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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中国-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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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伸进靴子，痛痛快快地挠挠，是我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学的最大兴趣。1995年，我本人就在“靴子”里挠起来——短暂地“下海”从业于一家房地产公司。房地产，这号称中国最“江湖化”的行业，就成了我观察实际社会规则和惯例的窗口。以此为起点，研究草根的学问前后分作三段，我自己感觉就像啃甘蔗，从梢到根，越吃越甜。
这十年的成果，是深入调查、思考了两个小城市样本的主流社会，从而确认一个“江湖化假说”，或称“体制外体制假说”：这些地方在宪政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完整的不成文的惯例体制，控制着、或部分控制着地方权力分割、利益分配的运行。
这结论类似于吴思的“潜规则”，不过在我看来，又不止于“规则”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换言之：一种体制。说白了，它就是体制外的“体制”，或法外“体制”，或与体制对立的“体制”，或僭越体制的“体制”。怎么说都可以，就是不同于合法体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浸淫中国极深、无孔不入的所谓“江湖”，未意识到是中国社会江湖化的事实，未意识到是持久不衰的“武侠热”、“金庸热”，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在中国经典化、莎士比亚化……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基础。
体制和体制外，换传统语言说，即“庙堂”和“江湖”，历来属于中国政治老范畴。中国自古称朝廷或官方为“庙堂”，称“庙堂”以外为“江湖”，泛指一切非政府组织，即今日所谓NGO。江湖，就是中国古代背景的NGO，古代的非官方社会。“江湖”作为古词，辞源难于密考，不过就作者接触的史料看，频密使用“江湖”第一人，乃是道家大宗师庄周。《庄子》中，大量充斥“江湖”用语，其意虽未完全契合现代江湖意蕴，但也相去不远，很适合做现代江湖始祖。熟读《庄子》的读者尽知，《庄子》向以鱼、鸟类动物行为借喻人生。若取近能譬，触类旁通，“江湖”（今日所谓“湿地”）作为动物的栖息地，无疑暗含着“政治体制管束外的一片自由自在天地”这一寓意。
《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鱼，即人；泉，即身边资源，暗喻家族环境和宗法制度；江湖，即自由栖息地；尧、桀即庙堂，正反两极端，囊括官方体制。言下之意：尧也好，桀也好，都无所谓，反正不想在官方体制里受夹寞。
一旦大道衰落，与其苟且偷生在官方体制之内，不如游离其外，笑傲于江湖。
金庸名作《笑傲江湖》的精神源头，便来源于此。武侠之所以受人追捧，也因读者文化背景来源于此。这便是国人的语境，国人对政治文明的体悟。
二千年前，庄子的“泉涸”是说着玩的，那是一种假设，意思是“一旦如此”；但也不能说不靠谱，泉水嘛，必有干涸那一天。果不其然，二千年后，一句“泉涸”终于显为谶语，时值明中叶至清中叶后人满为患，儒教大厦即将倾覆，“道统”衰竭。圣贤们搞得很晕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真是回天无力。圣贤之道，历来好好的，怎么人口规模一上亿，就不灵了？合着并非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灾！
从清中叶再往下看，紫禁城内控制的官方体制越来越萎缩，控制面积愈益减小，力道越来越弱；与之相反，体制外的江湖倒是越来越兴盛——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太平军、捻军、军阀、土匪等等近代“NGO”们层出不穷，直至肆无忌惮扩散至体制内，一个个江湖老大当上大都督、大总统、大议长，颠覆了合法正统，导致社会大面积江湖化。这是江湖的鼎盛时期，流氓当你的大老板，管你饭吃，管你死活，民众能不江湖化？回头看，谁敢说“江湖”这说法和庄子没有远缘？民国的大军阀们，真是“泉涸”四散，个个笑傲江湖，“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没有庄子，江湖可能不称“江湖”。当然，一定会出现江湖现象，可能不一定叫“江湖”，也许取名“浪人”、“武士”、“牛仔”、“骑士”、“吉卜赛”、“波西米亚”……不得而知。“江湖”二字真正带有文学修辞技巧，甚至带有一些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意般栖居”的味道。风景画般的描绘，美化了古典政治文化的破败、衰弱和崩溃，时常令幼稚的人们沉湎其间，梦里喊打喊杀，麻醉自己。流行的武侠文化更是铆足了文学修辞功夫，大量注入诗情画意，像鸦片一样将大量同胞卷入幻觉之中，径直变作乐观享受。这是什么？这就是摇头丸、白粉。看今日中文互联网，江湖语言已成范式，“马甲”、“大侠”网名横飞，有哪个网站不浸淫江湖文化？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样东西，是作者归纳的初步成果，它们组成了关系运作的一串链条。同时，它们也是当今“江湖”使用最频密的口头语。
关系网是作者研究江湖唯一可用实证方法的考察对象，其方法参考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的做法，即亲历某个关系网之中，采集样本和数据，得出第一手结论。我当时很难使用现今流行的问卷和采访方法，因为在江湖黑幕中，玩猫腻的当事人不可能傻到来公开来接受采访和问卷，甚至不让你轻易凑近猫腻儿，除非你愿意冒生命危险一试。正常情况下，你只能偷偷观察，装作不知，就像警察在卧底。这是方法上的难度，我想中国的江湖文化反省和启蒙，之所以迟迟未开展，取证难度可能是一大问题。懂江湖的不去写，写书的不懂江湖，这是个死结。
打开死结，作者能效法的只有用摩尔根方式，自己投身到关系网里——在酱缸里打个滚，然后记录酱油的齁味。至于说到关系网，作者尚有可能轻松投身其中，从内部观察它的运作；假如对于帮会或者死党，作者就根本无法做“卧底”。后者难度太大，其中还有出卖隐私甚至生命安全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一、知道了不能说，二、知道的也少。这是实话实说。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者，足够以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细读费孝通半个世纪前写的《乡土中国》，获益良多，就依样画瓢取名《江湖中国》。一来缅怀先生，二来特意区别于“乡土中国”，三来区别于学院派以儒道释搭建的“文化中国”。乡土中国和文化中国，都是中华传统的正道。而江湖中国是歪道，是游离乡土的游民群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颠覆，其意义不比正道小。在中国，谁忽视江湖谁就吃亏，办不了大事，成不了气候。自古在中国，正不压邪是常事，所以做个严肃的中国人，这背后道理一定要挖掘。国人不能老是稀里糊涂，几千年了走不出怪圈，这关乎宪政在中国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要反思民族现代化，绕开江湖那绝不可能。现代化，首先要从心理上反思自己的历史。拿江湖化当镜子，比照现代化，洞察现代化，总结现代化，这便是本书最初的意旨。
这年头，大量国民沉醉于江湖武侠，实在太小儿科了。很遗憾，爱读武侠的人还真不少。作者辛苦写江湖，不厌其烦，黑发写成白发，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将江湖放进历史里解读，这是发现其历史真相的途径。
2001年，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古籍书库，主要是古代经典文献，使我对江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江湖的种子，怎样萌芽，怎样生长，相关的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是什么，答案在一次次检索中始见端倪。
以五千年文明史和三千年文献跨度作坐标，此下三个词的起源意外地接近：“面子”起于明晚期，“人情”起于清前期，“关系”起于清末。明末至清初，或再放大一点说，大致算上明清两朝，从制度史或通史层面看，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尾声，也是新时期启蒙和转型发轫期。再往后，古代文化和典章制度的地位和名声逐渐暧昧不定，甚至有时声名狼藉。
明清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什么”之重要，在于它导致了中国社会体制在近代的无声巨大改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偷偷转型，导致官方制度被架空、被僭越——事实上崩溃了；然后，社会转由一种“不成文法系”——江湖操纵。这“不成文法系”足以与任何官方体制呈鼎立之势，历经礼教、共和宪政、社会主义和新时期现代法制这四个正统的强悍对手，而无溃败征象。
它太大了，大到成为中国的累赘。
很快地，这一阶段告一段落，既留下一些线索，也留下巨大疑问。往后的路数更需要想象力，也离形式逻辑越来越远，使用假设越来越多。
回顾下来，这一阶段主要依赖两个逻辑要件：一、大量史料显示上述三个词汇发源于移民群体，尤其是游民社会；二、史家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提供的经济史资料，该著论述了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趋势，与古典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衰退，以及经济供给力破产的详细关联。
明代以来，国家土地开发日臻边际化，而人口规模在文化价值观激励下却不断攀升，二者冲突的交汇点发生两次，一次发生在明中叶偏后时期，人口攀升过亿，然后在明末战乱调节下趋于缓和；另一次发生在清乾隆晚期人口超过三亿，直接导致古典制度崩溃，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整个中国近代史悲剧的序幕，就发生在后一次期间。难道说，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国耻与人口过剩、文化盛极而衰没有关系？难道仅仅归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凌辱？
何著给我的最大震撼是引述19世纪士子汪士铎（1802…1889）所著《乙丙日记》几句骇人听闻的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一句话：穷得丁当响了；两句话：人口是土地之“癌”，失控了。
当代人健忘，类似的丑闻奇闻在清晚期不绝于耳。譬如光绪二年“丁丑奇旱”，仅山西一省饿死逾百万，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消息闭塞，消息传至朝廷已是第二年。
想想真奇怪，五千年文明啊，如何最后竟落得全民素质不如立国二百年的西方新兴国家。几千年岂不白过了？你吃过的盐呢？走过的桥呢？曾经吹过的牛皮呢？都到哪里去了？说穿了，你不过是一个破落户，一根枯藤朽木而已。
事实就是如此，文明并非越悠久越好，就像苹果一样，并非越老越好。一切生命，都有一个黄金时期。文明也吃“青春饭”，就像漂亮的女演员。儿童幼稚，青年靓丽，壮年性感，中年必有更年期，年老必色衰。儒教文明既衰，“丑陋”、“吃人”、“素质低”肯定接踵而至，那还用说吗？一切便顺其自然，挡都挡不住。
汪士铎《乙丙日记》促使我将江湖问题并入人口背景考量，并由此推及对制度转型初始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更怀疑促使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最早原因，并非所谓“西风东渐”，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什么问题？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背后是儒教价值及其生产关系承载体系的矛盾。延绵至今日的文化转型，制度反复更替，不仅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竞争压力，更早先起源于儒教生产关系承载力的破产。这是内因和外因的差别。儒教向以鼓励人口繁衍为宗旨，又缺乏对人口规模的有效制度性控制，失控的人口规模先搞垮了典章制度；恰逢此时，西方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不断东扩，在这种国际压力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演化分别走向两边——一面向西方学习解决“救亡图存”之道，另一面蜕化成江湖化。在现代化之前，先诉诸江湖化，即儒教游民化和流氓化，这一切都符合晚期儒教社会的自然趋势。江湖化，先下手为强；现代化，在弱势中缓慢集结。现今的教科书，大多只说一边，不说另一边。江湖化与现代化互释，应是我们秉持的基本叙事架构。作者以为，这更符合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毋宁说，江湖化是中国广义的、立体的、辩证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放眼世界各国，但凡有体制，必有体制外现象如何管理的困扰。假如说，中国仅有体制外运作，那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体制外的体制”，也就是非官方的体制文化，它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体制内“大闹天宫”，颠覆了官方体制，暗中主导官方体制运行。
史家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这里称19世纪以来中国江湖颠覆官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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