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郁达夫作品集-第9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吹陌桑蚴欠袼约阂嘤兴写ツ兀坑舸锓蛞哺婺柑匾庑垂堪谆疤宓耐ㄋ仔牛ǖ笔蓖ㄓ梦难蕴澹雷婺钢荒苋帽鹑四罡ㄋ拙腿菀滋Ｐ胖兴担�
“奶奶：长久勿见面了。想想看，实在是想归来。因为夏天路上勿好走，并且回来了之后，又要到日本来，恐怕到了那时候，奶奶又要酸心，所以勿回来了。”
“奶奶无钱使用，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日本，寄钱又寄不来，并且我也没有多少钱好寄与奶奶。我虽然为奶奶伤心，然而也不能为奶奶出力。
“今年大哥似乎要想回家，到了大哥将要回家的时候，我教大哥私下交付五十块钱与奶奶就是了。
“奶奶顶好勿要管母亲的事体，随她去说长也好，说短也好，总教装聋装哑，勿去听她就是。”
老祖母接到这样的信该是十分安慰的吧。一九一七年夏，郁达夫去日本已四年，第一次回国度假。七月二十日的日记载：“午前为祖母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大笑。”短短的一行记载，充满了祖母的满意，旁观的佛婆们的欣羡，以及他自己为亲爱的祖母做了好事，尽了孝心以后的喜悦性情。可以想象，《青春篇》中叙述的阿千带领他冒险出游，最后到了真觉寺祖母那里，吃完中饭，下午归来的情景：小孙子拎着香篮，伴着祖母，在西晒的斜阳里，穿过荒芜的城垛小北门，一老一小，心里都充满着祖孙融融的喜悦走回家来——简直像是一幅哪位艺术大师笔下的风情画！
阿千是坐茶店的专家们正在培养着的接班人。惜乎这个活泼可爱的人物已无可查考，当地在很早以前就无人知道他了。不过，与他类似的人是有的，后来也果然接了坐茶店的班。但作者并没有把阿千同坐茶店的“蟑螂”放在一起。作者纪念他，记录他带领作者的这一次伟大的游历，是因为正是他鼓励作者大胆逃出被禁锢在小墙院里的笼鸟生活，尝到了“野鹜无粮天地宽”的无限滋味，开始了叛逆个性的第一声。又因为正是他带给作者美好的青春幻梦，进入了自由、光明、丰富、灿烂，鄙夷一切丑恶的梦境之中，萌发了追求解放的执著意念。阿千给予作者的并不是茶店酒馆里的“英雄”榜样，而是照亮心灵的启蒙曙光，这一点，也许连阿千自己也不曾想到吧！
作者对故乡的茶店酒馆可谓感慨无限的了，他甚至不惜用“蟑螂”这样的字眼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但作者与茶店坐客中的不少人却是很有交往的朋友，特别是一起长大的同辈伙伴。以后每次作者回家，往往成为消息灵通的茶店酒馆里的头条新闻，友伴们就闻讯而至，无所不谈。而所谈愈多，感慨愈深，形成了“蟑螂”这个可怜而又可憎的小动物形象。如果要说这是厌恶的咒诅，则毋宁说是怒其不争的愤懑！作者在这一篇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这个所谓“现在”，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作者殊不知十余年后，以至他牺牲后的四十年代末还依然“在风行热闹”！一直到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的一九四九年，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郁达夫所无限感慨的茶店酒馆，才与反动王朝及其所依存的社会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四 学 堂
当郁达夫四岁（1899年）的时候，在杭州府学堂读书的长兄郁华考取了光绪科院试的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当地的“报子”（一种专为考中人家报喜的人）“镗！镗！”地敲着响锣把“报单”送进家来，搭起桌椅，高高地挂在正中客堂的墙上。这种科举时代学子的殊荣，鼓舞着这一家子，特别是鼓舞着坚持书香传统的母亲，更使她深信自己是做对了，下决心继续督促二、三子。蒋伯潜先生于一九四○年为《静远堂诗画集》（郁华著作集）撰写的《郁曼陀先生传》中说：“先生少颖悟，太夫人督之严，从名师读……”，他以同乡后学的亲身见闻说明这位“邑里贤之”的母亲对于儿子们的上学读书从来是要求十分严格的。儿子们在她的严督下也十分用功。郁达夫于一九一八年写的《自述诗》第五首云：“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育疾正深。犹忆青灯秋夜雨，虚堂含泪看兄吟。”并有一条自注：“三岁丧父时余正病。然青灯夜雨，二兄坐灵帏前吟诵光景，犹历历在余目也。”诗境凄清，而更深夜静，琅琅书声的情景，跃然纸上。伯潜先生这一辈人后来还经常谈起郁华当年的刻苦努力，博览穷经的事迹，并誉他为“才子”。郁达夫在这个好学的家庭环境里逐渐长大，于七岁开始上学。
清末富阳人家对小孩上学保留着祖祖辈辈的久年传统，必须择吉日，祭孔子，即自传的第三篇《书塾与学堂》中所说的“开笔”仪式。孔子被认为是读书学子的祖师爷，经过“开笔”仪式然后上塾读书，就算是“光荣的孔孟之徒”了，由于私塾和书院都只分年次，没有后代“洋学堂”的秋季班。自春季始学，到腊冬“书包藏起过新年”为一年。因此配合私塾的始学时间，“开笔”都选在冬尽春前之时，也就是阴历年的前后。富阳地方的岁时风俗，就像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所描写的一样，家家户户都要在春节前的十天半月，择吉日“祝福”。“开笔”仪式就往往与这个“年终大典”结合在一起，一般都在“祝福”那天午夜以后至凌晨卯时以前，请完佛神——请完礼成的标志是进行最后一道议程：酹酒送神，焚化福神祃，亦即自传说中所说的“烧年纸”——以后接着举行。作者就在七岁那年的春节前“开了笔”，春节后由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亲友罗氏家自办的私塾中去读书。塾师葛宝哉。一年后，改入附设在学宫（即孔庙，当时大多县治均建有此庙，富阳当地称为圣庙）的奎星阁书塾，塾师张惠卿。据葛、张两位启蒙塾师后来对人说，他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聪颖强记，文静好学，而且作业——每天一张的红字纸书写得很清楚。就在奎星阁书塾的时候，他和学官（清制，称为教谕）陈善的儿子陈方同学，但他自幼是个体弱胆小、沉默寡言的人，当然够不上陈方的伙伴，更不是陈方的对手。然而，他显然是十分欣赏、羡慕和同情陈方的大胆、活跃、代人受过的好汉作为的，并在他的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查，陈善是山阴（现在的绍兴县）人，举人出身，在富阳任教谕的时间较长，但此后不久即行去职，陈方也就跟着父亲回山阴去了。陈方以后的情况，无从了解。有人说他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牺牲在武汉；也有人说他参加的是港九工人大罢工，死在沙面，但都是传闻听说来的，找不到确知人。又，据作者日记，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曾在上海遇到过陈方，当时陈方似乎已随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不过从这篇自传中点明的作者“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以及“国共分家”的时间和“惨死的样子”看来，也有可能日记所记的是另一人，倒是传闻中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是对的。处于《所谓自传也者》已经指出的“言者有罪，动辄得咎”的时代，作者在这里只能隐约地吐露，留下了这个耐人追寻的悬念。但尽管是淡墨疏笔，却透出一股追悼的强烈气流，径向读者扑来。
书塾里“先生的挞伐”，“杀一儆百”的“戒尺”和“教鞭”落在陈方头上的居多，倒是很少光临过作者。但对他来说不仅塾里有严师，放学回家，家里也有位严师，那就是他的母亲。在家里，他却遭到过几回严责。每晚母亲必须索查他的红字纸，而这位严师不识字，只能看看、数数有几个字是受老师画圈奖励的。有一次 ，他心里很有点不服气，查完红字纸，他又拿出书本来塞给母亲，自己背转身，表示要背诵当天的课业给她听。这明明是奚落母亲没有文化，多管事，实际上是种拒绝检查的消极方式。结果自然是挨了一顿骂，还将挨揍，幸亏他机灵，一头钻进老祖母的怀里才免去了。这场“管束与反管束的斗争”并没有使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抛弃“严家无败子”的信条。这时候，他的二哥也还在故乡的书塾上学，过了几天，发生了二哥瞒着家里，贪玩逃学的事。这回，母亲可真下了“狠心”，拿出砧板、菜刀，一手揪来二哥，一手操刀剁板，剁得咚咚响，声色俱厉地要宰了不肯读书的儿子。并喝令他在刀旁跪下，说是包庇不揭同罪！他急忙大声向老祖母呼救，而老祖母好像事先和母亲串通好的，早已躲到别处去了。从此，两兄弟就再也不敢了！
内外严师的管束，读书好学的习惯是养成了，而他的少年个性也被压抑得越来越沉默孤僻了。
两年的“蒙馆”之后，他进入了春江书院。这个书院，据《富阳县志》记载，原由历任县令所谓“捐廉俸”、“劝输助”和拨了部分公地、公款建办起来的，属于公办性质。虽创办得很早，而因“司事不得其人”，办办停停，到光绪二十多年以后才巩固下来。作者进入时，书院已具备了相当规模，师资、学生、房舍、院产都属全县之冠。全国性质的“比年岁科试”，富阳县的秀才考试也在这里举行，因而东、西两庑都建立了考棚。书院实际上是高一级的书塾，即所谓“经馆”之属。作者在这里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特别对旧体诗和韵文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自述诗》第六首云：“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诗后自注：“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余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指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但终究作了什么样的韵语？是诗还是其它形式的？至今没有发现。从《自述诗》第八首的自注“有诗，不存集中”看来，这些少年时的习作，当初自己也没有保存下来。
不久清廷废科举，办学堂的那股新风也吹到了富阳这个小县。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登场往往并非那样容易和顺利。在清末，“百日维新”不算，慈禧太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下令从明年起废八股取士，改办学堂的。经过各省层层反对、拖延，下达到富阳，据《县志》记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八月才“奉谕停止科举，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学堂”。而当时的富阳，反对洋学堂，看不惯新学的顽固派、老学究果然不少。他们认为八股应试毕竟是正路，学堂，充其量不过是“讲艺”，舍本求末，说穿了是出卖灵魂给鬼子。像编成于同年（1905年）十月的《富阳县志》的纂修者们，面对着刚于两个月前接到的这道改办学堂的上谕，实在情难自制，就让声声抱怨残留在《县志》上：“逮自迩年人心厌故，视庠序为具文而书院设，目书院为顽固而学堂兴。”他们连书院都看不大顺眼。又说：“未有舍中国之书不读而能治中国之天下者！”（均见卷十三·书院）当然，更不用说读英文的洋学堂了。因此，又经过县里的一番议论、拖延，到光绪三十二年初，春江书院才正式改建成富阳县高等小学堂。作者和书院的大部分学生便在这时进了学堂。学堂比起书院来确实新了，或者如当时所谓的“洋”（这是个滋味不那么好的字眼）了。不仅撤考棚，造“洋房”，学生一律穿制服等等，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内部的学习课程也增加了英文、算学、地理、图画及体操等崭新课目，以及配合新课程增加了不少的新式老师。办这样的新式学堂，读比较有用的书毕竟是时代的潮流，是大势之所趋。不久，不仅一般的乡下人，城里人“崇拜、惊异”，“学堂生”自鸣得意，如自传中所说那样，而且反对派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子弟上洋学堂来读书了。旧书院原有一些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而来继续学习的所谓“廪膳生”，都已是中、壮年人了，有的还已经有二三个子女了，因为原来是按经、书进程分别段序的，现在则按新式课程而编排年级，就不得不与作者那样的十一二岁的小同学同班了。他们比起顽固派来毕竟属于“识时务者”流，因为他们已经感到今后功名的依靠，惟有接受新学，读学堂书之一途。因此，尽管一肚子抱屈，两眼里瞧不起毛头小同学，也只好将就同班。而假日回家，走回乡下去的时候，则就要换上“长袍马褂”，重现其昔日威风了。
作者十三岁的冬春，因成绩优异而跳班升级，又因连升之荣而非皮鞋不足以显威。这两件事，似乎曾一度轰动了这个小城，当地有些老年人一直到后来还记得。这时候，随着他的学业日深，他的母亲再也没有红字纸可查了，早已从家庭的兼职严师完全恢复到慈母本色了。在这位母亲的身上，“严”正是“慈”的特殊形态。严慈合一，不仅充满着母亲对于幼子的分外宠爱，而且浓缩着寡母对于孤儿的特别操心。这双皮鞋的要求，在这位母亲的眼里，说什么也是合理的，简直天经地义！这正是全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最后赊欠不成，她没有哭，还是收拾了一大包旧衣服想上当铺去押钱来满足儿子的“合理”要求，直到儿子一定不要了，母亲才真的伤心地哭了。她是为伤了儿子的心而伤心的，是为自己的无能而哭的啊！当地老年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来，大概体谅到母亲的这层心思吧，都没有责备儿子，只是叹息终于买不成皮鞋而伤了这位可敬的母亲的心！
皮鞋风波，促使他发奋读书，有人说他一生读了将近三万册中外书籍；也使他下意识只和贫苦同学相往来，并且养成了穿青衫布鞋的习惯。后来有不少写他的《访问记》、《印象记》，都说他的衣着质朴，出人意外。但青衫所包裹着的，不是一颗自惭贫贱的心，而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在他学习于高等小学堂的整段时期中，直至他成为著名作家以后，这种傲骨，对为富不仁的巨贾资本家的仇视，还是像放射体那样丝丝缕缕地散发出来。一九二一年夏天就有过一次强烈的“辐射”：有一天晚上，他和郭沫若同到出版创造社刊物的泰东书局去，受到老板�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