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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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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第三句首二字本作“谁似”，大概人为太露骨了，不够妥帖吧，乃圈去，改为“最忆”。诗注中对吴梅村的《鸳湖曲》只附带地提起了一下，而感慨最多，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朱竹垞的诗。如果与《自述诗》第十五首连起来读，就会知道他感慨深处的秘密，正是“艳丽极了”的“红袖”！第三句首二字改为“最忆”，固改得较为含蓄疏雅，比原来的好。但如拿原本的“谁似”来推求，艳羡之余，还不无自叹无此福分的怨气，倒是十分符合他当时的感慨情绪的。
清初的“江左三家”，诚然是三大家，对清一代的诗风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者同代的清末民初时的诗人，几乎没有不读过这三家的诗集或诗选的。但这三家又都是明末的公卿，亡国后投降满清，做了新贵的所谓“二臣”。尽管他们的作品，没有像秦桧、严嵩那样为士人所不齿，仍然大量刻印流传，并为历来的许多诗人文士（包括作者在内）所喜爱欣赏，但作者对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的。对钱谦益是：“虞山人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对龚鼎孳是：“尚书白发老江湖，卅二芙蓉句不磨。未必临危难授命，都因无奈顾横波。”对吴伟业是：“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山总断魂。”他对三人的文学才华都是十分赞赏的，甚至有些字眼还不免于溢美之嫌。同时也都有批判，但比较起来，不难看出他对吴梅村是宽恕、惋惜、原谅的。原因何在，他没有明说。吴梅村早期的七古歌行，褒忠斥奸，不乏激昂慷慨之作；经过亡国投降，辄多悲凉哀怨之声，并多表心迹、诉委屈的辩解。因而，曾博得清中叶以后的不少论家的同情，甚至有人还把他比作庚信。作者是否也是这层意思呢？从以上他论吴伟业的诗来看，他主要是怜惜吴的诗才。或者说，他对三家的诗才都是怜惜的，但对吴却特别怜惜，以致于不忍责备。因为他太爱好斑管泪痕，使红粉青山总断魂的吴诗了。这与清中叶的诗人龚定庵所见略同。龚称“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第一就是吴伟业。他对吴之所以别好，除因纪念慈母口授者外，正是因为“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作者有过一封写给婚前的孙荃，题名曰“云里一鳞”的长信，在论诗部分中有云：“清初吴梅村、查初白诸人诗，风光细腻，一咏三叹，诚学诗者好模范也”。又说：“清诗人有龚定庵者，仁和产也。诗句秀艳类吴梅村。”几乎可说是一脉相承，吴伟业被他们两人偏爱的，就是细腻、秀艳的儿女诗风格！
清代大部分诗人对作者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过影响，而影响最早的是吴梅村。虽然《远程篇》中所说的在嘉兴“一味的作诗”，原稿至今未发现，似乎没有保存下来，或许在以后发表的诗中有一些是嘉兴的篇什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目前所能读到的作者早期诗歌，在风格上，受吴梅村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与作者早期的其他作品，在思想上，多少受过还有二部读得非常快活的书——《庚子拳匪始末记》、《普天忠愤集》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过吴诗的影响似乎更容易看出来。按作者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这三部书，确实对他有过较大的“内心变革”。
七 孤 独 和 圈 外
孤独，从人类的社会构成以来，大致可以说不是先天的吧，但孤独却又是普遍存在的。而作者的自传，孤独简直是连贯九篇的纵线。他自出生、孩提、入学，由小学而中学，以至东渡留学，虽然在各个阶段，他找过同学，恋过异性，说明他也有着摆脱孤独的本能愿望；虽然作者还带着快慰的口吻，说孤独也带给他大量读书等等的乐趣，显然这不过是缄默者的苦笑，不甘心的自嘲；虽然自传各篇叙述了各个阶段的不同原因，但百途归一，孤独始终是伴随着他的阴影。如果允许摄象机样拉远镜头，在更广阔的视角里纵观，自传所撰述的年代是这样，甚至不妨说他的最后年代还是带着孤独的阴影离开人间的。如果得以分析化学样分离原子结构，则各个阶段、各种年代的不同原因之中，是否也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和第七篇《大风圈外》，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似乎正是痛定思痛的东西。
这是个专制王朝总崩溃前四海汹汹、人人窒息的时代。作者这两篇概括的虽然是一九一一年前后的那场革命的年代，其实，一九一一年之后，以至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所处的，何尝又不是那场“革命尚未成功”的时代！
在嘉兴读了半年以后的当年夏末初秋，他转入杭府中学。他与徐志摩同学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但作者在徐志摩遭空难后所写的《志摩在回忆里》说：“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侯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絅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回忆的事件相符，而时间颇有出入。这篇文章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而三年后写作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却说：转入杭府中学，“就在那一年（1909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时间相差一年。查作者的长兄郁华（曼陀）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是在一九一○年七月，归国后参加清政府的“游学毕业生考试”。据清政府宣统二年（亦即1910年）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官报》公布，他考试合格，被擢用为七品小京官，而自传的回忆，在时间上都错早了。
据前以证实的较为正确的《自述诗》第十六首注语记载“八月改入杭府中学”，应该是一九一一年。《志摩在回忆里》所回忆的时间，也错了。陈从周先生编的《徐志摩年谱》（1981年，上海书店版），一九一○年条下载：春，志摩“入杭州府中学求学……同学中有董任坚、郁达夫……等”。同学中有郁达夫一语，系根据《志摩在回忆里》的记述，因而，也搞错了一年。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正是这一年的十月，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因此《自述诗》第十七首接着说：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苍茫过马嵬。
注：八月革命军起，杭州亦乱。余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
第四句第三、四、五字原稿留有修改痕迹，本作“匆匆出”，又用红笔圈去，修改为“苍茫过”。日本抄件仍为“匆匆出”，注语则为：“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下同）”。可知这首诗的注语的“八月”，系指旧历。这年旧历闰六月，武昌起义，新军第八镇打响第一枪的十月十日，还是旧历的八月十九日。一声枪响，全国响应。但杭州随大流，宣布独立，成立浙江军政府是在十一月四日。这其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杭州真是既慌且乱。杭州府中亦在慌乱中散学，作者只能回故乡“避难”。此诗的末句改“匆匆”为“苍茫”，确是更为传神地状写出“大风圈外”的作者当日心态。因此，作者在杭州府中的学习的时间，他自己在《志摩在回忆里》虽称之为半年，实际上只不过两个月左右。
但这是很不平常的两个月。全国上下，那种山雨欲来的窒息死闷空气，使每个人都承受着凝重的低气压。而作者正在这种时候，以“一个不善交际，衣饰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来到了全省的最大都会，进入了“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的杭州府中。政治气压立刻具体化了。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是千方百计，“不顾血本”地，当然是有苦说不出地努力趋附，以求“归”化；有人则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也是十分痛苦地，内心却是骄傲地“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作者早在《学堂篇》中就已完成了一身傲骨的变革过程，此时走的当然是后一条路，他只能继续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孤独促使他“钻向书本”，拼命地把零用钱省下来买旧书。这段在杭读书期间，包括府中以后进出各教会学校之暇，徜徉书铺，比嘉兴回来路过杭州所买的书更多了，看来其中大部分还是诗词韵文一类的旧小说，如《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作者“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西湖佳话》和《花月痕》，就是在这时买的。甚至“有一次因气不过，就忍痛出了块把来钱，买了一部黄纸印成的（清黄仲则）《两当轩集》”（见《关于黄仲则》）。因此，视野和接触面是大大地扩展了，不仅广及宋、元、明、清诗，也读宋词、元曲，各种传奇，杂剧，如《桃花扇》、《燕子笺》，乃至通俗话本。他说：“真正指示我以作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这时间他大概也买过和读过不少诗话，不仅从诗话摄取不少作诗的滋养，而且读多了，还读出一门比较诗话的学问来。一九一七年他在《云里一鳞》中就给未婚妻孙荃谈过精彩的心得：“诗话剖词断句，有益于初学者不鲜。然亦有受其害者，如《随园诗话》之类，有益于初学者，有害于进步，可读一过，不可奉为终身宝筏也。诗话之妙者，有《全唐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王阮庭著）、《瓯北诗话》等。”
从此也使他尝到了买旧书能够买到“最经济最有用的书籍”的无限快慰。日与古人为伍，他当作了在孤独中的“唯一娱乐”。此后，孤独与买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依伴始终，以至买旧书成了他的终身嗜好。在他留世的日记里，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就是买书的记载。他一生买了将近五万册的旧书。他不是为藏而买的藏书家，是为读而买的。这样大量的书，他短促的三、四十年间怎么读得了呢？尽管他的读书速度很快，古人说的一目十行毕竟是夸说之词。他在中学时买来的书，有可能较细阅读，并且越读越快。但去日本以后，买书既多，据说就形成了个读书习惯：除部分特别爱好的精读者外，一般是阅首尾以知取舍通内涵而足矣，需要时重检，也极易翻查。大概书买多了，以有限的生命，涉无涯的书海，他总有他的良方。然而这种读书方法，不是像他这样记忆力极强的人是难能奏效的。因此，他读书的秘密是涉猎虽富而重在选取。他曾劝婚前的孙荃夫人读唐诗，但又劝她无庸贪多。他说：“唐诗所选种类颇多，最知名者为王尧衢注之《古唐诗合解》、蘅唐退士之《唐诗三百首》、某氏（忘其名）《续唐诗三百首》”（按：指金坛于庆元编的《唐诗三百首续选》——笔者）、某氏（忘其姓氏）之《三体诗选》（按：指周弼、高士奇选注的《三体唐诗》——笔者）、李于鳞之《唐诗选》等。首列二书，家各藏之；后列各书，富阳不多见也。能熟读前二书，一生已足受用，不必抛手里之孤禽，求林中之两鸟也。”又劝她读经史：“经史不可不读，不必多读，百子亦然。”（均见《云里一鳞》）可能就是他选取的经验之谈。
顺便说这批旧书在他身后的去向。据了解，他在日本后期所买，初运北京，后与在上海、杭州所买约共三万余册都存放在杭州的风雨茅庐。抗日战争中被当地人和日本人盗卖一空。四十年代末，笔者在上海福州路一家旧书铺曾发现过有他的印章的日本版英文旧书，显然是这批书劫后的孑遗。五十年代中，杭州各家旧书铺合营前，笔者又曾在清泰路一家书铺见到一部经他用毛笔题面签名的《海峰文集》十卷、《海峰诗集》六卷，也是这批书的劫余。当时铺主索价高昂。原来铺主是个一贯吃旧书饭的精灵，最懂得凭此位题签人的知名度大敲竹杠的生意经，因此竟无商让余地。笔者为机不可失，才忍痛买了下来。据铺主说，抗战前，郁达夫是他的旧书铺的日常顾客，而这位顾客的特点是只讲书目，不求孤版珍本。可见在这个精明的书商眼里也没有把郁达夫看作藏书家，他始终只是个为买到“最经济最有用的书籍”的读书人。一九三八年冬他去南洋后又在新加坡继续购买了七、八千册旧书。一九四二年二月他在日军炮火中仓皇撤离新加坡时曾托付过友人。 据胡浪曼先生说：他撤走后的“ 第二天吧， 我和（胡）秋杰先生便接到了郁达夫的留信……对于他的藏书便作了遗嘱式的安排。大致是说，他万幸的一天到来时，希望我俩能把他的藏书赠送一个适当的社团，最好是能在《星洲日报》辟一图书馆，以资纪念。当此兵荒马乱，有如万蚁啮心的时候，对于郁先生的信，实在未曾认真地对待。”（《缅怀郁达夫先生》，刊一九八一年一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文艺》）以后，存放藏书的中 鲁寓居被“鹊巢鸠占”。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后，有一回黄（葆芳）到郁达夫位于中保路的住处，当从厨房看进去时，发现到已被人霸占住进。而郁的一部大套线装书《佩文韵府》赫然在目，但已经破裂不堪，成了这家新主人的火引子。”（吴启基：《画在人如在》，刊同上）就如此这般地烟消云散。此外，他在日本早期所买，曾分几次带回故乡，连同早年在杭州所买和家原藏的二十四史、四部旧籍、中医图书等，约有万册内外，一直存放在富阳老家，抗日战争中丢失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却毁散于“文革”浩劫。至此，这批原本是为读而买的旧书，全部随着读书人的消逝而消逝了。
买书和读书，还把《孤独篇》所谓“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唤起了，也就是把他引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这段时间他读得最多的是诗词韵文，据《孤独篇》说，他第一次在报上发表 的处女作也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诗。从此，他在这条坎坷的道路上忠实地走尽了一生，而且，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中，其他各种文艺样式，包括他因之蜚声文坛的小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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