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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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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揉推拿着膻中穴时,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着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阴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①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
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申 (下午3时~5时)怎样认识时间?(3)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
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即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作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嘀嗒”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便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不是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计量时间系统——“平太阳时”、“历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何谓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便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计量时间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9,192,631,770周所经历的时间。这便是当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即是人们计量时间所应用的基本单位。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钟鼓楼般的报时,日晷般的显示,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机械元件的钟表也渐渐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性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确的活动,都越来越依赖于石英钟,目前人类已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10…9的石英钟。即如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记录,已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军快上百分之一秒,那么你便是新的世界记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百分之一秒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
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所以,张奇林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天上午十点钟,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十点整的蜂鸣音时,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着十点零三分,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十点零一分、九点五十六分、十点零八分和十点十三分!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着九点四十九分,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着十点零六分。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与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处的傅善读,他腕上的名牌手表便足足慢了十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时,根本就没把时间拨准。
张奇林在十一点钟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十二点时,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后面,我们便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我们要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语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作出决策!该讨论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托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
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如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即习惯的惰力。
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严格地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地做,而在于是否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信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G.S的最佳方案问题,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时间,便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其杉,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得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信息的习惯!倘若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便能够在一天之内,或者几小时乃至十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才下决心将原来“聊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其杉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
他真可谓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从各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读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读的“一面之词”。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时间似乎也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也还是信息——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实在是极其有限,因此即便他在这飞机之上,乃至在出国的整个行程之中,不断地“抓紧”时间去分析、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他也便决定干脆把这桩事“冷藏”起来。何况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会抓紧时间调查处理,也许等他回国之时,事情便已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申 (下午3时~5时)怎样认识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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