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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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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人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１５４或《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1919年“五。四运行”：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３３５页）
１９２５年“五＊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同上，第５４８页）
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豢来，得秋芳信。（同上，第５９２页）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８９４页）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小川正夫信并赠《卜卜亻工夕戈亻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见《鲁迅全集》第１５卷２５８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都没有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日）。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路途为戒严兵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轮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回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相互信任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众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时有时不合事实，然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风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就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基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郁达夫及其作品
苏雪林
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 库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 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
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握批评界最高权威的周作人曾为文为他辩护。以后他陆续出版《寒灰》、《鸡助》、《过去》、《奇零》、《敝帚》、《薇蕨》、《忏余》等短篇小说集；《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等中篇小说；以及《日记九种》等其他杂著，以产量论算是很丰富的。
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本来“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种，像弗洛依德所说还是情感的泉源，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的。何况中国民族本如周作人所说，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最喜谈人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又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个缘故吧。
但郁达夫虽爱谈性欲问题，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却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这就是郁氏自己的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像《沉沦》中的主人 作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 ，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现象吗？《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吗？这些地方郁氏若以“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但他所用大都为他叙体裁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小说贵能写出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起共鸣作用，郁达夫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却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陈文钊论达夫代表作，有这样几句话：“总之，达夫初 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如非故作违心之论，便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说梦话！
此外则“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他的作品自《沉沦》始，莫不以“我”为主体，即偶尔捏造几个假姓名，也毫不含糊的写他自己的经历。像《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谁说不是郁达夫的化身？郁氏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的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最后他表明他创作的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自我主义是决不能丧失的。”
本来自我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发展而来，个人主义原是现代思潮的产儿，而在颓废派作家的思想里，这色彩的反映，更为浓厚。他们常说：“我们所真能知道而且真实存在的，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宇宙不过因为自己的心绪如何，而看成了美或丑的一张壁画罢了。我们需要始终执着我于我们自己。”无怪乎厨川白村说所谓现代是什么，那就是佛朗士说的“人者常将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的时代了。现代文艺里“自我表现”，之特多，原是当然的道理。
但是，像郁达夫的自我表现，与其说他想踵美西洋，特意提倡这一派文学，无宁说他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经历的事件便无法想象而写不出罢了。他说：“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有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没有杀人做贼经验的人，不能描写杀人做贼的事，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字，只好让无产阶级去创作。”这 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部分的理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便不合事实，因老虎是腰骨柔软，前爪锋利的猛兽，它不像牛马一样，被人揿住头便无法挣扎，它几下翻腾，便会将你抓个稀烂。不信，捉只大猫来试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安公子时，发弹打小和尚三儿的情形，也不合事实。子弹从右耳贯入，左耳透出，则人的神经中枢，立遭破坏，就会一声不响地倒下，那能像那小和尚还叫一声“我的妈呀１而后豁琅琅摔开铜盆而倒？因为作者没有打虎和弹人的经验，所以写来虽用十二万分气力，却不值识者一笑。不过说个个作家如此，亦复不然。我们并没有听说杜斯妥也夫斯基杀过人，而他的《罪与罚》中青年谋杀盘剥重利的老妇姊妹，绘声绘影，惨澹动人，为脍炙人口之谋杀描写。莫泊桑并非女儿身，而他的 《一生》写一个女子一生悲苦的经历，能叫身世相同的女子读时感动到下泪。此外如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女》等，均能教我们知道抗战前几年中国农夫和小店主惨苦 作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所谓无产文学要由无产家阶级自身来创造，又靠不住了。总之人生经验，当然极其文重要，而所贵乎文学家者，还是能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补足他未曾经验的人生，若事事必经验而后始能写，则世间那里有这许多文章呢。
“感伤主义”也和“自我主义”一样，是近代思潮的特征，是“世纪脖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病态，而歇斯底里的病态，尤为其重要者。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有一个灰白色脸庞，高高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而且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又必终日无缘无故自悲自欢，见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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