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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陈酿三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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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是个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所以照相机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的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采。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围绕荆州得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以说,一部《三国志》,核心就是荆州的得失。三国时期三次大战役中,有两次与荆州有关,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刘备是在赤壁之战后从东吴借得了荆州,而失荆州又直接引发了彝陵之战。蜀汉势力的消长是和荆州的得失关系非常密切。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说到“借荆州”,倒想起一句歇后语来,“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孙两家因借荆州而结盟,又因失荆州而成仇。有人想,要是当时刘备不要借荆州,或者“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有些不同吧? 
  其实赤壁大战前,荆州是本来也不是在东吴控制中,而是在曹操手中,赤壁之战后被刘备取得,也谈不上从东吴手中借的。所以清代一位史学家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只不过是东吴的一家之言罢了。荆州位于魏蜀吴三家交界处,与今天的湖北荆沙市位置略同。刘备当年要从河南入西川,建立根据地,最简捷的途径是经荆州;要北伐中原,直逼曹操的首府洛阳,最简捷的路线仍然是出荆州,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把“跨有荆、益”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还特别说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曹操南下统一全国,第一步就是得征服荆州,或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荆州地区的范围内。荆州的地理位置对于曹、刘两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针锋相对,都要统一天下,所谓“汉贼不两立”。 
  孙权则不同,事实上是惟求偏安自保,无意天下争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码,放在哪一边,那边的份量就重。但甘宁等人也向孙权献策:“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要把荆州当作东吴的西部藩屏。当时曹操的现实威胁最大,所以联刘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而促成这一局面实现的,在刘备一方是诸葛亮,在孙权一方则是鲁肃。 
  小说戏曲中的鲁肃是个忠厚好人,好象老是在被诸葛亮利用似的。史书记载却非如此。鲁肃绝不是个窝囊废,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劝孙权与刘备结盟,是要让刘备以汉帝宗室的身份统带刘表部众,顺利“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刘表部众降曹后,又是他亲自到当阳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主动促成了刘孙联盟。当时荆州并不在孙权管辖之中,而是曹操据有,所以刘备寄人篱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实向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时,又是鲁肃竭力劝孙权答应下来,把这个“画饼”给刘备聊以“充饥”,达到“共拒曹公”的战略目的。当时周瑜、吕范等人主张趁机扣留刘备,鲁肃认为应趁曹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借刘备的力量安定荆州,给曹操多树强敌,为自己多结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三国志。鲁肃传》) 
  但荆州是在刘备还是在孙权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样的。史书记载,曹操听到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字,大吃了一惊,笔都掉在地下了,可见荆州到了刘备手里,对曹操意味着多大的威胁。 
  赤壁大战中,孙权自认为是主力,也觉得荆州作为胜利成果,当然属于他所有。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卷土重来,所以暂时要借助刘备的力量和声望管理守卫荆州,作为他的一道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借”。鲁肃、诸葛亮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就象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两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诸葛亮知道荆州可“借”,而鲁肃也是真心实意的愿“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实际上也在斗智斗谋。看来这个“借”,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后来鲁肃单刀赴会,要求归还荆州时,关羽说:刘备也参加了赤壁大战,“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并非毫无道理。 
  有人会说,两家既然有结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闹的这么张扬,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事实上鲁肃是顾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积极交涉,使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后来还把长沙、零陵、桂阳等荆州的大部分郡属都给了东吴,但仍然保留荆州作为刘备北伐的基地,还特别向孙权指出曹操还在威胁双方,吴蜀应当同仇敌忾,不能闹矛盾(“曹公尚存,祸福难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况就变了。曹操利用荆州归属相争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东吴力量给他解围。关羽在荆州攻克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商量着要迁都到许都以避其锐,蜀汉势力空前强盛。司马懿建议并许诺孙权“割江东以封”,让他派兵抄关羽的后路,鲁肃经死,才发生了吕蒙用计,白衣渡江,使关羽兵败麦城的事。 
  曹操对刘、孙的争夺,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所以关羽闻讯急忙回军救荆州,曹操下令不许追击,就是想看到关羽、吕蒙鹬蚌相争,久峙不下。没想到关羽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孙权收回荆州后,也害怕刘备兴兵复仇,想引祸水北流,于是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暗示刘备,这是受曹操指使的。没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将关羽的头以诸侯之礼葬于洛阳,撇清干系,表示与己无关,果然把刘备的怒火引到东吴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这么漂亮的一手,孙权也赶紧在当阳礼葬关羽遗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阳有个关陵,洛阳又有个关林的缘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八百里,东吴虽然取胜,但也闹了个两败俱伤,最后还是让曹魏“合纵”之术坐收渔利了。所以刘备死在白帝城后,诸葛亮很快就派人与孙权通聘修好,再结盟誓,才能够专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国势已经伤了元气,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么瞎聊,可又应了一句歇后语:“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三国的经济战(陈酿三国之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么落后地区的开发会更缓慢的。 
  当时没有“禁运”,“经济制裁”这类东西,战争状态并没有对三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多大影响。象今天情形一样,商业贸易最发达的是东吴。孙权搞屯田一度颇积极,但后来人们纷纷弃农经商,或被征入伍,就荒废下来。究其原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东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经商的传统,东吴的商业贸易在三国里最为活跃,比如饮茶是三国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而吴国的制茶业发达较早。瓷器也同样如此,吃过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种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里腌制的菜,川人每天离不了的。考古发掘证实,最早的泡菜坛子是东吴传过来的。吴国的军队还有“军市”,就是军中市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三国志。潘璋传》)一批随军的商人,老是跟着,到处做买卖。没想到后来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吕蒙偷袭荆州时,就是让士兵化装成与蜀国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长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没有这样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吕蒙的计谋也就无法施展了。 
  东吴的生意还做到外国,不光临近的亚洲各国,还包括非洲,一直远到欧洲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据载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讨丹阳时俘获了一些黑矮人(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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