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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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
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

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
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
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
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
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
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
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
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
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
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
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话给
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
《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谦
意，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
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译成外文。他
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
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
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
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
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


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
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


赵树理

（1906—1970）


山西沁水人。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在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读书期间
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后当过小学教员、杂工。一九三七年后参加抗日
工作，曾任山西阳城县新编第八区区长，《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编辑，《中
国人》报、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说说唱唱》
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文联第一至三届委员，中国
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至三届代表。一九二六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盘龙峪》、《李家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卖
烟叶》及《赵树理文集》（四卷）。

在民间文艺的根基上——《三里湾》诞生记

—。。　为什么要写《三里湾》
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内容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全国人民在这种新的
历史任务之下都经过了一个创造新经验的时期。在这时候，文艺界在创作方
面虽曾有一度不太活跃，可是作家们并没有闲着，大部分都到各种社会主义
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
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
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

这地方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初期就开辟了的老解放区，群众觉悟较高，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期保证着战争的一切需
要，而且在战争中老早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自一九
四二年减租减息（土改的初步）开始后，就出现了初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可
是在革命由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性质的时候，这
地方的农业生产领导者也曾有一段觉着工作不太顺手：第一，在战争时期，
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前
途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下级干部因为战时任务繁重，在这方面宣传得也
不够），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
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
条件不足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时候两种困难都已经克服了，有
少数人并且取得向富农方面发展的条件了；同时在好多年中已把“互助”这
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
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
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像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组织，在这时候，全国只有数月很少的若干个，而且都离这地区很远），
都觉着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

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会（山西长治专区），碰到他们也正在研
究上述那些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拟定出一种合作的


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
和动员工作，并于动员之后往两个愿试办的农村去协助建社。

这次新的经验，果然给领导生产的奚，区级干部开辟了新道路，给附近
农村增加了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虽然生产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
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
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
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我从前没写过农业生产，自他们这次试验取得肯定的成绩后，我便想写
农业生产了，但是我在这次试验中仅仅参加了建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
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
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试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
等工作。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
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

二为什么写了那样几个人

在农村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然是共产党。有些好党员，在办
社的工作中显示出高尚的品质、丰富的智慧和耐心、细致的作风——他们都
是不脱离生产的人员，但是能够把领导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生产放在
第二位，经常为了会议、为了计划、为了解决个别问题。。而废寝忘食。他
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甚高，但是对人对事都能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作出
非常实际的具体对策。千头万绪的事情碰在一个时期，在他们是见惯了的，
可以分开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处理，不会弄得手忙脚乱。正因为农村中到处有
这样一些好党员，才把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为了表
现这种人，所以我才写了王金生这个人物。

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是翻身贫农，而就我见到的翻
身贫农参加社的，更有两种可爱的人：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
人每遇到传统的生产技术不如自己想像得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
变作法的念头。他们作些新的研究、试验，得到一些成功，从而把自己的兴
趣逐渐从生产目的（经济收入）转移到生产工作本身上来，只要新的试验有
成绩，赔一点本也满意。他们在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那些发明创造
一来需要有限，二来试验的地盘大小，三来也得不到鼓励或帮忙。入社以后，
社是新扩大了的生产组织，有些地方常感到在经营小块土地时候的传统办法
不够用，须要接受一些和创造一些新的事物来补那些空子。领导者把这些责
任委托了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必要的土地和材料、用具，使他们发挥其
才能，所以他们都觉着参加了社如鱼得水，都以忘我的精神时时为这种新的
生产组织增加新的生产效能——这种效能，在动力未变之前，对增加生产是
有重要意义的。再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这种人往往是在解放以前
和地主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人。他们经过了斗争的锻炼，受到了解放区民主生
活的教育。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认识了地主阶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见利
忘义、爱财如命。。种种丑恶的品质，并且恨之人骨，久而久之，便给他们
自己造成一种疾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一般农民的错误也恨，不过很自然地
和对付地主阶级有所不同。不论哪个农民，只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在思想上
就有和地主阶级相同的一面；不过当他还没有发展到变质的时候，他仍然保


有与一切劳动人民相同的一面。上述那种维护正义的人，对待一般农民的错
误，往往恰好掌握到这个分寸。他们有个说法叫做“对事不对人”。他们对
一般人没有什么私仇，只是见到不平的事他们要说话。这种民主精神，大为
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生产组织所需要；而他们也乐于参加到这种容易
发挥民主精神的集体生产组织中来，以便逐渐消灭他们自己所痛恨的事。为
了表现这两种人，所以我才写王宝全、王玉生、王满喜等人。

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走主在贫农
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工作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
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
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一个由半社会主义性质
的农业生产组织逐渐向着完全社会主义化方面发展，对这样的新生力量是应
该重视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部门，都是需要一般知识的。为了表
现这种新生力量，我所以才写范灵芝这个人。

但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具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
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逐渐消灭那一面。但是那一面不是很容易
消灭的，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不和那一面作斗争。那一
面对农业生产看作化是一种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时时影响着一部分社外群
众，侵蚀着一部分社员、一部分青年，甚而侵蚀着一部分党员。在办社工作
中，党对于这种离心力，也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为了批评这种离心力，
我所以又写了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马有翼等人。

三写法问题

中国在解放以前，文化很不普及，人民大众所享受的传统文艺作品，大
部分是通过戏剧和曲艺艺人口头的传播才领会到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
打开了新局面，但是过去这种新的作品还只能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广大群
众依旧享受的是原来享受的那些东西。这样一来，中国过去就有两套文艺，
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

既然有这个差别存在，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
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
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
套照顾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
我写的东西，并非要继承传统上哪一种形式。例如农民在传统上也听评书，
也听鼓词，也听识字人读章回小说或说唱脚本，也听口头故事，也唱民歌，
也看戏；有创作才能的人，也把现实中的特殊人物、特殊事件加以表扬或抨
击，加油加醋说给人听，编成歌曲到处传唱。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在的文艺生
活，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
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道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
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
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
东西。同时我这种写法也并不能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截然分开，因为我虽出
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
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
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


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写法究竟有些什么缺点呢？我对这方面也只是凭感
性吸收的，没有作过科学的归纳，因而也作不出系统的介绍来。下面我只举
出几点我自己的体会：

一、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
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
化在叙述故事中的。如《三里湾》第一章写玉梅到夜校去的时候，要按我们
通常的习惯，可以从三里湾的夜色、玉梅离开家往旗杆院去写起，从从容容
描绘出三里湾全景、旗杆院的气派和玉梅这个人的风度仪容——如说“将满
的月亮，甲它的迷人的光波浸浴着大地，秋虫们开始奏起它们的准备终夜不
息的大合奏，三里湾的人们也结束了这一天的极度紧张的秋收工作，三五成
群地散在他们住宅的附近街道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