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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作品集-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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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晚，郁达夫被人骗出家门终于遭日宪兵杀害，就此无声地消失了。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胡愈之先生《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当时唯一可靠的正式报告，然而对于达夫的遭日宪兵杀害只是根据前后种种迹象的推测。胡愈老曾亲自对我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派了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曾经在印尼流亡住在达夫家里假充看门人受“赵老板”掩护的王任叔，原期待他到任后会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富阳家乡召开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才由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先生正式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如果没有胡愈之、刘尊棋、张楚琨、汪金丁……等前辈以及其他同在印尼的游人留下这些确实的回忆文字，对于郁达夫晚期的最后三年半是如何度过的，就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了。当然我们还期待着更多 的第一手材料的出现。
《毁家诗纪》与婚变纠纷
郁达夫在海外晚期发表的作品，最早流传国内的就是《毁家诗纪》了。而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界的某些人对郁达夫最感兴趣的就是这段“婚变”纠纷。有关的或当事人的回忆，当年在气头上的漫骂文章、信件，一抛再抛，还抛向特别容易畅销的香港市场，立刻波及台北、新加坡、美国，各种以婚变为题的单行本出了不少。利用读者对这段私事的无知，作者在地下的无言，和评论界对此的不屑一顾，而甚嚣尘上。郁达夫再也不会想到在他印满血迹的脸上又被涂上这一层难堪的脂粉。
最近在国内也有一种趋势，似乎要为五十年的冤屈翻案，“《毁家诗纪》所涉，全属子虚乌有”，或者还明白而简单地指出郁王婚变，其过在郁。难怪远在新加坡的方修先生也说：“把数十年后一两则真实性并不可靠的回忆文字当作懿旨，这真是件令人惊异的事。”（见《郁达夫佚文集》序）应该想到当年出入于风雨茅庐和避难丽水的以及在武汉详知《郁达夫道歉启事》原由的，还有两代人活着，并非死无对证啊！
然而如今再端出事实细节进行辩论是否完全不必要的浪费读者的时间。本来任何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在私生活中发生婚变悲剧并非天大的奇事，其发生的根源除双方的是非之外，往往与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且感情上的好恶很难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尤其是过去已久，即使对负疚的一方，也不必再揪出来再加以责备。然而在郁达夫在惨死四十年之后再被褥骂为怀着“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毁家诗纪》纯粹是无中生有”，“心理变态”的结果，颠倒黑白的目的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夸扬自己的荣誉”……等等。辱骂之外却又并未提出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如此这般居然也有论者表示同情而加以宣传，其实重新发表和宣扬这些纯属私愤的恶言恶语来鞭尸，倒是对于生者本人的形象有损的。
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时代和性格的复杂性，被误解遭歪曲而受谴责的事很多很多，比较起来，在“婚变”这问题上还只能算小事一桩。多数爱护他的朋友也曾谴责他不该写那些令人难堪的诗注，更不应该在“家”已破裂正思弥合的时候去公开发表，这是完全合乎为人之道的。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即使作为晚辈，我也会劝告并尽力阻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考虑到发表之后对双方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切身现实利益，自己的家庭正常生活还应该尽力维持，也许他便不会寄出发表了。记得一九三九年春，我的父亲（郁华·曼陀，达夫的长兄）在上海收到他寄来首次发表《毁家诗纪》的《大风》旬刊，叹息不已，当时就在末页的天格上写下了一首绝句：“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了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他料定达夫这样一来，便不可能再“重圆”了。
然而这与后世如何理解和评论《毁家诗纪》这一作品，如何分析它的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毁家诗纪》虽不属于本书收录范围，但它也属于晚期的重要作品，又鉴于上述情况，因此不能不有感而书于《编辑随笔》之最后。
《毁家诗纪》是他的呕心历血之作，是他从一九三六年春每有所感陆续写成的，而诗注显然是后来集中加的。他用一切艺术手段渲染令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而任何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可看出，矛头所指就是那个在浙江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也正是他，又在战乱中闯入他的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他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这在本书的政论中还可以找到抨击国民党的贪官腐化并列举浙江教育当局许绍棣在抗战中的劣迹事实为例的文章。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文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是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的官场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郁达夫在寄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言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蒋介石、叶楚怆、于佑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也可说明他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控诉。自然这也只是不会有结果的天真的冲动，却正符合他的性格的。
在他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是被激情所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而白首偕老，这是他的根本性错误。虽然确曾有过最初几年幸福生活，自从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于一九八三年所写的《阔别星洲四十年》（载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上面的见解的注脚：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这是在她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婚礼冠盖云集，隆重热闹，震动整个山城的情况之后说的；也就是意味着王映霞女士对前后两次悬殊的不幸与幸福婚姻比较的总结。
郁达夫的晚期，是不断的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从作家到战士的突变。他仍然是那个写《沉沦》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贬抑、孤寂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忍受着战友的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重担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
但是到了晚期确实起了变化，除了以上叙述的他的作品和行为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之外，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溯自胞兄殉国以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地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涨，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感情，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悼胞兄曼陀》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洲日报·晨星》）
他如果能活着回到祖国，会是怎样的呢？
他会以海外这段生活的经历，更深沉的思维，传奇性的故事，可爱的和可恨的人物，写成动人的小说？报告文学？诗和散文？
他还会循着那“必然的趋势”，以增大了的更广阔的情感，继续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写出这个时代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评论？
如果从一九二一年郁达夫走上文学道路算起，到新加坡沦于战火的一九四一年，他的文学生涯不过整整二十年。他殉难时只有四十九岁，如果他能活到七十岁，他还能再写作二十年，也可能有一倍于现在留下的作品。
然而，什么都不能够了。
胡愈之老先生在他留下的那篇重要文献《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的最后一段说：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作者为郁达夫侄女）
说郁达夫的《自传》
…
郁天民
一 引 言
作家郁达夫生前共写过连续的九篇自传（最后一篇《雪夜》未标明篇序），叙述了从出生到日本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为止的大约二十年间的生活。它不是按照史籍体例的纪传，也不是个人经历的详尽回忆录，却是很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的真率表现自己的文学作品，叙述委婉细腻，诚挚动人。九篇虽先后连贯，而每一篇又各具中心，各赋标题，相对地可以视为单独的散文小品。笔者在编辑他一生所写的诗词和撰述他的年谱、传略时，对他的幼年、童年、少年以及步入青年时代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了解、收集之后，发现这九篇自传虽然在叙述事件和年代记忆上不免有失误之处，但所记载的都是真情实事，而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事件的选择，角度的裁剪，抒情的适度都具有体现他艺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意义。这位作家对于传记文学有他自己鲜明观点。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发表于上海《申报·自由谈》上的《传记文学》中他认为：中国历史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起，指导以后的“所谓谀墓之文”，“千篇一律”，“智仁皆备”，“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又在上海生活书店的《文学百题》中发表过《什么是传记文学》。他说：“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若要写新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他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他又说：“统观西洋 的传记文学，……传记是一人的一生大事记，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却只是一时一事或一特殊方面的片段回忆而已。”这九篇自传，正是他实践自己的这些艺术思想的作品。它好似一幅生动、形象的画卷，从中很能嗅出一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以至大正初年的日本社会某些特定东西来；也很能摸到一些产生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的这位作家的思想、风格以至个性的发展脉络来。因此，它无疑是了解和研究作家的——虽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重要的一组文献。
这九篇自传，作者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其中一至七篇是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末）这段期间内陆续写成的。这年头正是白色恐怖网罩上海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秘密逮捕了大批革命人士，而且公开狙击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特务们继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杀害了拒绝蒋介石要求的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与此相配合，文化“围剿”也雷厉风行。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大规模查禁新文艺书籍，一时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一百四十九种之多；一方面又声嘶力竭地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六月，又公布施行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严厉实行思想统治。一切进步书刊都必须先送审查委员们审阅后才准付印发行。大量优秀的进步作品被禁止刊出。这时候，作者虽已从上海移家杭州一年有半了。但杭州，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个“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地方，国民党早已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他和鲁迅还始终是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在案的人物。自作者来到杭州，国民党杭州当局立即布置了对他的秘密监视，不仅外地寄给他的书刊信札一律经过秘密检查，而且住宅门前也有“职业小贩”三班制昼夜“营业”。他只能过着政治上苦闷、彷徨，经济上始终依靠出卖文章为生的专业作家生活——主要还是寄文章到进步报刊集中的上海去发表、卖钱。而要不断地进行写作，为人民说些话，在那文化“围剿”的紧锣密鼓声中，是愈来愈困难了。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艰辛地支撑着《申报·自由谈》这块进步园地的编辑黎烈文终于在反动势力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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