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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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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23年4月，论战双方的对立情绪都正在火头上，而这年5月胡适到上海时则转变了态度，他致信郁达夫、郭沫若，表白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他言辞颇为诚恳：“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他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可能胡适并不愿意世人知晓他“退避为妙”的姿态，因而在信末附笔：“此信能不发表最好。”郁达夫和郭沫若在两天之后分别写了回信。郁达夫回信的语气颇为矜持，他说：“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两个“都”字和“你我”、“我们”、“大家”等用语表明郁达夫仍然没有把胡适的权威身份放在眼里，也没有放过胡适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封信里，郁达夫也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据郭沫若回忆，郁达夫当时这样说到胡适：“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通信过后，胡适亲自到郁达夫、郭沫若窄憋的住所看望了他们。在郭沫若的回忆里，他当时对胡适的印象是：“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胡适当时有怎样的感想虽不得而知，但同年10月陪胡适去同一住所访郭沫若（此时郁达夫已北上）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辞出之后，“适之亦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郁达夫在时的“稍整洁”和“较融洽”当然不能说明其生活状况、居住条件与徐志摩此次所描述的有多大差异。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创造社“三鼎足”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郁达夫等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郁达夫的“骂人”。
而郁达夫仍然无法改变对自己遭遇者、受压迫者身份的体认，由于他把这种运命视作了天才区别于平庸者的重要标志，这一本为无奈的处境便被提升为一种理想和一面旗帜。郁达夫在1923年6月23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7号上发表著名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说：“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又说，“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郭沫若说这些话是在30年代，他已经能以较严格的理论定义理解“阶级”，因而会认为当年的郁达夫“离题自然是很远的。”其实，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从创造社一成立——甚至在创造社成立之前的酝酿期——便怀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当他们宣布“我们愤怒地诉说自己生活是很不好”的处境并表白自己“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门首”（成仿吾语）的操守，他们有理由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定在“无产”——按照对这个词语字面意义的浅显理解，几个既无资金，又无后台、背景的青年，当然该属无产阶级。
正是在1923年，创造社事业进入了鼎盛期。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三人疲于奔命地支撑着季刊、周刊和日刊，而泰东图书局对他们超强度的经济剥削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窘，在这种窘境中，郁达夫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加深着、强化着对自己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身份的体认，也就不断滋生着对于“有钱有幸福”者的距离感与对立的情绪。针对剥削和压迫他们出版商和“垄断文坛”者，郁达夫等人将论争或曰“打架”纳入了“阶段斗争”的范畴。《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决非心血来潮之作，它凝集着作者一、二年间的切实感受。
至于郁达夫与胡适，用郭沫若的话说，“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懦霭娴摹洞丛旒究反纯诺南吩跹Ｊ榫志？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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