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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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种文艺样式，包括他因之蜚声文坛的小说都有着阶段性的搁笔或转换，而惟独旧体诗歌却一直是不停缀地有所创作，顶多也只是或勤或疏地间隔，以至可以说是与诗相始终。当然，他不是以写诗歌为主的作家，也不是以诗歌闻名的诗人。估计他一生大约只写了千篇内外的诗歌，他生前始终没有把这些诗歌结成专集出版，他自己编的《全集》也没有把诗歌专列为一集。他还说过作旧诗，只要弄到五个或七个字就可以发泄尽的话，因此，有人说，他写诗，正像鲁迅先生的旧体诗一样，是写给“自己看的”。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作者中，历史上固有大批持此传统的人，但在他身上，这恐怕是未必的。他不仅在《孤独篇》中自己承认，经过模仿的“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就有着强烈的“发表欲”。而且事实上，此后一直是不断写诗，不断发表，不但在国内发表，去日本后还继续在日本报纸、杂志的汉诗栏和诗刊内不断发表。中年以后所写的诗，虽少见单独发表，但大多是夹带在散文和日记中，还是发表了。晚年的诗更多数是吟成就发表了的。笔者认为，发表，正是产生在那个窒息沉闷时代的他的典型个性。如果说，他的小说《沉沦》等作品，是当时的“自我呼号”，那末他的诗歌又何尝不是种尽情宣泄，不过一则“一泻无余”，一则“耐人寻味”，所使用的艺术表现方法不同罢了！所有呼号和宣泄都是纷纷面向人世，而不是对着“寂静的山林”发出的，都是执著地自信“艺术可以救国”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拥有的爱国手段！然而，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呢？是否像有人说的“自己似乎对他的诗并不十分重视的”呢？相反，他自己倒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的生前没有拿出来发表的，倒是真正写给自己看的日记里和写给妻子、友人看的信件里，却常见他郑重地记述下新吟就的诗歌，并有圈改，还有说明，成了今日所能见到的难得的原稿。而以后，这些诗歌却又另行发表了。因此，他不出诗集的原因，还得由他自己来回答。他在自编《全集》时，已是个享有盛誉的新文学作家，他自己也颇以开拓新文学为己任，例如：一九三三年底，上海《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托他向鲁迅拉稿，他就对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黎烈文），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见《回忆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在日记中说：“回忆二十年前做的诗真不少，现在稿多失散，已经寻不出来了。至于十几年前的断句零篇，则还可以在日本太阳杂志的汉诗栏里寻出来，也未可知。总之事过境迁，这些格调古板的旧货，也不想再去发掘了。幸而我年纪尚轻，还是向前去吧，去开发新的境地吧！”从今天来看，如果那时他要发掘、编集，即使稿多失散，查阅报刊和自己的日记，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的，至少要比五十年后的今天容易得多。他不想发掘的真正缘故，只因旧诗是事过境迁，格调古板的旧货！而他自己却是自许以“开发新的境地”为己任的。
　　据《孤独篇》，他自用匿名发表了一篇五古诗以后，两三年内，在《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上海《神州日报》上，连续用很多假名发表了“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上引《日记》中也说在这段时间里“做的诗真不少”。但这些诗，究竟有哪些内容，有多少数量，还不很清楚。由于用的匿名和假名，即使翻阅旧报，又从何查起；早期诗作，风格未定，即使查到一些，也不能推断。至于原稿，他自己在相隔二十年时就散失，寻不出来了，并且也没有发现他的这段时间的日记，似乎此时他还没有开始逐日写日记。最后，从孙荃夫人处却意外地发现了作于一九一一年下半年的三首《咏史》绝句，这就是至今所能搜集到的这段时间里所写的最早的三首。其中之一云：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事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据告，作于辛亥革命后，他从杭州回故乡“避难家居”之时，诗题虽说咏的是史事，看来也不无感时论世之概。不是吗？他借鉴暴秦覆亡所要说明的是：不管专制王朝有何等统治奇策，人民大众一旦奋起之日，就是他们陨灭之时。最明显不过，也是最为妙语点睛的是末句了。这句当然是指世为楚将的项籍、项羽起兵，终为亡秦主力之一。但《史记》、《汉书》等史籍只载“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云云，至于其中有一半出身清贫，按现代的流行说法也就是出身于无产者，却是他自己的合理推论，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这首在今天读来，还能体味到他对后来实现的一九四九年那场地覆天翻的大变革的殷切期盼和高远的千古余慨。
　　笔者在二十年前收集、编辑他的诗词时根本还不能有查阅旧报的条件。进入八十年代后，感谢陈子善、王自立两同志，进行了大量的翻阅工作，才从当年的上海《神州日报》（惜乎存报不全）上查获了作于一九一三年的五律二首，七绝、七律各一首（见《花城增刊（5）·诗》），大概就是《孤独篇》说的“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所发表的那些诗中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查到了上述的《咏史》三首，都发表在一九一五年的六月至十月间。
　　一九一一年十月“避难”回家，他才真正地开始了《圈外篇》所说的“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时期。但自此至一九一三年秋的两年里，却并非是连续地或者全部地“家居”的。作者的这两篇自传，在时间上的出入最大，几乎是颠倒了的。据《自述诗》第十八首，也是最后一首：
　　苍茫又过七年期，客舍栖栖五处移。
　　来岁桑乾仍欲渡，别离应更有新诗。
　　注：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府中学，赴杭州住保安桥者数月，还家中途被盗。九月入之江大学预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中学，住石牌楼者三月。……
　　这是全组诗的结束诗。时间从上一首说的一九一一年到全组诗写完脱稿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共七年整。这最后一首诗的本身说的主要是去日本以后的事，而诗后长达二百三十一字（包括标点，为笔者所加）的注语却系统地交代了七年中的过程。上引注语只是引到一九一三年上半年为止的部分。原来这两年，他是如此度过的：他家居后的第二年，一九一二年（十七岁）春，注语称“仍欲入”杭府中学者，是打算继续到杭府中学学习而结果未成。不果的原因没说明。作者在《志摩在回忆里》说：“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指杭州府中——笔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查杭府中学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散学，至“民国二年（1913年）春，甫议复设”（见邵伯絅：《浙江第一中学校沿革》）。一九一二年整年停顿，不开学，则不论有无其他原因，他当然是读不成了。但他还是在学校附近的保安桥住了些日子等等。日本抄件中“住”作“寄寓”，大概住的是原校的宿舍。实在等得没希望开学了，他才又回家。不幸中途被盗。这是怎么回事呢，竟值得在这里记载？原来是桩盗案，还似乎闹得不小。作者曾告诉过孙荃夫人：他乘的是夜航船班，船行至三江口（之江、浦阳江、富春江汇合处）附近，突然有贼船靠拢，跳过来七、八个彪形大汉，手持利刃，威逼全船旅客集中至舱尾，然后洗劫一空。旅客都是从睡梦中惊醒的，只穿着单衫睡裤，冻得索索抖。作者还算机灵，慌乱中把剩下的十八块银元塞进了裤裆里，蹲缩作一团，银元才免于被劫。此外，除了几本破书，强盗们翻了几翻，丢在船头，所有铺盖行李，席卷殆尽。强盗们走了，航船续行中，旅客们又冻又恨，纷纷商议必须报官追究。而全船只有他是个读书人，一致公举他代表大家去告状，当夜写了状子。天明到家，告状的诸事具备，独缺一身见官的长衫，还是依靠能干的母亲向旧衣铺去贳借，才使他第一次见到了民国后的县太爷。报官的结果，在民国元年的乱局中，自然是没有下文。但这桩盗案却着实轰动了平静的小县城，大概留给作者的印象也太深了，因此，记入了注语。而作者抄赠给日本友人的抄件中，却不见记入，当然，这与日本人无关，多少亦有点忌讳吧。
　　同年九月，他因改入之江大学（育英学院）的预科，注语称“住江干者半载”。在之江闹学潮的事，《孤独篇》已有忆述。但之江大学本设在风景优美的闸口六和塔山上，他为什么住在江干呢？他在之江只读了两个月左右，为什么又住将半载呢？据此次学潮中与作者同时被学校开除的“强硬者”之一的王启说：被开除的共有十余名同学，当时团结一致，主张与学校干到底，因此离校后都搬到王启家开设在江干海月桥的过塘行里暂住。于是印发传单，走访报社，向社会呼吁，并打听到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了杭州，又集队到孙中山的住地去请愿告状。孙中山自然没有见到，告状也没个结果。闹了几个月，还是闹不出名堂。原来他是住在江干坚持斗争。最后，则如《圈外篇》所说，改入了浸礼会的中学，也就是设在石牌楼的蕙兰中学。这已是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二月中了。
　　在蕙兰他只待了三个月，不到这学期终结就离开了。原因也没有说明。日本抄件中，这句作：“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他本来就有“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的想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学英文。但教会学校“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末的窒息”，使他太失望了。《圈外篇》说：“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有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是他离开蕙兰时的想法。总之，他对杭州的几所学校，都大失所望，依旧回家去独居苦学。
　　以上，《自述诗》所述这两年内的过程，与杭府中学的停办，孙中山的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等客观事件，在时间上都是相符的。作者创作于一九二一年，被称为“自传式”小说的《沉沦》中，也有关于这两年的描写：“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侯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以下一大段换中学堂的过程，虽然中学名称用了英文代号，如嘉兴府中称“K府中学”，杭州府中称“H府中学堂”，之江大学预科称“H大学的预科”，蕙兰中学称“石牌楼的W中学”等等，最后“出了W中学，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与《自述诗》所述也是极其相似的。
　　虽然，这两年，实际上只有一年零一、二个月时间断续地在家自学，但作者衷心认为“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这确是一串“苦学”的岁月。作者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按：即《红楼梦》——笔者），一部是《六才子》（按：即《西厢记》——笔者）。”应该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即嘉兴回来的暑假或者革命后家居开始之时。书箱因革命而开了禁，里面也当然不止这两部书。但大部分确是《三国演义》、《会真记》等旧小说、传奇和《当炉艳》、《牡丹亭》等杂剧以及《疑雨集》之类的香艳诗。这些书，在今天看来还着实够不上精神污染的黄色读物，但当时却是悖逆圣教的禁书，至少是非学子正业的闲书。尽管这些书都吸引着他的很大兴趣，在此以前，他也已读过不少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而这时他认真苦学的课本却是《资治通鉴》、《唐宋诗文醇》以及经、书、四史等正业典籍。因此，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坚实基础还是在这段苦学时间里奠定的，并开始逐渐产生了他自己对文学的初步概念：“文亦多种矣：有言语动作之文；有韵律之文；有山川草木自然之文。自然之文，天地之气化也；言语动作之文，裸虫之制作也；韵律之文，人类之灵感也。所感不同，则所发之韵律之文亦异。述吾人之思想，表吾人之喜怒，足以撼动天地，震醒聋聩者，统名之曰诗。诗者思也，大者诗乎！亦大者思乎！”（《云里一鳞》）在各种文学现象中，他特别珍视的是诗。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诗，是指广泛意义的诗。对诗的这种见解，在他以后的文艺理论中，一直留着明显的迹象。例如：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诗论》中说：“诗的实质，重在感情。思想在诗上所占的位置，就看他的能否激发情感而后定。若思想而不能酿成情绪（按指喜、爱、怒、恶等等——笔者），不能激动我们人类内在的感情全部（按即撼天地、震聋聩之谓——笔者），那么这一种思想，只可以称它为启发人智的科学，不能称它为文学，更不能称它为诗。”同时也贯彻在他的文艺实践中，不仅是他的诗，始终遵循此理论，即他早期的小说，中年的散文、游记也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情趣，或者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诗化了。
　　对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遗产，他亦形成了自己的“诗论”：“诗之种别亦颇多：有忠臣孝子之诗；有文人学士之诗；有老庄之徒之诗；有黄莺云雀之诗。每饭不忘君父，流离颠沛，悲歌于柳荫泽畔者，忠臣孝子之诗也。云开北阙，人返南窗，挥泪葬花，含情弄月者，文人学士之诗也。曳尾泥中，放情濠上，忽而化蝶，忽而梦鹿者，老庄之徒之诗也。春日正浓，春花欲语，春草如波，春山如笑，高歌低唱于枝头云表者，黄莺云雀之诗也。”姑不论他的这种说法十分精当，不过他对各种诗别，也看不出有褒贬之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