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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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却又以实际行动颠覆了这种“弱国子民”的逻辑，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东瀛女子温柔坚贞的爱，还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浪漫曲——《落叶》。作品写一个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国家，在周围冷漠的眼光中，坚贞不移地爱着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感人故事。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点：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关系最恶化、最倾斜的时候，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两性之间的爱情；“国家”、“民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厉害，也无法彻底覆盖“人性”，阻隔两性之爱。（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婚恋的并不个别，仅在文学界，除了郭沫若，还有周作人，陶晶孙；至于与日本女子发生恋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位工科学子痴迷一位美丽的卖糖少女，竟至于放弃家庭、学业和祖国，其中也写到“中国人”的自卑，写到这位学子因失恋而跳海自杀，格调却与《沉沦》完全不同，学子没有把怨气撒到“祖国”身上，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敢作敢当，自己承担一切。这使这篇表现颓废主题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位。相比之下，《沉沦》不能不显得小家子气。
　　然而，这种怨妇式的哀叹发自郁达夫的肺腑，应当说非常真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弱者。郁达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情欲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纵，理智匮乏，在两性关系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却又无法征服女人、占有女人，永远处在“性”的苦闷与“爱”的危机中。然而，人都有不认输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将现实中的失败转换为想象中的胜利，是弱者的常规武器，而郁达夫是一位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为人为文又极诚实大胆，因此他的“阿Q精神”并不是表现在假想的胜利上，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在“弱国子民”的情绪中，而“祖国”的不争气，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处境和情感生活并不像他的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这部惨不忍睹的作品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沉沦》的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而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东瀛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
　　同样，在《沉沦》里，作者最后将自己的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行前还对“祖国”发出声泪俱下的呼唤；而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就坐车回家，途中还发过这样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
　　“弱国子民”的逻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写了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应当说，这种改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时代风尚，而就郁达夫来说，其深层，还有不可救药的自怜与自恋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总是显得夸大和不自然。
　　更应指出的是，郁达夫对东洋女子的“苦恋”中，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背后有着压倒一切的“进步”史观的支撑。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迷恋，从本质上说与周作人对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赏同出一辙，是与“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是属于文明与进步的行为。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的人物即使受了东洋娘们儿的轻视，也无法真正痛恨她们，而宁愿把怨气撒向自己的祖国。比较一下《留东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黄文汉之流一方面在肉体上离不开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极其蔑视她们，贬损她们，把她们看做下贱的卖淫妇，由此反映了作者陈腐落后的妇女观和潜在的“大中华”优越感。到了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没有了《留东外史》里的那种下贱与委琐，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体与活泼温柔的心灵。毫无疑问，她们处在相比于中国妇女更“先进”的历史发展序列。
　　当然，郁达夫对日本女子不可能没有怨恨，这种怨恨由爱而生，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难怪在回国的途中，作者还要冒着毒辣辣的太阳在门司登上岸，在妓院门口“同饥狼似地饱看了一回烂熟悉的肉体”。在《归航》里，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人的生命本能与情欲一旦受到“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与现实快乐的刺激，会激发多么巨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当这种能量因“祖国”的不争气而受到压抑，得不到合理的释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惟有长歌当哭一途！
　　郁达夫17岁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个头年，正好是日本社会空前开放与混乱的大正时期。这十年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应当说是举足轻重的。作者日后这样回忆那个时代——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娇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雪夜》）
　　如果说时代潮流对郁达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东瀛岛国特有的两性开放颓废伤感的风土对他更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之功，郁达夫作品中性描写的大胆恣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瀛岛国两性开放的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好色”风尚（这其实也是留日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创作现象，只不过郁达夫走得最远），小说中的许多重要细节（如《沉沦》里的窥浴，《南迁》里妇人M当众裸身梳洗，《风铃》中露天温泉场的男女混浴等），都是东瀛岛国特有的性风俗的真实写照。郁达夫这样表达对日本盆舞的喜欢之情：“我是太喜欢盆舞了。喜欢那原始的领唱。喜欢那天真烂漫的年轻男女无所顾忌的样子。也喜欢那悲凉激越的鄙歌的歌音。尤其喜欢这样的夜晚微暗的林中那神秘而颓废的气氛。”（《盐原十日记》）
　　然而，环境的作用再大，也无法左右人的本性。与其说东瀛颓废伤感的风土影响了郁达夫，莫如说郁达夫与东瀛颓废伤感的风土心有灵犀，其性格的弱点因此愈发地被刺激发达起来。而东瀛岛民另一种气质——豪迈与乐观，对郁达夫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这也可以证明人的本性的顽强。
　　设身处地想一想，将郁达夫那样一个脆弱过敏分裂的人格放到日本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发户的岛国，实在是太为难他了。在这种地方生存，要么像平江不肖生那样，凭着一股侠气（江湖气）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共沉同浮；要么像鲁迅那样，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彻底抗拒世俗的诱惑；他们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中的强者。而像郁达夫那样，既不能真正地堕落（堕落也是一种本事），享受沉沦的快感，也不能洁身自好，抵抗浊流，升华自己的精神，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断折磨自己了。
　　
　　
　　
　　


郁达夫在广东大学
　　袁征
　　一、一个谜
　　1926年3月22日下午；一艘从上海开出的轮船慢慢驶进珠江。郁达夫和郭沫若、王独清站在甲板上。他们已经在船上闷了好几天；都急切地盼望着尽快到达广州。当时广东是声震南北的国民革命策源地；三位作家应聘到广东大学工作；准备加入大革命的行列。离广州越来越近了；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变得很不相同。郁达夫在一篇散文里细致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南方的风物；煞是离奇；煞是可爱！
　　若在北方；这时候只是一片黄沙脊土；空林中总认不出一片青枝绿叶来；而这南乡的二月；水边山上；苍翠欲滴的树叶；不消再说；江岸附近的水田里；仿佛是已经在忙分秧稻的样子。……树荫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园场里排列着荔枝龙眼的长行；中间有粗枝大干；红似相思的木棉花树；这是梦境还是实际？我在船头竟看得发呆了。
　　“美啊！这不是和日本长崎口外的风景一样么？”同舱的K（郭沫若）叫着说。
　　“美啊！这简直是江南五月的情和景！”同舱的W（王独清）也受了感动。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们就雇了小艇；冒雨冲上岸来了。（1）
　　在郁达夫的眼里；广东比北方可爱得多。最后一句“冒雨冲上岸”的“冲”字；更反映了他对红旗招展的广州热烈的向往。
　　这一年11月30日；郁达夫十分坚决地向学校辞职。在离开广州之前；他在日记里愤愤地写道：“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2）
　　为什么几个月之内郁达夫的思想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郁达夫在这段时间不愿写作；留下的记录非常少；所以现在各种郁达夫的传记对他这段经历都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但是；1926年是郁达夫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参与建立的创造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我想在各种能找到的材料里；尽量挖掘郁达夫在广州的经历。
　　这是一个发生在当时中国政治风暴中心的真实故事；留下了好些值得深思问题。
　　二、广东大学为什么聘请郁达夫？
　　从1917年起；孙中山以地处中国南端的广东为根据地；不断努力；希望推翻在北京的民国政府；把全国统一到他的领导之下。但他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孙中山向日本求援；向英国求援；向美国求援；但这些国家都不理不睬。于是他看上了苏俄。苏俄出于各种考虑；随即表示支持。（3）随后苏俄领导的第三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苏俄顾问一批一批到达广州；按照苏俄党领导一切的模式改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在广州的政权。
　　于是；教育界就热闹了。1924年7月底；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命令：广州市教育局的全体职员必须在一个月内加入国民党；暑假之后；所有市立学校的教师和职员都必须全部加入国民党。8月；广州特别市党部又决定编写党义教科书；在学校开设专门课程；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党义。（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宣布：“凡属党员；只有服从党的行动；……牺牲党员个人之自由；即所以保障党之自由；……一经入党；则个人行动；一切皆范畴于党的行动。”（5）学校的所有教职员都得入党；入党之后完全没有个人自由；只能服从命令。很明显；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是要把学校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广东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孙中山下令；合并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组成的综合性大学；是国民党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的最高学府。
　　共产党加入之后；国民党内部明显分为左右两派。孙中山在世时；他是无可争议的领袖；苏联顾问鲍罗廷是他的主要参谋；硬是把局面控制住。孙中山去世；两派就斗起来。左派很快就占了上风；脑瓜机灵、讲话激进的汪精卫和鲍罗廷一起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于是教育界的群众运动更加壮观。学生今天集会；明天示威。广州的市立学校在1925年停课闹革命五十多天；没有一所能够完成教学计划。（6）
　　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央青年部长。他熟读儒家经典；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行书和隶书；还时常画几幅竹子、兰花；性格厚重倔强。邹鲁一向讨厌左派的激进言行；不断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抵制；所以在广州轰轰烈烈的气氛之中；广东大学显得安静和平稳。孙中山死后；邹鲁一再跟汪精卫、鲍罗廷争吵。
　　由于左派势力的增长；国民党右派头目一个接一个被排挤出广州。1925年9月；汪精卫等以向北方人民宣传广州沙基惨案为名；任命邹鲁为宣传代表；率领“广东各界外交代表团”去北京；拔掉了国民党左派的又一颗眼中钉。（7）
　　邹鲁一走；左派就着手控制广东大学。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准备改称中山大学；已经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列了“该校所用教员；多不明党义”等罪名；不准广东大学按时改称中山大学；并宣布由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甘乃光等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广东大学进行调查。于是对广东大学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而来。国民党的报纸指责广东大学还没有党化；是“不革命”的学校；校长邹鲁是“不革命的领袖”。（8）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具有学术自由的意识。广东大学的学生反驳说：大学必须允许多种观点并存；“大学的意义是兼收并蓄”；广东大学是“国立”；而不是“党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