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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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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暖后当小作校外功程，以救目下穷状耳！（原文无标点，为笔者所加）
这真是篇出奇的妙文，只有“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到了一点坏影响”（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才写得出来。他明明不想自杀。他的唯一目的是自明，诉说原委，而且施出了庄重莫过于立遗言状这样的绝招来叫人们相信他的自明的严肃性。——这倒恰恰是我们今天正想听听的，他的本意。他毫不含糊地交代：“因供给不支，改习文学理财”。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看到，当初他进入一高，对校里的科、部情况还基本上是无知的，因而选科“亦没有什么主见”（语见《沉沦》）。但进入名古屋八高，读了一年以后，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他从一高到八高，继续过着好买、好读文学书籍来伴随孤独的生活，特别是进入八高学会了德语以后，对西洋文学着了迷。从各个俄国作家的英译本，转到各个德国作家的德文原本，大量地买来阅读，“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样大量地买书读书，一要有余钱，二要有课余时间。而学校里的现实是读医科要买大量的校定参考书，要付昂贵的实习费。他每月从留学生监督处能领到多少官费呢？“予辈月费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学工者不能于休假其期间往各处参观工场；学医者不能于放课时间入病院实习诊察；……”（1917年3月11日《日记》）他从这点月费中节衣缩食苛省下来的余钱，尽买心爱的西洋文学书籍尚患不足，哪里还能应付浩大的医科开支！因此，他的“给供不足”是这样造成的。此其一。第二是医科的功课又多又紧，他既不能放弃读文学书，就难以抽时间应付繁重的课程，而不应付课程，遭到退学是不行的。改入一部的文法科类，相对地说，规定要买的参考书既少得多，而且不用实习费，功课亦比较清闲。那末是否也由于他志在文学，所谓贯彻夙志呢？他主观上似乎也未必尽然。这时候他好像还根本不曾有当文学家的“志”，甚至还不妨说无定志，还在东想西想：“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为中国雪数十年之积辱；今日更欲成一大思想家，为世界吐万丈之华光。然而世人皆忌我、嫉我、怨我、迫我，使予不得不成一万事投人好之人。 万事投人好， 是牛马奴妾之不若， 而谓郁文为之乎 ？！ （1917年3月7日《日记》）他还说过：“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侯……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而且，他这次改读的第一部丙类，原设有德语法律科、政治科、德语文科等科别，他转入的是专修德语法律的班，却不入德语文科班。他在遗状中说“改习文学理财”，当然，法律专修班，可以包括理财，而文学只能选修或自修的了。
长兄事后得知他又改读一部当然很生气，确实责备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作者最怕的是“不欲以弟视予”，最恨的是“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予为之助”，不再汇钱给他，使他不能多买文学书。少年气盛，最易冲动，有时就恨得“口诛笔伐”。《沉沦》里描写的“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就是这种“不共戴天”时的气概。有时实在穷不过，他又偷偷地向长嫂陈碧岑夫人诉苦告饶，长嫂总能偷偷地接济他。长兄疑其无行是担心他把钱花到“销金之窟”去了。二、三年后逐渐了解了他的消息、生活情况，曼陀自己本来就爱好文学，不过不希望把文学作正业，做空头文学家，既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这场龃龉也就以和好如初而告终。至今有人以为如果作者没有这场抗争改读，日后就没有著名作家的成就。若以此而论是非得失，则两者未必存在直接因果。与作者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都是在日本医科毕业后成为文学大师的。而且作者改读后的专业，对日后的成就来说，与读医，相差亦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改读后确实使他更方便于把“功课丢开”，专读软文学作品。这与郭沫若异曲同工，各人自有其不同的成功之路罢了。一九八五年还出现过一部由《沉沦》改变的电视剧，姑不论像《沉沦》这样松散的抒情小说是否适宜改剧等等其他问题，对这场龃龉的处理，在《沉沦》那段“口诛笔伐”中寻求戏剧冲突，使多少人有点“找错了对象”的失望。大概与上述论得失者一样，都被一些假象欺骗了。
第二件没听从长兄的大事是重婚。一九二七年长兄得知作者在上海另有新欢，据作者七月十五日日记，“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他“气愤之至”，不听。他的回答是：“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7月30日《日记》）以后，长兄大概依据当时的法律，只私自同居，不公开结婚，还不算重婚，因此，要他保证不再举行正式婚礼方暂告和解。一九三九年作者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毁家诗纪》，嘱旬刊编辑陆丹林，发表后在分寄当局各权要时也寄一份给上海的长兄。曼陀读了，感慨系之，随即在《诗纪》的天格上题诗一首：“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断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不久，曼陀即遭狙击殉职。这场兄弟间的龃龉至此才最终结束。至于曼陀的这首诗，后来远在新加坡的作者曾否看见，是否还“气愤之至”，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曼陀题诗后，剪下《诗纪》全文寄给了已处在抗战逃难中的孙荃夫人。这几页《诗纪》，连同曼陀这最后一首用钢笔题写的诗（原诗无题），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
不论是如鱼得水之时，或者是齿舌龃龉之际，长兄对作者各个方面的“内心变革”，都称得上是一个影响最早，也是最大的人。作者自传的第八篇《海上篇》虽只记述他去国赴日，进入一高的事，而事件的背后却从头至尾留着长兄的身影。记述是微妙的，还应看成作者自己也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作者在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二次龃龉事件尚处于暂告和解，颇有消长的晚期。当年“气愤之至”的“愤”固已消弭于岁月，而“气”，看来尚如残雪之难以尽溶也。《海上篇》中描写的到日本后个人生活的困苦状况：“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致使他“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不无怨望之意。他怨谁？没有明说，也无须明言。那时节，他还没有考取官费，全部生活、学杂费都是长兄包了的。其实，民初派往日本考察，政府所给的公费十分苛刻，曼陀既偕夫人小弟同行，除保证公事必需及一家食宿开支外，所余已可想见。据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还是陈仪留下的。陈仪与曼陀曾有过一面之交，因而辗转送给了作者。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贫寒拮据的也不少，还有甚于作者的。
诚然，作者的记述都实有其事。十月抵日后至一九一四年七月考入一高前这段时间里，生活和学习的艰苦，作者称之为“必死的努力”，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在国内实际上初中一年还没读满，不仅“半年之中，把中学校的课程全部修完”，而且刻苦学习日语，取得了突出成绩。后来，终成为一个出名的日语通，连日本历史学家、作家增井经夫先生也说：“他对日语十分精通，……他的日本话，故意用模仿江户腔的卷舌音（按：指一句日本谚语——笔者），说得非常好。”（日本《郁达夫资料补编·与我国文学者们交往的有关资料》）。但是，也是十分可悲的，诚如日本老一辈诗人富长觉梦先生所说：“谁想在几十年后，竟然因此而丧生！”“日本宪兵偶然发现了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们就残暴地杀害了他”（《回忆郁达夫》）。
在十分激烈的竞争中考取一高预科后，生活和学习都获得了理想的解决，应该是如释重负了。但作者却在这一篇的末尾说：“于八月底边，送（长兄、嫂）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亲戚，永久地断绝了连路。”即使他当时确曾这样想过，而以后的事实并非如此，则留给读者的还是写作这一篇时的怨气！
一直到引起第二次龃龉的导因自动爆炸，龃龉随之结束，而长兄也接着殉职以后，到这时候，作者才沉痛地，但已只能向长空遥祭地，写下《悼胞兄曼陀》一文来梳理他与长兄的关系了。千言万语他并做一句话：“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是兄长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在他心眼里的长兄，始终是：“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是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泼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按：指清中叶的著名书、画家董邦达，富阳人——笔者）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至于他的行事不苟，待人接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述说”的。
今天，人们又颇有兴趣地重新谈论起作者的一生来了，如果忘却、丢开或者回避长兄对作者的关系和影响，我想，至少是缺了点什么吧！
九 雪 夜
这一篇，发表时的副题是“自传之一章”，而不像前几篇那样按顺序标明作“自传之九”。是不是另起炉灶？不是。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作者在《人间世》第十六期发表序言《所谓自传者也》以来，每期一篇，前几篇尚能按期发稿，其后三篇却都是在编者陶亢德的紧催严逼下写出来逾期续登的。第八篇《海上篇》写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底、七月初，此后，故态依旧，应酬频繁。虽作者曾打算“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见1935年9月5日《日记》）可就是坐不下来执笔。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底，为应付刚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创刊的《宇宙风》的约稿，才写成此篇寄去。内容基本上如原来的打算，是衔接上篇的第九篇，也是自传的结束篇。但因新换了刊登的杂志，故只能说是“自传之一章”了。
写作此篇之日，正是旧历年节前后的正月初七、八里，习俗难除，作家所谓“家累杀人，甚于刀斧”之时。而且就在这个旧历年底前，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要员莅杭，其中的军统局长戴笠还亲自登门拜访过作者。他在杭州再也呆不下去了，已决定过完年即日赴闽。这正是离家前夕，心绪不宁。读此篇，总感到作者似有匆忙结束自传的味道，与前几篇委婉细腻的风格有所不同。这一篇是作者在日本真正独立的开始，从一高到八高，面临着十分广阔的留学生活，但已不及细说，所选取的“起伏变革”事件却只“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等两大件。既没有按原计划写到高等学校生活末期，更无机会一提《沉沦》的出世，实在使读者不免憾然兴叹：命运真是太残酷了，何不让他多留下些内心的独白呢？
他一生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日记。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分析，他养成逐日写日记的习惯，大约开始于进入八高以后。据他的《丁巳（1917年）日记》序：
“去岁教育部有令留学生各记日记报部之举，亦有倡议反对者，予实亦非赞同此举者也。然日记为人生之反照镜，伟人烈士，其一言一动，多足以移易风尚，而感化世俗。若不逐日记录，则其半生之事业功勋，只残留于国史传中之半张纸上。其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势必至如水上波纹，与风俱逝耳，是不亦可惜哉！予非伟人，予亦非烈士，然人各有志，时事若草，虽黄河浊水，亦有贯入银河之一日；为鹏为雀，固不能于细蛋时论定也。
此日记非为教育部令而著，亦非为他日史官之参考而著。要之如赤松麟迹，其一时一刻之变迁移易，俱欲显然残留于纸上耳！丁巳阳历二月十六日夜。”
似乎这是正式写日记的开始。同年他还劝过婚前的孙荃夫人也作日记（见9月22日信）。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在给孙荃的信中又谈到：“日记最有益于修身，文（按：系作者自称——笔者）自前年正月起，迄今未尝一日阙。”前年正月，指旧历，即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间，可资旁证。又说：“至今风雨晦迷，神魂不定时，一翻旧时起居注，即觉精神百倍，万虑俱忘。是则日记之能移人情性之佐证也。”这些书简和序文也可以看作是他最初的日记论。十年后，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发表的文论《日记文学》中还有端倪可寻：“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尽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遗忘而写的。……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至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对于日记的应该尊重爱惜，更是当然的事情。”当年他写这些日记论的时候，是想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虽然没有人称他为伟人，却是烈士，却是一位新文学史所必须研究的作家的。他按照自己的日记理论，果然在日记里真率地记载了“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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