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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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象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招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种。

那个青年一口气说完以后不响了。我看了一眼傅锦魁，看到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

谈话一直快到九点，早已过了上床的时间，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傅锦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傅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二
　　　　苏区工业

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停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吴起镇是陕西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并不是由于在工艺学方面有什么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彻斯特不能等闲视之，而是因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象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的工业。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多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

在江西还有纺纱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一九三三年“对外出口贸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

据毛泽东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苏区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国联调查人员的报告使人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证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缴获”的！例如，在他们一九三六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窑洞工厂里。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经过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路线）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他们带来了数十台胜（勝）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重负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

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保安和河连湾（甘肃）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在长城上）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②，还有其他几县的毛纺厂和纺纱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陕西和甘肃的四百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延长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三个月内增加的“二千担石油，二万五千担头等油，一万三千五百担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



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

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

“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

“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26页。
②红区行情是一银元八百斤——约半吨。见毛泽民著《甘陕苏区的经济建设》，载《斗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陕西保安。
③④毛泽民上引文。
　
三
　　　　“他们唱得太多了”（上）

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　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扦取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