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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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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文坛状况，过去和现在，更是了如指掌，如《日本的侵略与作家》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以及原来左翼进步作家中如佐藤春夫、菊池宽、林房雄之流作了军部吹鼓手的蜕变者。他回顾了大正昭和易代之际，日本文坛正当自然主义没落，在苦闷虚无状态之中，率先竖起左翼文艺的旗帜，成功的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到了昭和以后反动势力加紧，许多作家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左翼作家中意志坚强者大抵现在还在牢里；另一部分就缄守沉默入乡卖菜去了。再有任何时候都不愿混入潮流的所谓高蹈派，也严守沉默不失故度，如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等。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艺演变》中说：日本所谓“铳后文学”倒退了百余年，当局对文艺的管制日趋反动，一般作家不得已只好回复到“咬死骨、搅尸灰，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而我们呢？“戏剧运动在抗战中成长了；艺术家到群众中间去的运动，在抗战中实现了；笔杆枪杆和工人的机械，农人的斧锄，在抗战中结合起来了”。“虽则伟大的文学还没有产生，但产生伟大文学的始基，已经奠下了”。这时是在一九四二年之前的一九三九年。
如果说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前的浪漫主义，这时，不论是作品和观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并非突然开始的，它和他最早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文学概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既然褒贬不一，对他的评论自然也是较多的；但多数都偏重他的反映多种矛盾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以及他的生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这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国内新出版的评论和传记中只有一本《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王观泉著。一九八六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把他的“贡献理论”列为一章，这是有独到见地的。但他是作为传记的一章，所根据的理论文章也只是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所写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文艺的实质》、《谁是我们的同伴》、《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以及《关于小说的话》等等。作者说郁达夫总是以最快的信息传布国外最新的理论，自己保持最新的认识。如在我国电影尚未得到发展的一九三一年，郁达夫从国外信息就发现并认定电影这种声光化电的综合艺术对小说产生了影响，如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的技巧等等。
晚期这些文艺理论不但在思想观点是可以看出与二十年代的论作一脉相承，而且始终保持着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专家不同的特色，因为在郁达夫，他对文艺的论述主要是从创作的亲身体会和大量阅读中外古今作品所总结出来的。
如果本书能引起对郁达夫的文学理论的系统研究的兴趣，又能提供集中阅读晚期资料的方便，那就使编者感到欣幸了。
插曲——一场笔战
郁达夫刚到星洲正赶上新年放假，就应邀去了槟城，自然遇到新闻文艺界人士热情地向他提问，回到星洲立即接编三种副刊，就写了《几个问题》在《晨星》发表，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战。主要对手是《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在《几个问题》发表后三天刊出一篇挑战文章，两个回合以后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已是勉强招架准备撤退的态度，但也露出被曲解窝囊之余的不屑和讽刺意味。《狮声》主编张楚琨也发现流入无原则的义气之争是没意思了，又写了简短答复《采取冷静的沉默》准备打住；但这时战线已经扩大，波及到《南洋商报》所属的《南洋周刊》、《新国民报》、《新国民文学副刊》等一致支持《狮声》，便一时形成围攻局面。如有一篇署名高扬的长文《我们对你仍觉失望》，说郁达夫就是教青年闭门读书，“向天花板学习”，并针对郁达夫的那句“名言”说：“我们现在要求的不但是一个Writer，而且还要是一个Fighter！”在被围攻的局面下，郁达夫又按捺不住了，于二月七日的《晨星》上发表了六篇为他辩护并反攻的读者来稿，《狮声》当然又作回击。最后是《晨星》发表了楼适夷的《遥寄星洲》替达夫解围，说他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吸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位新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这封信确实起了作用，之后再也没有人发难了。
本书“文艺杂论”部分收了《几个问题》和其他两篇答辩文章，还附录了《狮声》两篇文章和附言、答书。这附录是十二卷《郁达夫文集》所未收录的。据此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自然，达夫对南洋文艺的见解本意并不坏，但他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并且毫不考虑那种感情用事带讽刺意味的行文；“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容易引起误解。《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不过是想说：南洋应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这本不错，但他丝毫不了解当时当地对待鲁迅的态度很可能成为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他的刺耳的话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左”得可爱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便引起激怒，认为他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于是郁达夫被曲解之后也慌了，急于天真地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这更引起对方的反感，益发不可收拾。
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一小小事件，还不能不联系到它的历史背景：（一）《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是分属侨领胡文虎和陈嘉庚的两个集团的报纸，历来有所对立。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中前者偏右，后者偏左，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抗战之后，胡愈之到《南洋商报》主持编务，郁达夫也到了《星洲日报》主编副刊，在团结抗日的言论上两报趋于一致。但左派的青年群众，多数还是团结在《南洋商报》的周围。（二）从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被“左联”开除，并被目为“颓废派”，这在笔战开始就一再提到，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甚至说他是为逃难而南来。左派对他原有的看法和成见有其根源。（三）除了抗日言论一致之外，郁达夫对人对事的某些做法和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左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譬如对他后来兼任英政府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实际工作是公共联络宣传，译为情报部就有特务间谍之嫌）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许多左派人士有不同看法的：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而郁达夫应允担任固然是由于一位女友李小瑛的介绍，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占领一个官方地盘对宣传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是一致的。后来证明他对英当局的态度还是有一定立场的。刘尊棋先生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本人和郁达夫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得到胜利，与那位马共领导人见了面。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的义正词严、爱赠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才真正彻底地并肩作战。那时成立了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是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的。张楚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所写《忆流亡中的郁达夫》（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回忆这场笔战过去之后，思想上仍与郁达夫有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上工作，却很少过从，但是到了这时却不同了，他说：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在所谓‘新加坡防役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张楚琨先生的回忆就是写到这里引出三年前那场笔战作为插曲的。
失去了战斗武器以后
郁达夫文学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晚期，已不止是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为、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了。如不看他的晚期文章和流亡后的事迹，则对于这种变化不可能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文艺思想与情感虚弱的矛盾，后期确实起了变化：紧张的工作，没有了颓废感伤情致的余裕，作家与战士在紧张的实践中统一起来了。然而感情上的矛盾痛苦并非不存在，对祖国故乡的思恋，工作上的不顺利与被误解攻击，孤军奋战的寂寞感，家庭妻离子散的哀伤……
特别是流亡后，不再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假做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地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敌人，却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赵廉），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度过一次次难关。在这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独身生活在遍布陷阱的异域，能够倾吐心声，相濡以沫的就惟有那么几位他费尽心机为之保护安全、接济生活的战友，每遇紧急情况，坐上火车就跑到胡愈之住的椰庐去报信。他明知他们有个传递消息、研究情况的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让他参加……这种难言的辛酸和苦恼，又岂只是寂寞啊！
据我所读到的一些当时在印尼的朋友的回忆文字，稍举几件事例：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惹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也跟着用中国语骂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来，赵廉看了看，机智地指着他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要讨帐的名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
以上是据张楚琨先生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还说，郁达夫在三年多中为保释侨胞和力争发还被扣车辆、财物、房屋，不知办了多少件好事，对于数十名文化界的难友的掩护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刊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文中，也提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五月一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他谈话，也说“这位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据汪金丁先生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记述：一九四四年初，一个曾在昭南岛兴亚所受过训练的特务洪根培，向日宪兵部告了密，不久日宪兵摊了牌，亮出他们搜集的郁达夫的著作，说赵先生你不姓赵，并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东京去。他镇静地承认自己是郁达夫，并断然拒绝说：“我哪儿也不去！”然而日宪兵并未立即逮捕他，还常来敲诈勒索。他有一大段时间处于这种时刻准备被捕的不安中。他曾感慨地想到 屠格涅夫小说里的情节：“我们真像被网在水里的鱼，偏偏那渔夫不拉网，我们就只能在浸在水里的网内活动。”
他发现自己暴露身份，立即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爷公务。当他们劝他一道走，他明确表示：“我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他已抱有牺牲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被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
郁达夫并非由于麻痹大意偶然不幸遇难，他是早已抱定誓死不辱完成大节的决心的。因此到了最后反而显得从容镇定，且又恢复饮酒。然而一肚子的愤恨遇到机会仍不免要发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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