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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著诞生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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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书本上的话和母亲的话，虽然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出来那些话也有“道理”。
我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道理”。纵然
我的母亲、父亲、祖父和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它，我也要起来反抗。我
还记得一个堂妹的不幸的遭遇。她的父母不许她读书，那时我已经是十几岁
的少年，而且已经看见几个比我年长的同辈少女怎样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憔悴
地消磨日子了。
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我常常被逼迫着目睹
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任人摧残以至临到那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爱
怜而苦恼，同时又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
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
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
的痛史！”我的积愤，我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积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
来。我写了《家》，我倘使真把这本小说作为武器，我是有权利的。
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地照亮了我们家庭里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
只能说是琴的影子。便是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何况我们所看见的只
是琴的影子。我们自然不能够存在着奢望。我知道我们那样的家庭里根本就
产生不出一个健全的性格。但是那个人，她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张蕴华（琴
的全名），她或许还有更大的成就。然而环境薄待了她，使她重落在陈旧的
观念里，任她那一点点的锋芒被时间磨洗干净。到后来，一个类似借春（《红
楼梦》里的人物）的那样的结局就像一个狭的笼似地把她永远关在里面了。
如果你愿意说这是罪孽，那么你应该明白这是谁的罪过。什么东西害了
你，也就是什么东西害了她。你们两个原都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人。
然而我依旧寄了一线的希望在琴的身上。也许真如琴所说，另一个女性
许情如比她“强得多”。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却只看见影子的晃动，她（许
情如）并没有把脸完全露出来。
我只愿琴将来不使我们失望。在《家》中我已经看见希望的火花了。
——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泡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
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
吗？
——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
——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
琴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她不平地叫起来。她的呼声得到了她同代的
妹妹们的响应。
关于《家》我已经写了这许多话。这样地反复剖白，也许可以解除你和
别的许多人对这部作品的误解。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家》我已经读过了
五遍。这次我重读我五六年前写成的小说，我还有耐心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
一次。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我也有
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
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
泉源罢。
一九三七年二月
张恨水
（1895—1967）
原名心远。安徽潜山人。蒙藏边疆垦殖学堂肄业。曾任《皖江报》，总
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南京人报》社长，重庆、北平《新民报》经理、
副刊主编。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九一七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
《夜深沉》、《纸醉金迷》、《丹凤街》、《满江红》。
摒弃肉感与神怪——《啼笑因缘》诞生记
我在北方，虽有多年的写作，而在上海所发表的，却是很少很少。上海
有上海一个写作圈子，平常是不容易突人的，我也没有在这上面注意。一个
偶然的机会，民国十八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北上，我认识了一班朋友。友
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
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
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笛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
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
我想，像《春明外史》这样的长篇，那是不适于一个初订契约的报纸的。
于是我就想了这样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明星公司拍电影，拍电影能拍出六
集，这出于我始料）。稿子拿去了，并预付了一部分稿费。不过《新闻报》
上正登着另一个长篇，还没有结束。直等了五个月，《啼笑因缘》才开始在
上海发表。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
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
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
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入觉得
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
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
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
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
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一种滥调，我只
是勉强的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我觉得这
并不过分神奇。但后来批评《啼笑因缘》的，就指着这些描写不现实，并认
为我决不会和关寿峰这类人接触。当然，我不会和这类人接触。但若根据传
说，我已经极力减少技击家的神奇性了。
在此之外，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
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
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
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
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
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
应。当然我还是一贯的保持缄戳。我认为被批评者自己去打笔墨官司，会失
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而徒然扰乱了是非。不过这些批评，不论好
坏，全给该书作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
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
该书前后己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
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稍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
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二十二年春，长城战起。我因为早已解除了《世界日报》的聘约，在北
平无事（我在北平后十年来，除了《世界日报》的职务外，只作了《朝报》
半年的总编辑，无关写作，所以未提）。为了全家就食，把家眷送到故乡安
庆，我到上海去另找生活出路。而避开烽火自然也是举室南迁的原因之一。
我立刻觉得这是另一世界，这里不但没有火药味，因为在租界上，一切
是欢天喜地，个个莫愁。有些吃饱了饭，闲聊天的朋友，还大骂不抵抗主义。
在这种过糜烂生活唱高调的洋场里，文字生涯，依然是宽绰的道路。而我到
了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方面包围我，要我写《啼笑因缘续集》。
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
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有余不尽之意，这正
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决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
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
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的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
没有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
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的眼红。无
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我还是那句话，扭拗不过人情去，就以半
月多的工夫，写了短短的一个续集。我把关寿峰父女，写成在关外作义勇军
而殉难，写到沈凤喜疯癫得玉殒香销，而以樊家树、何丽娜一个野祭来结束
全篇。我知道这是累赘，但还不致于拖泥带水。当然，在和我表示好感的朋
友都说我不该续的。
丁玲
（1904—1986）
著名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安福人。中共党员。上海大学肄
业。一九三○年参加左联并任其党团书记、《北斗》主编。一九三三年被国
民党政府囚禁。一九三六年到陕北，曾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一九四
九年后，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副主编、
主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与一九五七年先
后被错划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复名誉。任第五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一九二八
年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水》、
《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散文集《陕北风光》、《访美散记》、《丁
玲文集》等。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艺奖二
等奖。一九八六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
像火线上的战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诞生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
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
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
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
是一件好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
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
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
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
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
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
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
涿鹿一带进行上改。这时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
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遏人
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
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
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
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
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
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
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
害，找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
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
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
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门。到了阜平的红
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
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
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
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
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
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
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
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
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
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
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
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
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
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
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
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
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
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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