自身，即“好像”风险很小或不存在一样采取行动，实际上增加了另一种风险——“信任的风险（risk of trusting）”。信任通过把风险同另一种风险交换来应对这种风险。
第三级风险（the thirddegree risk）只发生在当受托者知道并承认我们信任的信用（credit），并因此在一些实现它的道德约束之下时才发生。这常常发生在亲近、亲密的关系中，如朋友、爱人、家庭关系；在此，一定数量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被他人认识到的——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是这些关系确定的组成部分。当明确而公认的“信任的信用”延伸到他人时，它也出现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中。他们因此处在一些自我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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