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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三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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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袆、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宫内的“侍中”，费袆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瑰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辏У姆玻挥宏＇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诸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史，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请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什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袆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廷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袆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袆。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袆。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袆，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袆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廷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十八 费袆
费袆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袆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袆来挑。
费袆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袆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袆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息。
费袆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乒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哪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袆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袆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袆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袆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二十九 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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