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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7-五月花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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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还有骑马的人：传送官方文件的信使在各个邮站之间快马加鞭，布鲁斯特和他在这条大动脉上的邮政同行们都备好了良马。骑马飞奔的信使在一个缓慢凝滞的背景中一定是个颇具戏剧性的人物，他们低着头，斗篷飞动，坐骑气喘吁吁。路上还有骑着马但走得更加悠闲的人们：他们是些做买卖的生意人；还有带着佣人和保镖的有封号和家财的人。
他们与斯克卢比的接触一定很实在。他们像今天路经此地的人们一样，都能看到那座圣·威尔福雷德教堂。
这个教堂是以7世纪时约克郡大主教的名字命名的。教堂15世纪初建的广场上的基座支撑着一个高高的尖塔和4个小尖顶的教堂方塔，象征耶稣受难时身上的5处刑伤。教堂的钟声曾经召唤过年幼的威廉·布鲁斯特去做弥撒。教堂西面的装有德国式窗户的通道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教堂前院附近的更像是一个民居的“牧师老屋”也可追溯到16世纪，但是由于现代化的翻新和扩建，这座房子与布鲁斯特那个时代的小小的草屋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教堂内部有一种任何一座英国乡村教堂都有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样式，一种古旧、持久不变和坚实的气氛。在这种环境中，往事似乎就发生在眼前。尽管许多其他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故人就像任何今人那样都曾经注视过这一面面厚实的石墙、刻有精美雕刻的栏杆和座椅——这些雕刻线条流畅，就像深色木料上的故人手迹——所有这些在布鲁斯特的眼中的感觉和在我们眼中的感觉是一样的。两把有精美雕饰的座椅还在那里，但是那可能是古时候特为麻疯病人安排的座椅。至于钟塔里的钟，其中的一座是新铸的，另一座是1647年安装的，另外两座分别刻有1411年和1511年的日期。
但是，眼前的这个地点有一点骗人之处，因为1610年时的教堂内部不是这个样子。
1864年，这座教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内部拆除和重建。在维多利亚时代，出于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大多数的教区教堂都曾做过非常彻底的改建。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英国教会曾为神职人员的短缺大伤脑筋。他们经常让助理牧师主持弥撒，斯克卢比的教堂正是照此办理的。其结果是教区牧师和教区的信众渐渐疏远了，所以无法看到社区的结构变化，但当19世纪上半叶的“卫理公正教会运动”从英国国教那里吸引走许多人之后，他们采取的唯一的对策是对原先的计划作一次重大的改变，为每一个教区安排一个住在信众社区里的牧师。
在1608年，教堂更引人注目的关键在于外部形态而不是内部装饰。教堂内部可能有橡木长凳和一面将听众席和圣台分开的帏帐。内部结构必须对称——也就是说教堂里必须有一条北通道和一条南通道。地面几乎可以肯定是泥土地。中世纪的洗礼盘（现已转给芝加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们重新设计教堂设置时被弃置一边。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追求尽善尽美。假如某样东西出于任何原因被损坏了，他们会用一种完美的新样式及时替换。在他们的思路里没有其他的选择。讲经台应该是橡木做的。正如多尔比指出的，各地教堂的修复工作是照猫画虎，信者为真。巴伯沃斯教堂已经完全按照维多利亚的样式修复。假如理查德·克利弗顿从400年前来到这里，他在评论外景时会说：“这正是我的教堂”，但一到里面，他会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在巴伯沃斯，另一个在剑桥接受了罗伯特·布朗影响而建立了主导思想的名叫理查德·克里弗顿的人已经在AllSaints教堂里做了十余年的教区牧师。他的讲经说道一定充满了布朗的纯洁性和力度，因为人们开始从远道而来听他讲经，布鲁斯特一家人也在其中。在教堂的方塔的指引下，他们越走越近。也许他们是骑着马来的。也许他们是从小路和草地上徒步而来。巴伯沃斯只有96个居民，距斯克卢比约7英里。从特色上讲，它们的教堂很相似。克里弗顿是一个“严肃而受人爱戴的牧师，通过他的刻苦和不懈努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接受上帝这个信条已经转变了许多人”。
1598年，布鲁斯特在一个宗教事务法庭上因“不定期去圣·威尔福雷德教堂做弥撒”而被“点名”，大概是因为他去巴伯沃斯做弥撒的缘故。他的缺席引起了当地为约克郡大主教供职的神职人员或告密者的注意。这件事可能对他本人和他在庄园的那份有油水的差事都有危险性。不过，他不是可以劝回头的那种浪子。
1602年，一个12岁的小家伙加入了弥撒团。约克郡南部边界对面的奥斯特菲尔德村的威廉·布拉德福德得走10英里或11英里的路，从正北大道经斯克卢比，穿过兰斯凯尔的十字路口，然后经过巴比穆才能来到巴伯沃斯。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当他到了那里，他看到了自己的主导思想。
他的父亲于一年后去世。他是祖父祖母抚养长大的，在那以后，由叔叔们照管，尽管布鲁斯特好像成了他的义父。这两个后来为今天的一个世界强国构划蓝图的重要人物在这里碰到了一起。
其他的新派牧师离那里也都不远。在盖恩斯伯罗，那是一个从斯克卢比过去只能坐特伦特河上的摆渡船才能到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牧师。他早年的生活记载不详，反推上去不是件易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名字在当地四周很常见。他也曾是一个剑桥的学生，1600年，他被任命为林肯城的牧师讲师，但两年后因“笑话连篇”和“奇谈怪论”被解职。他于1602年或1603年来到盖恩斯伯罗。1566年到1602年的教区牧师名叫约翰·杰克逊，他是一个识字但能力平庸的人。1602年，哲罗姆·菲利普斯接替了他的职位，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608年，后由亨利·克利福德继任。杰克逊的办公室拮据的财政状况为任命史密斯铺平了道路。菲利普斯本人平时不干事，坐享从教区信众那里募来的收入，心里挺满足的。这使得史密斯能够在这个宗教团体中的更加虔诚的信徒中间树立一个精神领袖的形象。史密斯这个人的智慧和影响力比起评论他的人有时将他贬低的形象要高大。
也许，史密斯在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正是当时斯克卢比的人们正在寻找的精神指南。不管怎样，因为盖恩斯伯罗的庄园主的家族过去都信清教，所以他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容易在当地传播。庄园主的父母都是坚定的清教徒，曾在“血腥玛丽”执政期间在自家的房子里召开秘密的宗教集会。他的父亲曾被逮捕入狱，被释放后，携妻逃亡海外。布鲁斯特当上斯克卢比邮政局长的时候，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史密斯那时就已经为60到70个盖恩斯伯罗居民讲经说道了。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皇位由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他同时成为英国的詹姆斯一世。
到了1603年，新国王的子民中已经有许多人对他们被迫加入的英国教会非常不满。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2）
清教徒是在生活作风上比其他人更接受新教理论的影响，也是比其他人更关心教会改革的那些人。在1603年，希望解散教会、甚至建立一些没有主教的国教教会的新教徒不是很多。那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晚年宣扬过上述极端观点的人们都曾被重重地惩罚过。当然，有可能接纳持一些极端观点的清教徒，但是，假如这些人的确存在，他们一定都非常小心，没有在当局面前暴露自己。
毫无疑问，这种伪装把许多散落在各地的、包括斯克卢比在内的小弥撒团掩护得非常好。
1604年，詹姆斯在汉普顿宫召开了一个大会，著名的宗教人士和改革家参加了这次大会。就像宗教改革运动本身一样，这次大会对各教派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未作限制，而且詹姆斯很可能对清教徒的请愿持同情态度。那是一个微妙的局面：传统的教会已根深蒂固，世袭的贵族反对改革。汉普顿大会过后，詹姆斯觉得改革的计划已被与会者接受，所以对清教徒不断提出的请愿颇感厌烦。1604年9月，詹姆斯公布了141项条例，他宣布清教的神职人员必须遵守这些条例，否则将以“渎职者、顽固不化和藐视国王，不得继续留用”为由作革职处理。
现在的形势对清教徒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非但无法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而且英国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少数几个德高望重的人，像巴伯沃斯的克利弗顿和诺威奇的鲁宾逊都已被迫与国教分离，站到了官方宗教的反面。其余的人都在坐待时机。
这里提到的鲁宾逊是约翰·鲁宾逊，另一个从Sturton－le－Steeple来的剑桥校友。1592年，他就读于CorpusChristi学院，并于1595年毕业。他被选为教员，1600年成为学院院长。由于学院规定已婚的人不得在学院任职，他于1604年结婚时，不得已辞去教员职位。他遵照教会的任命去了诺威奇的StAndrew教堂，但后来依据“一百四十一条例”被逐出教会，他从未接受“一百四十一条例”。他回到Sturton－le－Steeple老家，重归动态之中，等待时机。他没等多久。动态平衡正在发生改变。
1607年，克利弗顿辞去他在巴伯沃斯的职位，加入了盖恩斯伯罗的弥撒团。
1605年，斯克卢比东面的海顿的教区牧师罗伯特·索思沃思被剥夺神职（尽管是否由于他信奉清教不详）。威廉·布鲁斯特在斯克卢比给了他一个没有执照的助理牧师的职位。那一年，17个男女因为在圣灵降临节到Sturton－le－Steeple去听鲁宾逊讲经而被法庭传召。人们能感觉到官方控制的步伐正在加快。对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斯克卢比地区的封锁之严将最终与在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产生联系，尽管那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1605年，当索思沃思接到招聘时，一个远洋船船长乔治·韦茅斯出洋为英国商人探寻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商机进行了一次探险。他从缅因海岸南行到马塞诸塞，在那里，他发现了印第安人。他思忖国内的商人肯定“有兴趣”看看印第安人，于是便绑架了两个。“我们用了一点拖延战术，然后突然出手捉拿，……他们身体强壮，但一丝不挂，所以最好的捉法是揪住他们头上的长头发。”他贿赂了其他三个印第安人。“我们给了他们一个豌豆罐头和一点面包，他们将其带到岸边去吃，但是其中的一个将我们的罐头带了回来，现在和船上的其他两个人呆在一起。”那个印第安人名叫斯匡托，是Wampanoag部落的一支里的人，他们的领地是一长条青翠的海岸线，还包括两个小岛。
住在斯克卢比的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未涉足他们居住的周边地区之外的地方，从未听说过那些遥远的地方，即使听说了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兴趣。他们也无法想象在一个温暖的星期二，在一个巨大的海湾岸边，会有5个人带着做交易的毛皮和新晒的鲱鱼干穿过青草茸茸的平地向他们走来。其中的一个人正是当年的斯匡托。从斯克卢比来的手里紧紧攥着毛瑟枪的这些人发现了一条救命的供给线——但那是15年以后的事了。
1606年，英王詹姆斯急于确保英国对北美大陆的占有份额。亨利八世曾经试过这项计划，但未成功。伊丽莎白女王曾派遣沃特·罗利爵士在今天的北卡罗莱那州的罗诺克设立定居点，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结果仅仅留下一个弗吉尼亚的名字，那是为纪念一个从未结婚的女王而命名的地方，位于今天的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的广袤地域。詹姆斯对实现这项计划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4月10日，他为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这两个投资团体签发国王特许专利。
根据这两项特许专利，弗吉尼亚公司得到北纬34度和41度之间的土地（今天的威尔明顿、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公司得到北纬38度和45度之间的土地（特拉华南部和缅因州）。在互相重叠的区域里，两家公司都可以建定居点，但间距不得小于一百英里。
同年，能像猎犬那样从人群中嗅出清教徒的达勒姆的大主教托拜厄斯·马修斯被调到约克郡任职，斯克卢比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达勒姆时，他就行使皇家政治代表的职权，并呈交有关北部诸州及苏格兰事务的报告。他以坚定不移地支持伊丽莎白和詹姆斯的政策的手段而获得皇室的青睐。在达勒姆任职期间，他给不服政府权威的人们和团体制造麻烦。调任到约克郡之后，他的政治和宗教活动愈加活跃。他已下决心在自己的教区内剪除所有异教和分裂活动。
那些著名的清教分离主义者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在一个同情清教徒的骑士威廉·鲍斯爵士的妻子伊莎贝尔·雷伊家中的修道院里聚会。与会者中有克利弗顿、鲁宾逊和史密斯。在这次会议上，鲁宾逊成了一个彻底的分离主义者，史密斯坚信从英国教会分离出来是唯一的出路。这次会议的总的倾向是反对这一步骤的，然而，史密斯心里明白，一般来说，清教徒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者和他们的极端主义情绪。分离主义者必须依靠自己。他是“一个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思维逻辑担心的人”，他放弃了自己在英国国教中的头衔，他在已经同情清教的盖恩斯伯罗活动，并被选为当地的牧师。
克利弗顿已经是该弥撒团的一员，布鲁斯特也加入了该团体，但是对他们两人来说，到盖恩斯伯罗的路单程就是九英里。克利弗顿已经53岁了，在当时已算是年迈之人。这可能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于是，1606年间，一个小弥撒团开始在斯克卢比庄园的教堂里聚会。传说中说布鲁斯特组织聚会，克利弗顿任牧师，鲁宾逊任教师。我向多尔比提及（对他没有任何不敬之意）斯克卢比这个地方今天看上去像沉沉睡去的小镇，按照常理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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