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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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
　
六
　　　　别了，红色中国

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军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


红二五二六二七师会师永平

现在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冬服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悬虑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十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八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其次，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

“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问道，“这样一个＇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会在苏区实施？”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和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

“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他继续说，“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它，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议有没有当前的原因？”我问道。“这肯定地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

“当前的原因，”毛泽东解释道，“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屈服于这种要求必然会大大妨碍将来的抵抗，同时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日益严重威胁的反响采取了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式。这两个条件反过来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就可以希望实现我们所建议的这种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时候，用这形式提出来，不论是全国还是国民党就不会有思想准备。

“日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

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毛泽东在这时也表示——虽然不是作为正式谈话——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作一些改变，以利于“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在这以后的几个兴奋紧张的星期中，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对时局发生重要的影响①。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南京方面少数几个看到这些宣言的领导人对之也抱深为怀疑的态度。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又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因为要求停止代价浩大的内战和实现和平团结来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胁这一建议，对不论什么阶级都是有号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呆了将近四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的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车路程。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蹚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五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三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树丛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我。一天以后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楼时我就从司机座旁下了车，请一名红军战士（他穿着东北军制服）把我的包扔给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接着又找了半天，这时我疑惧交加。果然没有疑问。我的包不在那里。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必须把它找到！

在鼓楼下面激动了半天，交通警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我们。于是进行了轻声的商量。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旅程后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他妈的，”他只好这样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机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识中感到明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我的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卡车转过头来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

幸而，你从本书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着要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那时我们的卡车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条道路经过重兵把守的机场。

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

①访问记全文刊《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
　　　　兵变前奏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①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宁，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

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韦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　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