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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中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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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
面子要素浅说
尊严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的第一要素当然是尊严，这是面子语义的源头。
尊严属现代语义，而面子属传统语义，假若忽略历史语境差异，可以说尊严是面子的现代同义词。尽管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但大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调用。此处枚举几例：“没面子”等于没尊严，“丢面子”等于丢尊严，“有面子”就是有尊严，“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严……后面要说，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严是现代名词，古汉语不常用此名词。古语但凡涉及尊严语义，便可说“面子”；稍严肃一些，也可说“脸面”、“颜面”。“脸面”和“颜面”，主要用于明代前；明代后，“面子”用得越来越多，这与民间社会江湖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互译性肯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条件限制。
尊严比面子内涵大。一切人类皆有尊严，面子只是尊严的一种具体民族文化，是尊严作为普遍人性在中国礼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教化者，通过礼教以及延伸的礼俗，规定尊严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且以礼教特有的脸谱方式对个人行为进行表象化，浓缩为“面”的符号。准确地说，“面”不是脸庞，而是文化赋予的面具和角色。用儒家的话说即是名分，名分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关于角色和身份的先验概念，用以建构儒家社会组织。“面”导入一种礼教的通俗贯彻方式，简单易行，便于民间群体推广。凡符合礼俗标准就有“面”，凡不符合则没有“面”。
所谓礼俗，是礼教制度在乡土环境的习俗化，相当于法学中的习惯法和先例法，也相当于制度经济学中的惯例制度，是儒教诉求与百姓生活博弈的均衡态。比“面”更口语化的词儿，就是“面子”。村里子弟金榜题名，全村人都说很有“面子”，因为“学而优则仕”符合主流价值标准。凡符合主流价值便有面子，可见“面子”是抽象价值体系与具象行为之间的“孵化器”。
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作为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礼教本自西周诞生以来，即具脸谱化和程式化特征。一部儒家经典《仪礼》似如一部剧本，许多章节就同戏词无二至。譬如《仪礼•；内则》规定，孝子清晨向双亲问安，台词、服饰、装束、饰佩、动作样样俱全，一概依照脚本，不得丝毫僭越。中国的尊严观不可避免染上面谱色彩，爱面子变成做戏。所以，反过来说，尊严一旦脸谱化，便成面子。
尊严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价值。不光中国人讲尊严，世界所有民族都讲尊严，凡人类必讲尊严，不过其具体形态依赖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观念。感性的、能实践的民族性尊严观，最终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人、玛雅人、印度人、西欧人……身上各有体现。同样讲尊严，讲得却不同。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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