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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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儿女》、《赵百万的人生片断》，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
《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乐土》、《苍
生》（获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首奖）。

没有退路——《苍生》诞生记

一

我把长篇小说《苍生》，作为自己队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个阶段
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从此将要开始另一阶段的新路程。

作品发表以后，不少关心我的同志，或当面，或写信，给予极为热情的
赞许；刊载这部作品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的编辑同志，也向
我转达了他们耳闻的一些肯定性的意见，并约我写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
对于同志们的鼓励，我由衷地感谢。对于写经验文章，则因畏难而一再拖延
着。后来，《农民日报》要介绍这部小说，也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笔谈一下
写作经历。对他们的好心，我同样感激；但对他门的要求，却不敢再推脱，
我笔墨耕耘操劳了几十年，一直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宗旨。《苍生》
写的农民，特意为农民写的，编者代表农民派任务，让我说说有关它的情况，
我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认认真真地完成，尤其得老老实实地说心里话。可
惜，动笔之后又力不从心：写作事、家务事、社会活动事等等，如同成堆成
垛的石头一样，挤着我，压着我，使我难以静下心来做一番认真地、仔细地、
全面地回顾、思考和总结。结果潦草成章，很不满意。当时跟我的责任编辑
吴光华同志商量：等出单行本时，再把那小稿从从容容地重写一遍，把要说
的话统统说出来。两个月匆匆过去，书稿校样已经排出，而我想做的事情仍
未做成，原因依旧是被“石头堆”、“石头垛”挤着、压着，几乎没有支配
时间的主动权。交稿的限期迫在眉睫，只好再一次潦草应差，把原有的小稿
来一遍补修翻新。

二

一部作品从“怀胎”、“孕育”到“降生”，其过程是相当夏杂的，作
者本人未必能够说得清清楚楚。不过，就我来说，《苍生》有点“特殊性”，
是个难孕、难产的婴儿，使我吃了不少苦，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
对它的“由来”，自然留有一些记忆——可用一句话概括：《苍生》是逼出
来；是被逼到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我是个只有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学历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小说
作者，建国后的十七年，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主要是三个原因
促使我怀上文学的理想：一是消除了战争、赢来和平安定后，政治上解放、
经济上翻身使我由衷地喜悦；二是新的中国，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做出并
继续做着的、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新事物对我的鼓舞；三是盼望中国、盼望
中国农村繁荣富强的心愿，由此产生的想对社会发展起点推动作用的革命责
任感。除此而外，搞文学写作的“动力”中，也有名利思想，在一定的时间
内还很不轻。但，说实话，我的这方面的“名利思想”，恰恰是进了文学大
门、进了文艺界后才被传染上的。

为了实现文学理想，为了走上成功之路，早在起步那个时候，我就十分
明白：光靠三年半学历给予我的文化知识，是不能写出成功作品的，是不能
迈进文学大门的。文化知识的“先天”不足，由不得我。而做“后天”的弥
补努力，我则掌握着主动权。我坚持上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我起早贪晚地一
边自学文化，一边练笔写作。十年间，我不仅读完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
地理课本，还读完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文比和艺术
修养。为了学和写，三十四岁前（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夜间十
二点没有上床休息过，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新社会给我提供的优越条件，
我都充分利用了。也遇到一些可以走歪门邪道的机会，我都尽力地避开了。
应该说，我没有虚掷光阴，是有进步、有成绩的。

我终于学会拿起笔来写作。我这支笔来之不易。我最怕有了拿笔的本领
而失掉拿笔的权利。于是乎，小心谨慎，不敢迈错一步。我说《苍生》是逼
出来的，这段话，即怕失掉笔，是我那“逼迫感”的老根子。

三

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却成了被认为全国唯一的
一个在创作上走了弯路的作家。即所谓“文革”期间，中国文坛上只剩下“八
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人身受到清
查，作品受到批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代表资格。开
头，我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愤慨、抵触、委屈、不眼气。这当然全都无
济于事，不可能扭转局势而改变我的困境，所以我又陷入悲观、迷惘的苦闷
之中。

不管我认帐不认帐，也不管这笔帐到底怎么算才合情合理，反正在大势
所趋的情形下，“栽了跟头”已经成了事实。面对着“栽了跟头”这个不能
抹掉，也不能回避的现实，我该怎么办呢？

在闹情绪、发牢骚、等待、消沉中消磨日子吗？靠卖名，挂着作家的牌
子（反正每月能领取不算低的薪金）瞎混日子吗？我那会儿（一九七八年）
已经四十六岁了。对一个作家来说，到这般年纪，属于他的“兵强马壮”的
艺术青春时期，不是很长了。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把钱乱花
了，可以设法再挣，或者求人借贷，浪费了岁月，是绝对不能重新得到的。
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白白耽误的光阴本来就不少了。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促使
我希冀“东山再起”。因而形成一种严重的逼迫。

同时，我认为有人出于“文人相轻”的嫉妒和有人不了解我而把我贬斥
得面目皆非。在那段非常的历史日子里，我有缺点和错误，但自信终归是个


正派的好人；今天和以后，也是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那么，我要用什么向
别人，向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证实这种自情呢？以牙还牙地斗？打官司告状
地争？都不是上策。只有作品，只有继续握着笔写作品才靠得住。作品是作
家灵魂的影像。作品能够最准确地显示作家品行的真面貌。作品可以使作家
获得他应获得的一切，其中包括公正的评价和待遇。在哪儿栽倒的，再从哪
儿爬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从弯路走上直路，是最好的计谋，最有希望的
前途。于是，我的不服气的情绪变为不泄气；随着把打算付诸实践的进程，
不泄气又升华为自爱、自信、自强的志气。这志气也成了我奋发努力的一种
逼迫！

四

人生之路又一程的大目标确定之后，我给自己立了个座右铭：“甘于寂
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我逐渐认准：自己如果切切实实地
照这四句话做下去，才算没有在命运的安排面前屈服，而会成为一个胜利的
强者。四句话里如果有一句做不到，或半途而废，“自生”的我，将注定要
“自灭”！

本着这样的精神，在生活和艺术实践的拼搏中，我首先采取了四项具体
措施：一、重新认识历史；二、重新认识生活；三、重新认识文学；四、重
新认识自己。这“四个重新认识”基本上是交叉进行的。为了重新认识历史，
我回到老“生活基地”，回到我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第一部长篇
《艳阳天》取材的那些村庄，跟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反省过去，思考
未来”。为了重新认识生活，我把女儿带到县城安家落户；同时跑过许多陌
生的地方，结识许多陌生的人。为了重新认识文学，我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
文学名著，包括买了几十年、一直放在书柜里没有翻过一页的《莎士比亚全
集》。为了重新认识我自己，把全部著作逐本逐篇逐字地检查一遍。。。

“重新认识”，并非只为否定，也不是只有否定。而是站在随着时代发
展而提高了的认识水平线上，看历史，看生活，看文学，看自己，该否定的
观念就勇敢地否定，该肯定的观念就大胆地肯定；就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
样，光明磊落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四个重新认识”，对我来说很不轻松愉快，每每十分痛苦。比如“重
新认识历史”。我要重新认识的建国后农村发展历史，并非别人的历史，而
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我本人以热情、积极、虔诚的心态参与、“制造”的
历史。要对这样的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的实践和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加以否定，
不仅牵扯着我的感情，而且关联着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种
种大问题，尤其关联着对我自己的鉴定估价，触动着我的灵魂。。

不论怎么艰难痛苦，我总算闯过一道道关卡。我终于承认了我们在历史
上犯了错误，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不认账的抵
触情绪渐渐释解。因为起初我有一个疙瘩解不开：几十年，包括在“文革”
期间，我处处事事都是听党的话，照党的规矩办事的。我怎么会错了呢？此
时觉悟：连党都犯了错误，我就那么高明出众，而没犯错误吗？承认了错误，
为形象地再现历史教训，也为体现自己的进步，我很快地创作出新作品，被
称谓“反思题材”的长篇小说《山水情》（拍成电影，改名《花开花落》）、
中篇《浮云》及《老人和树》。


这番对历史的重新认识的结果，还给我一个重大思想收获：认识到农村
必须实行改革。这一初步的觉悟，引导我越发热情地投身于农村，从事“重
新认识生活”的实践活动。其间。创作了《能人楚世杰》、《傻丫头》、《姑
娘大了要出嫁》、《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和《机灵鬼》、《误会》等反映农
村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

然而，我的“重新认识”毕竟在进程之中（至今如是），当农村改革热
热闹闹地展现在眼前，我又对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
由此陷入困惑。

五

在困惑不解的忧虑和烦恼的折磨之中，我几乎不由自主地退却了。还自
作聪明地想：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的作品已经写得不少，可算“栽倒
又爬起来了”。

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时代，写改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责任；
我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不服气不行啊！。。于是五十岁
生日那天，我闭了门户，动笔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计划写十年。

万万没有料到，正在我津津有味儿地写着自传的时候，新的逼迫又一个
紧跟着一个地来临，不让我安宁。

首先是农村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对我强有力地召唤着。我的亲戚大部分
是农民。我每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住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里，时时
接触正在搞改革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两类人总向我吐露心怀、谈论得失，
无保留地表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就逼迫着我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
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
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
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
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

与此同时，爱看书的农村的读者，有的当面对我说，有的写信向我讲：
呼吁作家走出文艺界小圈子，到农村去，写写农民真实的心声，写写农村真
正面貌的作品给他们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
又“泡”在农村的作家，一定正在积极创作着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小说。。。
我那本来已经不安的心，面对这样的呼唤和期待，羞愧得无言以对。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虽人数不多，当时对我逼迫起来，却让我感到压力
很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约稿会，逼着我
这个最怕在会场上发言的人发了言。从此，我的朋友编辑吴光华同志就紧紫
地抓住我不放。他坦率地对我说：“你现在这样年纪就写自传早了点，先干
出个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再写它也不迟。”隔些日子，他不是打电话就
是写信催促我一回，使我把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有一点松懈。还有当时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江达飞同志，也把我逼得很紧。在我向他流露出对
写改革时期农村生活题村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他明确表态：“我对你有信心。
你是写农村生活的中年作家里有希望的一个，别让读者和关心你的同志失
望。”。。

六


如此种种，来自现实生活的，读者的，编者和诸位朋友的敦促，对我形
成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你不能退却，不应回避，必须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
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我没有权利拒绝这样宝贵的鼓励和鞭策（即所谓“逼”）。我苦苦地自
省自问：为什么对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有所困惑？因为我看到那里正处在进行
与完善过程中的改革很复杂，不易把握，难写。难写，正说明需要作家去写，
正说明给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
民的忠诚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
该仗义直言。最后，我终于下个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
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乐土》稿子包封起来，再一次走出书房，走进正在改
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的前几个月，写出了
现在奉献在同志们面前的这部《苍生》。

《苍主》的酝酿、构思、起草、修改的具体过程，同样很艰难、很复杂。
官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
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对写出来的《苍生》的得失，我不想多讲，
也讲不清楚。作品本身体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