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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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说他们赢得了时间。你今天与柯恩—邦迪在主要政治抉择上意见一致，而柯恩—邦迪这样的人正是亏了他们才赢得时间。　　　　
　　　　　　　　　
　　　　——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是可靠的；你说的那个“赢得时间”可能日后使你丧失时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你来说，六八年五月事件深刻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这个运动产生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他们决定，当自由被理解为政治目的的时候，现在必须努力去从正面描述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在街垒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我不久将设法写一本名叫《权力与自由》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说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你的态度即便在六八年以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你刚才说的话，人们在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本来期待你会和“革命万岁”这样一个组织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站在一起。“革命万岁”企图把在五月的街垒上出现的这个新的自由精神付诸实施并且亲身体验，而前无产阶级左派却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团体，它在组织先锋党问题上遵循传统的列宁主义观念。　　　　
　　　　　　　　　
　　　　——毛派团体内部确实等级森严，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有这种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寻求与群众结合，不是作为先锋队而是作为表达群众意志的活动家与群众结合。他们既要组织性，又要群众的自发性，于是他们就陷入矛盾。毛派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自己，六八年五月之后将近两年，我还在思考已经发生了的、我却没有理解的事情：我看不出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也看不出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能在这件事情里起什么作用；于是我就跟在后面走，我对他们倍加赞扬，我到索邦索邦，即巴黎大学。去与他们谈话，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一开头他们要求我当《人民事业报》的社长，他们想的就是要利用我，不过他们对我直说了，所以谈不上玩弄权术，我是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接受的。后来这已变成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支持的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你的政治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是你的尾巴主义。一九四一年你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是惟一的例外，可能一九四八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也是一个例外。你总是以对一个已经形成的运动表示声援的形式来设想你的政治介入。　　　　
　　　　　　　　　
　　　　——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知识分子去结成团体。并非我以为知识分子只应该充当配合力量。不是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我以为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作为代替别人去思想的人注定要消失：代替别人去思想，这是荒谬的，这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站不住脚。　　　　
　　　　　　　　　
　　　　——然而在我们目前的处境，知识分子还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应该做他们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不是像你在一九七一年主张的那样到工厂里去“落户”，那时候你本人却在继续心安理得地写你的《福楼拜》。　　　　
　　　　　　　　　
　　　　——你说得太过分了，我从未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落户”。我说他们应该超越他们的矛盾，除了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写文章给别的知识分子看之外，还应该发明别的介入方式。那些去“落户”的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过得坏，即便他们今天干别的事情。至于我自己，如果我去敲一家工厂的门，要求人家把我当不熟练工人来雇，这将是很滑稽的——不说别的，光讲岁数，我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是到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但是这对于我不能如对于一个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好的人那样在实践上产生相同的后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辱骂他的理由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四十岁或者五十岁，你会屈从毛派对知识分子施加的压力——毛派使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犯罪感——你会放弃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什么也不会放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继续去写我认为我可以写、应该写的东西，以及我愿意写的东西。彼埃尔·维克多要求我与其继续写《福楼拜》，不如写一部平民小说：我丝毫没有去考虑写这样一部小说。　　　　
　　　　　　　　　
　　　　——反过来，某个时候你不是考虑过写一部爱情小说吗？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我在罗马，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我寻找一个小说题材。一会儿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一会儿我想写这么一个人，他在罗马街头转悠，望着月亮，想着他自己在世界的过程中占什么位置……　　　　
　　　　　　　　　
　　　　——还是那个“孤独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人已经改变很多了……　　　　
　　　　　　　　　
　　　　——今天，除了你的知交，或者用你的话来说，在“自家人”之外，你很少与人见面。对那些写关于你的著作的论文的人，你是否也闭门不见？　　　　
　　　　　　　　　
　　　　——不，对那些写作关于我的文章并且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人，我是乐意接见的。例如你认识的这个青年批评家，米歇尔·西卡，他在准备一篇关于《家中的低能儿》的论文。有些英国或美国的大学教员以我的著作的这一或那一方面做论文题目，他们经常向我提出问题，因为我的书对这些问题提供的回答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的那么少的话，总可以有许许多多解释的。还不如去问他自己，趁他还活着……　　　　
　　　　　　　　　
　　　　——反过来，是否有些评论家也为你阐明了你的著作的某些方面？　　　　
　　　　　　　　　
　　　　——不，从我的评论家们那里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不过，从一九四五年起，我曾经想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有一天某一个人将关于我写出足以阐明我的思想的某些东西。我看到，当人们在一九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读左拉或者雨果的时候，人们把作者自己没有有意识地放进去的东西放到他们的书里边去，因此人们就以另一种方式辨读他们。于是我想，对一个活着的作家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是不对的：只有作家死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然评论家本人就得比他研究的作家走得更远，他必须完全读透后者的所有著作，必须已经比后者更加深入，不过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　　　　
　　　　　　　　　
　　　　——在人们关于你写的堆积如山的文章和著作中，难道没有任何真正有用的东西？　　　　
　　　　　　　　　
　　　　——要那么说未免过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读到的关于我的论述中——当然我没有全部阅读，我读的勉强够十分之一——总的来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要么我遇到对我的思想的一个忠实的介绍，这是最好的情况；要么我对人家提出的异议不能给予任何重视，因为这些异议都是建立在对我想说的东西明显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对我来说这种不了解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有一个人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和你的思想交锋，这是你的老同学雷蒙·阿隆。　　　　
　　　　　　　　　
　　　　——说到这儿，我太了解阿隆的思想了。我太知道他往哪里去。至于我自己，我早就超过他的观点了。他在写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实际上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我的思想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我读过他最近写的那本对《辩证理性批判》提出异议的书。他提出一些问题，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不过他提的问题与我绝对没有关系。依我看，他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　　　　
　　　　　　　　　
　　　　——阿隆说你除了用辱骂，没有以别的方式来反驳他的论点。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无辛酸，很是伤心……　　　　
　　　　　　　　　
　　　　——我一生中很少辱骂他，硬要那么说的话，我在一九六八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这位聪明、博学的教授竟然如此看待六八年五月事件，这说明他的智慧和学识有局限：他不理解那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未必是一个辱骂他的理由。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

　　　　——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六八年五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在这以前，他是一位教授，对他的思想我可以不赞成，但是他讲授的思想学生们可以加以讨论。这一切，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是完全接受的。但是，当我看到他对上过他的课、对整个教育制度提出争议的学生们的想法的时候，我想他一点不了解他的学生们。我攻击的是教授，是对学生抱敌意的教授，而不是《费加罗报》的社论作者。作为写社论的，他想说什么都行。　　　　
　　　　　　　　　
　　　　——一般说，你不乐意与人讨论思想……　　　　
　　　　　　　　　
　　　　——我写书，思想都在书里头，人家只消写出别的书来回答我的思想。　　　　
　　　　　　　　　
　　　　——但是你没有回答梅洛—蓬蒂、莱维—施特劳斯莱维—施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和雷蒙·阿隆，他们都写过文章表示不同意你的见解。　　　　
　　　　　　　　　
　　　　——没有回答他们，回答又有什么用？我想说的我都说了，他们表达了与我不同的观点。谁不同意他们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谁都可以直说。不需要我去说。这倒不是出于蔑视。比如说我绝不蔑视莱维—施特劳斯——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家——但是他关于《辩证理性批判》写的那些话，我以为是荒唐的，不过我不必跟他说，说了又有什么用？　　　　
　　　　　　　　　
　　　　——单单交流思想呢？　　　　
　　　　　　　　　
　　　　——我讨厌知识分子之间讨论思想，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总说一些傻话。　　　　
　　　　　　　　　
　　　　——你从未在向一个交谈者表述你的思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思想？　　　　
　　　　　　　　　
　　　　——从未。我可以在我的思想尚未定型的时候向西蒙娜·德·波伏瓦表述它。我还没有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就向她阐述了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那是在“滑稽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线无战事，人称“滑稽战争”。时期。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都对她阐述过。　　　　
　　　　　　　　　
　　　　——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　　　　
　　　　　　　　　
　　　　——不仅因为这个，还因为惟有她对于我自己、对于我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与我同等的水平。因此她是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恩赐。可能有许多作家，男的或者女的，得到过某个非常聪明的人的爱护和帮助。比如乔治·爱略特，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很多帮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可以说你们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　　　　
　　　　　　　　　
　　　　——确实如此。这个说法完全合适。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意见可能使我高兴或不高兴，不过这些批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自从《恶心》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　　　　
　　　　　　　　　
　　　　——毕竟也有过你不接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评，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吗？　　　　
　　　　　　　　　
　　　　——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甚至相互辱骂……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这不是说我接受她所有的批评，但我接受大部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你对她的严厉程度与她对你的严厉程度相等？　　　　
　　　　　　　　　
　　　　——绝对相等。最大限度的严厉。当人们有幸爱着他们批评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人们做的批评如果不是很严厉就没有意思了。　　　　
　　　　　　　　　
　　　　——按你说，你惟一的对话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你学生时代与尼赞或者阿隆的辩论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吧……　　　　
　　　　　　　　　
　　　　——并非真是这样。我与阿隆或者波利采有过许多次辩论，不过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与尼赞的辩论起过一点作用。只不过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就是说他信奉了一种当我们订交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的牵连比他意识到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这样一来我就面临一个我不甚了解、我还知之甚少的思想——我读过《资本论》，但是没有读懂，就是说我读完以后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思想变得碍事，简直该死，它扮着鬼脸，爱捉弄人，因为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我所爱的人，拿这个思想既当做严肃的真理，又当做跟我开的玩笑。　　　　
　　　　我感到马克思主义对我提出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朋友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横在我们的友谊中间。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它为我指出我并非认识一切，差远了，还得学习。但是我没能学会它。有个时期，我在勒阿弗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