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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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文化偏至论》）。鲁迅要质疑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对西方的盲从态度。　
　　因此，鲁迅提出“个”的概念，正是对以上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而他的“个”的概念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体精神自由”，主张“（中国）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这样一条“首在立人”而“立国”，强调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基础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和前述占主导地位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相对立，而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一致的：强调个体生命的独立、自主、自由，这就是“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　　
　　八十年代面临的问题：　　　
　　非个人化和中华中心主义的极端形态　　　
　　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个”的概念，“立人”的思想，以及“五四”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在三十年代以后，就逐渐地边缘化了，占主流地位的，始终是国家主义的思潮。但到了八十年代，却突然引发强烈的回响，一时成为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中心话题，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爆发，当然不是偶然的。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的角度说，这是在文革时期，国家主义发挥到了极限的一个必然反弹。一方面，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被推到“至上”的极端地位，要求个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与牺牲——强调的是国家、集体利益的绝对一致，并最后落实为绝对服从，对个人利益和个性的彻底抹煞，从而将人的“非个人化”推于极致。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推向极致。我们这一代在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如何从‘非个人化’的极端形态，从‘中华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我认准了两个批判对象：一是封建专制主义，一是中华中心主义。这是我对自己以及我们那一代的痛苦经验教训的一个基本总结，包含了我一个基本认识：我认定“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华中心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两大痼疾顽症，阻碍国家走向健全发展之路。　
　　中华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国际、国内问题的交织　　　
　　我对“中华中心主义”的警惕和批判。我在1995年《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文收《压在心上的坟》），1997年《话说周氏兄弟》里，都反复谈到要警惕有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贩卖大中华中心主义。我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当前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很可怕很糟糕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是保古主义，一种是兽性爱国主义。”我提到了由著名的知识分子提出，风行一时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论，指出：中国经济刚恢复了“元气”，开始起飞，就这样“自我扩张”，实在是可笑又可怕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贫弱的时候装“孙子”，强大了就要当“老子”。我特地选了当时一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个“高论”，作批判的靶子：“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西式乌托邦梦的破裂以及一系列在西方遏制下的民族意识的本能的反应，民族情绪开始复兴。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有一种使命意识，因为中国是伟大的，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有独特、非凡的发言权，中国应该成为新世纪的文明发源地，中国应该发挥示范效应，使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在我看来，“所谓‘新一轮’者，是古已有之的中华中心主义与十年浩劫中喧嚣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与策源地’论的新版本”，因此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做了一个世纪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梦，文化革命中这种使命意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灾难才过去二十年，伤口未完全愈合，为何如此健忘？而且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取得一份应该取得的自己的独立的发言权，偏要那么独特非凡。鲁迅曾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他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它为禽兽，一种称它为皇上，从来没有称它为朋友。这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又把外国人看成是禽兽。但是，禽兽很容易变成圣上，主人很容易变成奴才，主奴是很容易互变的，要知道，既可以独特非凡地君临于他国之上，也就可以独特非凡地充当他国的附庸。”我还引述了鲁迅的一段话：“用笔和舌将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这是不错的。但要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自己式的，做自己人的奴才的”，并作了这样的提醒：在批评西方社会的弊病（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时髦）时，“要警惕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帝国主义这么坏，还是中国好。觉得当中国人的奴隶比当外国人的好，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逻辑，很容易迷惑人”，就特别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是1997年说的话。现在又过去了五年，这些话好像还没有过时：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大概又要做新的“大国”梦了吧。　　　　　　　　　　　　　　　　　
　　我们批评中华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放弃民族主义？这其实是有历史教训的。周作人就是个例子。周作人为什么成了汉奸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国家观念非常淡薄，日本提出亚细亚主义就引起他的共鸣。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其实是有所预感的，他在临死之前和周建人的谈话中谈到周作人，他注意到北方的教授发表救国宣言，周作人没有签名。鲁迅对此是理解的，因为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其实是一种表态，多少带有表演性质。在鲁迅、周作人这样的思想比较深沉的知识分子眼中，这种表演式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鲁迅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还是签名好。”就是说还得有个态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底线是不能越过的。周作人的悲剧在于他越过了这条底线。周作人的教训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尽管大家都在大谈“全球化”、“地球村”，但这毕竟不是“世界大同”，国家还存在，就有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问题，就不能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也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反对、批判国家主义，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反对、警惕中华中心主义，也要反对、批判国际霸权主义：我们反对的是“一切霸权”，不能有任何例外。　
　　我在这里想谈谈科索沃事件发生时我的矛盾心境。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无法言说》。因为科索沃事件非常复杂，在事件当中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的反应也引起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非常复杂的感觉。首先，怎么看待北约的轰炸？北约轰炸的理由是南联盟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但到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到底有没有种族屠杀，如果有，国际干预是否需要？这就涉及到应该以人道主义还是以国家主权为第一原则的问题。在我看来，一定的国际干预是需要的。如果你的邻居在杀小孩，你该怎么办？是冲进去救还是站在旁边喊“不要杀不要杀”？我认为还是冲进去救比较合适，那冲进去是不是会妨碍到别人呢？不会！所以我的观点是允许干涉，现在世界一体化，国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问题，所以国际干预在科索沃真的发生了屠杀的前提下是必要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干预的程度有多大。如果你动用军事力量，伤及平民，那是不被容许的，当然我要声明我不管操作的，完全是思想家的立场，不是政治家的立场。有一条原则不能违背，那就是不能滥杀无辜。所以北约这样绕过联合国来采取军事行动，我认为是不对的。在北约轰炸的背后，确实隐藏着美国的霸权主义。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制约和平衡，而苏联的瓦解使美国拥有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社会。我有一个判断：北约轰炸南联盟意味着美国走向反面的开始，它以后发动伊拉克战争，使自己陷入更大困境，不是偶然的。所以面对美国的霸权的威胁，民族主义是不能被取消的。实际上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批判霸权主义的，权力的绝对泛滥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我认为当时中国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有它的正义性。我不同意一些知识分子把学生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理解为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学生的抗议当中，确实包含很复杂的东西。当时我在北大，我发现和正义感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倾向。学生为什么对科索沃事件反应强烈呢？因为学生普遍有一种幻灭感。在这之前我们的教育培养了学生的亲美感，现在突然发现了美国的另一面，幻灭感就会导致极端的反弹。当时一个学生把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全部抄了下来，他也给了我一份，这是很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提出要变“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打仗为中心”，在国际上要与俄罗斯结为联盟、大幅提高军费……这是典型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端法西斯主义——我也正是从科索沃事件的国内反应中，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与主权的矛盾，正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交织，反霸权主义与盲目排外的混杂，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交错，等等。　　　　　　　　
　　最后，战争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我读鲁迅的《野草》，读得惊心动魄：“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狱》）我这样写道：“这世界大概就要在这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维持下去了。在这太平声中，还有几人能记得科索沃事件中牺牲的平民，那死尸的血痕，听见母亲深夜的哭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国家”、“民族”、“世界”、“人类”这些大词，“类”的概念，掩盖了历史的真正承担者，这些“普通百姓”的“个体”生命的真实的痛苦。我们也因此理解了鲁迅在一百年前强调“个”的概念的深意。　
　　八十年代对二十世纪初鲁迅问题的遮蔽，　　　
　　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　　　
　　我们现在再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去。同学们如果作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八十年代，在我们对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个”的概念，以及“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作出积极的回应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鲁迅同时期对维新派对西方的盲从态度的批评，形成了某种遮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恰恰暴露了我们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我们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承接了世纪初的维新派的思想，把“世界”等同于“西方”，而且也是“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那时我们确实有一个简单的想法：“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要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英美的路”。这里也有个沉重的教训：五十年代我们说要“走俄国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八十年代我们又说“走英美的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要走“自己的路”呢？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理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看待这样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关系？五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作“兴无灭资”，就是要“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而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呢？记得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中有一条：“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道、博爱的观念”，后面还有一句：“不过经过教育，本人认识比较深刻。”有趣的是这个修饰语“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把“自由、民主、人道、博爱”这些观念都统统奉送给了资产阶级。而“自由、民主、人道、博爱”其实是普世性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独有。对此，应该作两个方面的理解：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贡献，那么，向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它们曾经侵略过我们。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鲁迅终身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向侵略者学习，他之所以要反对中华中心主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阻碍中国向世界，也包括西方世界开放。但另一方面，学习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吸取西方文明所贡献的普世价值，并不等于就要“全盘西化”。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不能把西方文化理想化、绝对化，制造“西方神话”，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崇拜——我们要反对一切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一切中心论。搞中华文化神话，文化崇拜，中华中心主义不行；搞西方文化神话，文化崇拜，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行。其二，再先进的经验，即使是普世价值，也不能“照搬”，而必须和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其三，不能因此而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重视英美文明的贡献，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以至否认英美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也包括中华文明的贡献。我们说的普世性的观念、价值，应该包括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中所积淀的普世性价值观念。　
　　以此来观照我们八十年代的“世界”观，就不难看出，我们把世界等同于西方，只认同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主张“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