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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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看到人情的典型往返模式：求人情和还人情，一来和一去。

　　另有2001年8月19日《新快报》发表《赖昌星用金钱美色织保护网，反腐纪检组长成腐败者》一文：

　　……赖昌星利用红楼小姐套牢了赵克明之后，赵克明对于赖昌星送上的10万港币也就不再推辞了。

　　赵克明说：实际上这十万港币我也不想要，我何必拿他十万港币呢？他是一个那么巨大的大款，他应该给我一百万甚至更多，几百万，我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配合他。

　　按赵讲话的意思，赖应该拿几百万求他，然后他帮赖做很多事情。反过来说，他能做的事情决不只值10万。

　　这两个例子表明，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譬如赵克明说赖昌星送他10万港币太少，以他的价码至少100万，这就是评估。赖昌星是商人，当然更懂得评估，面对着“道高一尺”，显得“魔高一丈”——要是对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规则，从中赚价差。先用红楼小姐套牢赵克明，捏着把柄后，迅速挫降他的报价，100万变成10万。降价后，捏着录像带还可以随时治他，占一先手，这是精明之处。赵克明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吱声，谁叫自己裤腰带不听使唤，有了丑闻受制于人。这两个例子呈现现实人情运作的复杂，与人间百事——譬如金钱、调动、生意、婚外恋、裤腰带……盘根错节，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能驾驭自如。

　　民间人情的模式十分简单：甲向乙送礼托其办事，乙收礼替人办事。简称：送人情和还人情。做人情只管办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与法律是两个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为政。而且，诉求人情的事物多半归属无法诉诸宪政一类，譬如诉求特权或打政策“擦边球”。　　　


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在直面人情要义之前，先分析人情的两个含义：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们从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礼物、金钱和帮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惯例制度，俗称：规矩和“礼数”。人情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负载利益的软媒介，同时也是控制交易的惯例。

　　说到交易，必参考金钱。金钱不完全类似人情，但在社会交换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参照物。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标识商品的价值，在间接或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充当中间物。货币曾给人类初民“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带来交换制度的革命，扩大了原始经济共同体的范围。故而，货币是聚合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统一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原因。古代兽骨、贝壳、纸张乃至金属能成为货币，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人们对其替代商品价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约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纸币仅仅是纸，硬币仅仅是金属，支票、银票更是废纸一张。

　　与货币相像，人情有也交换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换背后存在制度，也像货币一样凝聚了一种共同体，人情凝聚的共同体便是私人关系网。

　　以西方的社会交换论看人情，或许带有一丝跨文化的不确切，但是它的观点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国学者很难研究人情，就因为被“情”字欺骗，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习惯将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语义与现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乃至它背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情对于中国近代关系网制度的核心意义：交换和凝聚。因为交换，而得以凝聚。假若没有交换，关系和关系网便无法联系。人情中的那个“情”字，并非固化的感情（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而是虚拟之“情”——凝聚、认同和团结。按照中国古语习惯，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后者作情势解。人情与其说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为人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数关系户们做不到。出门在外混社会，人情到处充斥，然而“世态炎凉”没有多少感情。人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

　　生活中的人情，原本很复杂。然而，再复杂的人情都可被还原为一双基本概念：送人情和还人情。其他更复杂的范畴，诸如做人情、卖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都可涵盖在“送”和“还”之下，譬如“做”、“卖”、“托”等于“送”，而“欠”牵涉“还”。这一“送”一“还”是一对哲学范畴，可比作牛顿定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并列存在，然方向相反。这一来一往的互动，负载着利益诉求，譬如金钱、礼物、恩惠、便利和关照，于是作为一种社会惯例的基本单元构成社会交换，成为独立于金钱之外的另一种交换。

　　于是，人情的基本点可归结为一来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简单的样本就是常见例子：甲送礼给乙，乙替甲办事。这个简单模式是人情的细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奥秘。

　　首先，甲对自己所呈礼物价值自然心知肚明，必依办事价值大小调整礼物大小，大事大送，小事小送。在交易规范上，头一次礼物类似经济合同中的定金，与交易总量有关，一般占小几成的比例，大约5％～30％，但比经济合同模糊。

　　收礼后，乙对礼物评估则要花工夫，若是金钱自然明了，若是礼物便要猜测。收礼者很少圣人，估价是必然的，如果稀罕礼品价格不明便要询问朋友。送礼物而非礼金，是可进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层台阶。若事情托得成，遂转成定金；托不成，权当串门，也不难看。况且头一次如果礼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对替人办事付出的代价一定要预评，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迟早一天摊到自己身上。两相比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赚钱生意还是亏本买卖。但不管未来办事代价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认人情制度，认真处理好人情关系，就拥有一种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亏。反因有恩于人，得意洋洋。

　　一旦办事毕，用人情衡量，等于乙还甲一个人情，通常超过礼物定金绰绰有余。这时又轮到甲欠人情和还人情，这次人情则是整个人情往返系统的一部分；推而广之，还可看作二人过去和将来长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时，作为一个明白人——俗语称“会做人”、“识做人”的人，甲必须综合评估事情于自己的意义，加上乙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拿捏二者平衡点，折算成一份大礼还与乙。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与其他事情相抵。

　　常规下，只要二人处于类似社会阶层，遵循类似心理评估方式和文化规则，评估结果就会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沟通和互动。故而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譬如华人走向世界各地，为何聚而不散，有人说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过于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国人的人情制度，它源于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国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国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则有关系，有关系也有网络，于是生成遍及世界的华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与金钱相似之处，后面要说人情与金钱不同属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价交换，还有忌讳清算。

　　人情诉求利益交换，既养成做人做事规范，还让本身充当交换媒介，让不同类型利益——譬如帮助、关心、优惠、金钱、救命、通融、后门、特权、服务等等，相互进行心理换算和复杂交换，每一次收受之后都折算成人情，然后以另一项利惠去偿还。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折算，背后必有类似价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评估人情数量大小，否则无以知人情多少。这项制度保障人情往来的总量平衡，维系公正和正义，维持私人关系正常运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评估也是一项繁琐哲学，它不具明文制度，也无法明码标价，完全依赖私人交往的感性过程，以及当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参照双方昔日交往曾经发生的债务损益表，一起算总账。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类似的人情市场行情可供参照。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甲帮乙办一本护照，酬谢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与洋酒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当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个参照，双方遂无异议。但是，如果甲帮乙不是一本护照，是一块地皮，那酬谢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额的一个适当百分率。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中国人几乎天天接触人情，若在中小型城市或乡镇生活，则几乎浸泡在人情的汪洋大海。由于人情起源于习俗、口语和惯例，未经显学校正，所以具有民间性和含糊性。同样二字，有时指一件事，有时指另一件事，并非违背逻辑同一律，而是从来就未被整合过，相互之间关联未被廓清。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1．人情最常见的是礼物

　　做人情大多要送礼，钱或物，皆可入“礼”。“礼”，最低限度上必须是有意义物品，其意义可务虚，也可务实。务虚诉求精神价值，譬如纪念品或个人嗜好，务实涉及钱财，其中暗含邀约，欲托人办事。至于称“礼”而不称其他，从“礼”字可推测其来源于西周古礼制度。在上古年代，“礼”是宏大涵盖一切的制度平台，超过现在宪法，是法律、伦理、宗教三者的总和。关系网将托人办事称作“送礼”，暗示一定规范，而非彻头彻尾商品交易。

　　2．不是钱物的人情

　　人情除了是礼物，有时也不是钱物，譬如典型的人情是救助、赞助、提携、帮忙、支援、通融、特权、后门等非物质、非经济“软类目”……是一般的泛化生存价值，当中部分可折算成金钱，部分则不可。在现代话语里，人情是利益的一种类型，是有中国特色的、拥有特殊交换机制和惯例制度的利益载体。

　　3．人情含有模糊的情义

　　21世纪以来，人情现象受市场经济冲击而彻底蜕变，渐与生意市场混淆不清。但在典型传统之下，人情蕴含一种无法剥离的情义，譬如救命之恩、助人之善，以及心存报答、感恩戴德，这当中除开好处，还有情义。人情之所以叫人情，就因为传统人情曾经含有过“情”和“义”，传统人情是以“利”带“义”的二元设计，至于这情义是真心还是做戏，礼教文化并不看重。它是一种格式，允许真也允许假，唯表达心意即可。人情既是江湖宪法，江湖既是蜕化的礼教，那就不可能不受礼教影响。

　　人情的启动在讲义气，朋友之间尤其如此。情义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报，制度规则上也要求对方回报。既回报，便要基本对等。财物归财物，情义归情义，两路各走。若大家只专注钱财，帮助者、受惠者都对财物锱铢必较都等于一笔勾销人情背后应有的情义。往更高层次说，帮助者吃亏，是对帮助者情义的不尊重，被对方或自己践踏了。

　　4．人情只存于二人之间，无关群体和公共现象

　　两人间的事才算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利益问题就不是人情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合作和分配问题。人情与私人关系网相互依存，二者共济组成一组组以各自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的机制，同时也是虚拟的价值载体。

　　5．凡讲人情必有交换

　　民间社会交换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过是社会交换大系统之一环节。所有人情运作都存在双向互动：假设在某个方向上（甲→乙）出现一次人情，那么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个时间差，产生一个相反人情来履行义务，类似牛顿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这是人情的互动性。人情往来遵循“来而无往非礼也”规矩，其中包含自然辩证法。一人“送人情”，就这事情本身，意味着对方开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欠人情”，就要“还人情”。依规则，“还”还要过量（孔圣人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理当所还超过所欠，于是导致效果倒置，反过来对方欠自己人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