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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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坡处，他们建了自己的教堂，每星期天和通常的节日作礼拜。他们一听到鼓声，便各自带上毛瑟枪和火器，到军事首领家门前集合；他们穿上斗蓬，列成三人一行的队形，在军曹的带领下，不用鼓点练习行进操练。定居点总督从他们身后走来，他身穿长袍；右边是身穿道袍的牧师，左边是腰佩武器、身披斗篷、手持短杖的军事首领；他们的行进操练很有章法，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器放在身边。他们不论白天黑夜都非常警觉。　　　　
　　　　他们无法使这个地方成为世外桃源。，尽管布拉德福德在1630年取得了新的土地专利权，但是在不与英国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定居点才可以自己立法，可见外界的影响正在介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开始从定居点迁出，建立新的小城镇。再说，从那个曾关押过斯克卢比人士的林肯郡的波士顿出来的其他移民也正在到来。　　　　
　　　　当地的历史学家约翰·坎马克说“波士顿当时的人口不到三千：据估计，1630年代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也就是二百五十多人从波士顿渡海到马塞诸塞的波士顿，其中包括许多有名望的人士。”在定居点最初的六十二年历史中，有六个从那里来的人先后担任过总督和副总督职务。　　　　
　　　　波士顿的移民将英国国内的分歧带到了这里。这些人是清教徒，他们想对英国教会内部进行“纯净化”，而在定居点的分离主义者则感到他们唯一的选择是“从英国教会”分离出去。


《五月花号》　第三部分下坡路（或衰落）（3）

　　　　坎马克指出定居点的人们将＂永远被世人认为是美国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奠基人。他们的形象不象比他们晚来十年的清教徒那样曾经不那么干净。“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北美洲大陆上建立第一个定居点的人。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建于1607年，阿利斯代尔·库克将那里的人描绘成/在几个海船船长和赞助人的亲戚带领下的一帮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普通水手、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冒险家、贫农、贫民窟里出来的人和老先生，另外还有一些罪犯。　　　　
　　　　莱登弥撒团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将妻小一同带来，“他们的动机是永远离开英国”。新普利茅斯镇是第一个所有居民都决意终身留居此地的英国殖民定居点，但是正如库克指出：他们不是“保证这里成为以清教为主导宗教的新英格兰”的那种人。如果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也许一直是一个孤零零的贸易站和渔港的居民。那些当时还在英国的波士顿人将经历一场过激的决裂，首先与英国教会决裂，然后与英国政府决裂。　　　　
　　　　波士顿有港有湾，那里的定居点将成为新大陆的权力中心，将其影响力延伸到普利茅斯定居点。波士顿定居点的创建者是萨福克人约翰·温斯罗普，人称“第一个美国伟人”，他建造了“最了不起的英国定居点，并且在这个新大陆建成了一个真正的新社会”。在1629年和1640年之间，查尔斯国王取消了议会，独揽治国大权，史称“十一年独裁”。在这期间，逃到马塞诸塞湾的清教徒可能多达二万人。关键的是，新来的人好象已经将当时新大陆无法生产的货物带了过来，而定居点已经富庶有余，欢迎这些新来的人已不必花费多大气力。普利茅斯由于土质欠佳，地形于通商不利——不便装卸货物——所以一直无法发展到与波士顿分庭抗礼的规模，更糟的是，随着它周围的城镇逐步兴旺起来，它本身开始衰落下去。　　　　
　　　　1630年代是大西洋两岸建立联系的巅峰期。1635年，英国人建立了马里兰，三年之后，瑞士人在荷兰人称之为自己领地的特拉华登陆。罗杰·威廉姆斯，那个曾在剑桥找到自己理想的传教士罗杰·威廉姆斯也建立了罗德岛。前面曾提过，此人曾因极力宣扬连布拉德福德都难以接受的绝对政教分离理论而被剑桥罢免。　　　　
　　　　此时，马塞诸塞湾定居点的扩张正在给普利茅斯周围的城镇带来生机。在1630年代，从马塞诸塞来的人在鳕鱼角建立了桑德维奇、巴恩斯特布尔和雅茅斯三个城镇。其他人继续向内陆发展，建立了汤顿。伦敦的投资人在锡楚塔特建了一个定居点，正好位于波士顿和普利茅斯之间的中点处。　　　　
　　　　1630年代同时也是殖民种植园本身分崩瓦解的十年，自相矛盾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殖民种植园那时已经能够自立、运行正常、大家已经认为可以轻松过日子这些好现象。自相矛盾的是殖民种植园“要求更多耕地的愿望开始流行”。1630年制定的新宪章给种植园更多的土地以及让一些领导人物搬出种植园自己耕种的做法，体现的正是这一点。斯坦迪什和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约翰·奥尔登和布鲁斯特的儿子建立了达克斯伯里镇并在那里建了自己的教堂。单在种植园内简单地开一次会决定这个分治方案以及决定具体实施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更全面的协议书，后来这个协议又被一个大法庭的权威取代，这个法庭的成员中的五个来自于殖民种植园，每个新添的小镇各派两人。　　　　
　　　　到了1642年，全部债务已经还清，但那时英国内战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查尔斯一世曾试图压制清教运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父母都是清教徒。他自己在三十岁之前并不是个宗教意识强烈的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击败了查尔斯的军队，从而认为自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执行者，尽管立法机构早已经将新教的各个分支，不论大小，列入容忍保护之列。　　　　
　　　　英国内战遏制了滚滚而来的移民潮。这就意味着普利茅斯无法靠接济立足未稳的新移民挣钱。粮价一时大跌。　　　　
　　　　雪上添霜的是1643年，布鲁斯特去世。　　　　
　　　　他病的时间不长，直到最后一天，他都不是整天躺在床上。他在临终前的半天还能说话，然后就不能言语了，晚上九、十点钟时，他毫无任何痛苦地去世了。在这之前数小时，他的呼吸变深，就象一个熟睡之人，没有任何痛苦喘息之态，如此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升天进了更美好的天国。　　　　
　　　　后来，殖民定居点的人们“与一个新任的牧师就洗礼的仪式、正在出现的酗酒现象、性犯罪和变态行为等问题作了长时间的争论”。　　　　
　　　　布鲁斯特死后一年，殖民种植园中有那么多人搬走，当时，教堂还真的考虑过是否要迁移他处，但是，它还是留了下来。于是这个可怜的教堂留了下来，就象一个年迈的母亲，年事已高，从子女是不是在她身边这个角度上讲已被他们抛弃（尽管她的感情没有丧失）……她那些年迈的信徒们渐渐地被死神夺走……她就象一个遗孀，只剩下对上帝的一片虔诚的心。就这样，她让许多人变得富足，自己却变得清贫了。


《五月花号》　第三部分下坡路（或衰落）（4）

　　　　　　　　
　　　　英国的内战在所有新大陆的定居者中产生了一种必须自力更生的心理和实际的效果。马塞诸塞、普利茅斯、康涅狄格和纽黑文这四个殖民地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宪章。布拉德福德引用了其精彩的引言，这篇引言值得全文引录：　　　　
　　　　我们是为了同一个最终目标，也就是为了发展壮大我主基督的影响、为了享受神意授予我们的纯洁及和平的自由，来到美洲各地的。然而，在我们的定居过程中（受上帝的万能神意支配）进一步分散在沿海、沿河各地，其分散程度较原先计划得要大。这样，我们就很难制定统一的目标，在一个权威和司法系统中互相联系。同时，我们周围的原住民又来自于不同的部落，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今后可能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造成伤害；鉴于原住民已决意与一些英国殖民种植园寻衅和他们的恶劣行径，并且最近联合起来与我们作对的情况，他们肯定通过这里的现象推断出英国国内发生的后顾之忧（他们也已听说了），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处境堪忧，无法再像平常那样指望谦卑地征求他们的建议或安心生活在他们的保护伞下。因此，我们认为立刻在我们各殖民地之间签署一项联合协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便在将来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就象我们来自同一国家、信奉同一宗教那样，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将继续保持一致，这就是以下各章的主要精神和真正含义。　　　　
　　　　协议共分十二章，允许各殖民地保留自己的司法权，但实行共同防御，同时，“为了正确管理和计划所有公众事宜”，四个殖民地将各选两名委员，“他们将拥有他们所代表的四个法庭的所有权威……就有关战争、和平、结盟、援助、指控、战争动员人数、战利品的分配……接收更多的盟友入盟、种植园与任何殖民地的合并以及所有由于结成这样的联盟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友邦、攻击和防御等所有事项举行听证、验证、权衡和裁决”。　　　　
　　　　普利茅斯正在隐入历史的后台。1656年，性情暴烈的斯坦迪什在普利茅斯湾的另一边的达克斯伯里死去。一年之后，布拉德福德去世，终年六十七岁。他塑造了普利茅斯殖民定居点，承担了所有的重负；最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从皮毛贸易中赚了大钱；他的桌子上镶有银玻璃和威尼斯玻璃，一个收藏广泛的图书馆和一个三百公顷的农庄，其中有果园和花园。　　　　
　　　　1660年，查尔斯二世被扶上王位，普利茅斯向新国王发出效忠声明，但是殖民地拒绝接受一份任命总督的皇家特许。查尔斯当时正忙于进一步在新英格兰殖民；1661年，马萨索伊特死后，一场与印第安的战争爆发——马萨索伊特的儿子菲利浦不喜欢英国人。尽管执政官远在鞭长莫及的波士顿，普利茅斯并入新英格兰主权范围从而接受皇家执政官的管辖是一件棘手的事；后来，奥林奇的威廉来到英国，查尔斯二世出逃英伦，问题又来了。普利茅斯决定需要一份皇家特许以保持独立。于此同时，纽约和波士顿的首脑人物则对普利茅斯显出贪婪之色。　　　　
　　　　1685年，殖民地被分成三个郡，普利茅斯、巴恩斯特布尔和布里斯托尔，其中包括十七个城镇。普利茅斯最终于1691年与马塞诸塞湾殖民定居点合并，那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完全”被（马塞诸塞）湾区定居点的“世俗环境和风气同化了”。1691年10月7日，一个包括普利茅斯三郡的新的马塞诸塞特许在伦敦签署。第二年年初，马塞诸塞法庭发布法令要求普利茅斯各郡选派到马塞诸塞立法院的代表。从此，这个老殖民居民点终于溶入了美国故事的主流之中。


《五月花号》　第四部分共同点（1）

　　　　许多神话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徘徊，也许永远会徘徊下去。似乎这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约翰·李·卡雷的一本小说里有一句关于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的警句。“孩子，你可知道？那都是幻觉。国王、女王。肯尼迪家族、戴高乐、拿破仑。”　　　　
　　　　那些神话必须是简单，令人心里踏实，给人以认同感的神话。从那个角度上讲，这些神话和史实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且具有不同影响力：它们不是纸上的东西——比如说一场著名的战斗或皇室加冕仪式——它们是用来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公约”与今天的联系会引出一系列是似而非的东西。　　　　
　　　　我们已经有个现成的例子，感恩节。那最初是一个荷兰的传统节日，来自莱登的定居者借用了这个节日（荷兰人为了感谢上帝将西班牙人挡在门外而定的节日）。定居者在他们第一个收割季节后举办了感恩节，但没有称其为感恩节，而且在那之后也没有每年搞。更可能的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特色搞一次斋戒和弥撒。不过，他们的确在那次感恩节里吃了火鸡。　　　　
　　　　在马塞诸塞湾区殖民定居点举办的第一次感恩节庆祝活动是在1630年。1777年，在美国举办了第一次；十九世纪初，这个传统被中断了，但阿伯拉罕·林肯于1863年恢复了这项传统，罗斯福于1941年将其定在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这个节日从此被固定了下来。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除了在本书的引言中，你很少在书中读到“清教徒先父”这个词，尽管这个词说起来很响亮，而且有呼之欲出之感。不错，布拉德福德在形容他们离开荷兰时曾说过他们知道他们是清教徒，但他后来没有再用过这个词（除了在一首诗中）。他们肯定没有自称“清教徒先父”，而是用了许多其他名称：圣徒、陌路人、老客、老农、农民和后来称的“先父”。神话将所有这些简化为“清教徒先父”这个很晚很晚才出现的词。　　　　
　　　　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清教徒先父”究竟是哪些人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的。简单说来，你可以说他们是“五月花号”上所有的乘客，但这要包括那些为了商业原因来的“陌路人”。这些人如果听到有人称他们为“清教徒先父”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另一门派认为即使你把这个词局限于从莱登来的人，你还会遇到问题：从莱登来的威廉·林应该上的是“Speedwell号”，他没上“五月花号”，回荷兰去了。他算不算是“清教徒先父”呢？约翰·奥尔登不是从莱登来的，的确上了“五月花号”，他又怎么算呢？再说，那些1630年随后前来的莱登弥撒团员又怎么算呢？唯一的答案是：我们有一个神话就足够了。　　　　
　　　　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想象一群先父，戴着高帽，心中怀着坚定的信仰，横渡狂暴的大洋，靠着他们的双手，创建了一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的壮举当然令人舒坦，有时，这个事件正是这样代代相传的；但这些人都是些偏见极重的人——他们有趣，勇敢、正直、固执、善用资源、用信仰鞭策自己的行为——但是天下的偏见者都一样。他们要的表面上的自由：他们特有的偏见将在他们建成的围栏之内享有绝对的权威。你只要看一看布拉德福德在不信教的那一部分居民在庆祝圣诞时在街上玩球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