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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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转角一家饭馆停车，解差和司机占一桌，犯人占一桌，装饱肚子后，解差头子关照犯人各自回家，明天上午再到美院集合。这一晚本该有思想斗争，怕睡不好，无奈身子在严冬的风寒里受冻，又受了吉普的颠簸，疲乏已极，反倒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那辆伤车不见了，换上另一辆大吉普。一路好太阳，近午进入天津市，直往市北开，开进河北艺术学院，由那个天津造反派把我两人送进一座教学楼，塞进一间已住了四五人的牛棚，双层铺，蒋睡下铺，我睡上铺。情绪稳定后，我俩向老住户打了招呼。原来这儿是天津市文艺界的总牛棚，其中有几个熟人，如河北省作协的××，美协的××，艺院教师××，再一打听，我二人此行任务是在河北美术界反动派斗争大会上作示范。借重我们二人是北京老牛鬼，资格老，尤其因为我是全国美协的老牌副主席，和天津美术界素有联　　　　
　　　　系，和几个头头关系密切，把我押来领衔挨斗，一则显示天津造反派的气派，二则威慑天津牛鬼蛇神的反动气焰，三则犹如大剧场邀请名角登台借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价值。谜底揭开，我们心中石头落地，情绪稳定了。在这牛棚里，我和蒋是客人，又是老人，年轻牛鬼以主人身份接待我们。我们把粮票饭费交给他，三顿饭由他向食堂打来。这种反动阶级友爱的表现，在北京牛棚里是非法的。前面提到过，1966年住牛棚时，国画系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包下十个男女厕所，我们互相合作，干得干净利落，造反派讽刺我们，说我们“团结友爱”，便叫我们挖反动思想，批判这种反动的“阶级友爱”。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2）

　　　　几天以后，那个河北美术界斗争大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七八个本地牛鬼，加上我和蒋兆和两人，排成一行，站在台前，个个戴上纸糊高帽，我的帽上写着“美蒋少将特务叶浅予”，蒋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蒋兆和”，其余的人顶着什么牛名，记不清了。会上，一个个轮着批斗，其中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斗完后立刻由公安人员给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第二天天津的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有名角客串的斗争大会，叶浅予的臭名传开了。　　　　
　　　　回北京不久，叶浅予也被送进监狱去了。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所谓“斗批改”阶段，准备清理阶级队伍，美院的牛棚已经解散，牛鬼回到各系，由本系的造反派派人管理，进行筛选，把问题最大最多的人筛出来，确定为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去交国家管理。毫无疑问，叶浅予不但是国画界的头号反动派，也是全美院的头号反动派，从此以后，我的地位升了级，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监狱里住了七年。　　　　
　　　　1967年夏季某晚，我被叫去提审，主审者是××造反派的高级参谋，另一人是记录。这个×××曾经管过全院的人事档案，反右时期江丰之被划为右派，社教时期陈沛之被指为走资派，主要是靠他抛出的档案材料。社教后，他被调来当国画系支部书记，他手上有叶浅予的黑材料，社教时我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系里批过一通，由于社教运动坚持只整党内不整党外的原则，原已整好的黑材料没被抛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我就在邢台四清前线被揪出来斗争了。我心里纳闷，那晚斗争会上，抛出那么多材料，究竟从何而来？等到1967年美院造反司令部把原社教工作组成员揪来美院，拘留了几天，追究包庇黑帮的阴谋，他们才在国画系交待了包庇叶浅予的实情。原来国画系早有一本斗争叶浅予的黑材料，1964年社教时被压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抛出来。这时×××是红旗造反派的幕后参谋军师，这晚由他出场主审，主要是追究我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逼我交待我和国民党军统的组织关系。我的回答是：“我是美军请去的，任务就是画宣传漫画，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日军在华东的据点；至于和军统的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方面的雇员由蒋介石的军统发工资。”　　　　
　　　　×××说他为我的问题跑遍全中国，搜集材料。他指着我的鼻子问：“你的工资比国民党少将拿得还多，为什么？”我说：“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国民党的少将。”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谁都知道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军政机关，那个时期大后方的抗日军政机构都按国民党军政机关编制行事，在三厅工作的人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是当时的政治部副部长，由他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三厅能是反共的吗？至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画漫画，任务很明确，是抗日，决不是反共。至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见我，也是为了要我好好和美军合作，为中国人争面子。他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虽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但不是共产党，才敢于聘请我为抗日工作效力。他们给我少将薪金外加津贴，所以比一般少将拿得多。我是他们的客卿，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你们拿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那时的社会关系，实在太迂。不过，你们要怀疑，我也没办法。这一晚，兜来兜去，就是想把我打成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经我摆事实讲道理，整得我精疲力尽，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审判到半夜，他们饿了，拿出预先备好的冷馒头啃，我却挺着，将近拂晓，三个陪审官都有点支持不住。×××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愿意这么审你，虐待你，我们也是很疲劳的。”意思是我不能怨恨他们。这时我当然也十分疲累，听他这么一说，精神反而振作起来。我找到一条草席在一个教室角落里静静躺下，等候天亮。　　　　
　　　　住牛棚时期，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十分频繁，这叫做“外调”。这些外调的人，多数是年轻无知之辈，凭着那一身红卫装，态度极坏，叫人不能容忍，有时只能以沉默相抵抗。可是偶然也有个别彬彬有礼的外调者，我当然也以诚意相待，帮助对方完成调查任务。看来这些外调者比较有修养，理解黑帮的脾性和处境，因而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免得对方胡编乱造。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清华的造反派，有介绍信，态度特别谦恭，我怀疑此人是冒牌造反派。我主动问：什么事找我？他以轻微的声音向我表白，说他父亲是清华的教授，非常喜欢我的　　　　
　　　　画，问我能不能送他一幅。我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急了，又小声地说：你放心，美院造反派不会知道，现在没有，过几天约我来取就是。这时，我装做生气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造反派吗！造反派能这样向黑帮要东西吗！他听了之后，相当尴尬，我便换了副面孔对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被抄家抄走了，老实说，抄得连一支毛笔也不剩，想画也画不成。他只得默默告辞。这算是我住牛棚以来的一次奇遇。　　　　
　　　　1966年夏至1968年春，头尾三年，住了三种牛棚：最初住的是文化部集训班大牛棚，接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总牛棚，最后是国画系的小牛棚。美院总牛棚开始用上班制，中间用关押制，后期恢复上班制，小牛棚纪律比较松弛。在总牛棚，进校挂牛鬼蛇神牌子，出校卸牌子，到了后期，宣布取消挂牌。三年里，由于造反派的派性矛盾，一度抢管总牛棚，开始军训后实行联合，宣布总牛棚解散。黑帮回到本单位，进了小牛棚。不论大小牛棚，劳动制度始终贯串，三年来我们个个养成了劳动习惯，特别是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这么干净过。”算是牛鬼蛇神的一点贡献。　　　　
　　　　除了劳动，思想也有收获，触痛过灵魂表面，也打动过灵魂深处。开始时一味迎合“革命”，写《改造日记》表明心迹，其实言不由衷，做表面文章。所谓“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谎言，造反派心里有数，有时故意赞扬几句，表示管理有效，可以向造反司令部交账；有时也刻薄几句，敲敲警钟，免得我们翘尾巴。在每晚的生活会上，有的人真能够把丑思想丑事情亮出来，对我们一些老知识分子也是大好的一面镜子。可是某些爱整人的人，利用机会造谣惑众，打击报复，也使我们擦亮眼睛，看到共产党员队伍里确实有些投机当官的小人。到了后期，我也学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前期所写的带有水分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假面具和侥幸心。例如，对待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即使与事实不符，也不敢正面回答，装出一副死相，吞下全部苦果，免吃眼前亏。慢慢意识到这实际是蒙混过关，逃避罪责的表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3）

　　　　翻了翻1967年5月9日那篇改造日记，如何记录我的思想斗争：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敌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作结论。　　　　
　　　　另一篇触及灵魂的记录，是1966年10月4日的日记：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像狼。　　　　
　　　　3．专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的滋味到底不好受。像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好。最近　　　　
　　　　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想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为自己贴金，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十年荒唐梦第一座监狱（1）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有人敲门，急忙从被窝中起来，打开灯，开了门，两个穿灰制服的陌生人，迎面就问：“你是叶浅予吗？”我说：“是。”他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奉命来抓你。”我问：“为什么？有证明吗？”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逮捕证交给我看。此时我心里一愣，来不及看清逮捕证，立刻想到一定是“美蒋特务”的罪名，抓我去住监狱，而且也想到这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必然命运。老伴拿起逮捕证看了一眼，大概也没看清，她心里也有数，马上进卫生间拿了毛巾、牙刷、牙膏递给我，帮我穿上棉袄，送出房门，站在房门　　　　
　　　　口呆呆地望着我的背影。这时我脑子像一盆浆糊，什么也不想，默默地跟着两个便衣警察走。走出大门，把我塞进一辆黑色轿车，两人夹着我坐在后座。车一开动，我脑子才醒过来，注意车行的方向，是一直往北开，出安定门，然后往东拐，开进一处有门灯亮着的围墙里，停在一座小屋门前。小屋里走出一个穿制服的人，把我领进屋里，验明我是他们要逮捕的那个叶浅予，叫我脱衣服，搜查全身有无可疑之物，搜查完毕，叫我穿上衣服，自拿毛巾牙刷之类他们叫做“牙具”的东西。将出口时，给我铐上手铐，跟原来押我的那两个人弯弯曲曲走了一段路，走进一座大建筑的一间大厅里，那儿有几个办公桌，桌上亮着灯，看来有人在守夜。押送的人和守夜者交换了几句话，从这大厅转进一条长长的小巷，巷顶亮着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扇扇小门。走到一扇门前，拔开门锁，开了门，推我进去卸了手铐，另一人递给我一条军毯，一个铅皮桶，说这是便桶，又指地下一块铺板，说这是床，说完退出，听到门外上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