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陈酿三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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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俊钡闹龈溃�按照帽子的形状盖起了竹楼，并且坚持用凉水洗澡。这种傣家的竹楼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诺族关于他们的起源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祖先是诸葛亮南征军队的一部，因为途中贪睡，掉了队，赶上大部队后，诸葛亮军法如山，不再收留他们，但赐给他们茶籽，让他们种茶为生。基诺山就是今天中外闻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们衣服上绣的八卦图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绺头发，中间一绺还是纪念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颇族传说他们的各种制度是诸葛亮制订的，彝族、苗族也都认为诸葛亮传授给他们许多生产技术。很多少数民族戏曲也有大量的三国戏目，尤其是孔明戏，象《三气周瑜》，《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此外，象傣人的热气球灯叫“孔明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时有的要设“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还说火把节也来源于欢迎孔明大军的仪式，泼水节自然和诸葛亮“水冲凉”的嘱咐有关了。正因为诸葛孔明在那里有这样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传教士去佤族传教时，还得编造出“耶稣是孔明的弟弟”之类的故事来，这也是一种“中为洋用”吧！　
　　当然，关于这些习俗的来源，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来就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诗人在写了一首诗感慨：“孟获生擒雍岂平，永昌南下一屯营。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永昌军民府“古迹”条录曹迂《咏诸葛营诗》）一个统治者，征服者，在两千年后还能受到不同民族这样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既然有这么多的遗迹影响，我看未必是空穴来风，“七擒七纵”的事，总会是会有些根据的吧？　
　　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中的确没有提到孟获，但其他史书，如习凿齿《汉晋春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却有对孟获“七纵七擒”的记载，应该说《三国演义》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于是不是小说里写得那样曲折生动，当然是另外的事了。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区各民族爱戴尊崇，《三国志》里也有记述，说诸葛亮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说起来，现在遍布全国的各个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当中，还有西晋末年十六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领李雄修建的，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看了很有教益：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又讲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又讲了政治上审时度势与法制上掌握宽严的重要性，确实把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葛亮两方面的特点都突出来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上面曾谈到少数民族戏曲演的戏里有《斩马谡》，说起来，诸葛亮的“攻心”战略，还真是和马谡大有关系。马谡虽然在街亭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心战为上”的建议，看来还是符合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的。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为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桃山”的，就是当年曹操回师时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山，毛泽东因而写下过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当然，曹操也有抚的一面，否则蔡文姬也不可能从匈奴顺利归来了。至于孙权，则完全是征剿了，为了弥补他在竞争形势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对东吴境内的山越族多次征战，强迫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当家兵、佃客和奴隶。但这引起山越人不断的反抗，反抗又引来新的征剿，形成恶性循环，内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国争夺中，始终只能采取“保江东，观成败”的消极防御态势。而曹操依靠强大的武力，虽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静一时，但没过多少年，这些民族就进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诸葛亮的方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让少数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这对后世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军长征路过彝民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友好，约为兄弟的事，就传为佳话。这恐怕和彝族人民对诸葛亮的习惯崇敬不无关系。　
　　当然，光凭这些还是不足以使当地各民族心悦诚服的，最重要的是诸葛亮为当时相对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传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帮助他们提高发展了生产能力。据史书载，他曾在南中大兴屯田，传授生产技术，的的确确地促使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总结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意思是说，这些地区的很多民族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逐步迁出深山老林，摆脱原始方式，开始耕织生活。　
　　据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书记载，仅云南一地就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遗迹四十多处，而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遗迹仍然“畏之如天地，爱之如祖考”。那还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没有广泛流行以前。可见诸葛亮在千年以后，确实还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广泛地崇敬爱戴，傣族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中，如壮、仡佬、布依、侗、水、苗、瑶等，还保存着一种特殊的铜鼓文化，每到集会或节日喜庆，就敲起铜鼓，载歌载舞。铜鼓的制作图案纹饰，造型塑象也非常精致。原来这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用来号召部队进行战争，或者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现存最早的铜鼓铸造于西汉时代，距今两千多年了。据说它最初是一种炊具铜釜，但谁家做饭用得着这么大的锅呢？有些人们相信它是诸葛亮南征时所用的行军锅，留下来做为某种信物的，所以称作“诸葛鼓”了。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象前，至今还保存着三面这样的铜鼓。　
　　为人民真正做过好事的人，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后人都会纪念他的。我们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呢？　　　　　　　　　　　　
文采风流话三国——陈酿三国之十三　　　　　
　　前几次聊到了很多有关三国时期的各色各样的话题，象人物呀，军事呀，外交呀，民族呀，科技呀，等等。说起来，这些都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本身，也是个值得一聊的话题。　
　　比如“七步成诗”这样的小故事，就挺有意思。它说的是曹操死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闹了矛盾，曹丕年长，继了位，称了帝，对曹操钟爱的弟弟曹植不放心，借个题目想除掉他，让他在金殿之上，走七步的时间内做成一首诗，否则就要治罪。曹植果然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讽喻他哥哥的这种做法，曹丕这次就没好意思下手。这个故事倒不是虚构出来的，《世说新语》里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诗的文字略有不同。流传下来，人们都知道曹子建是大才子了，其实他那个哥哥也是才子，和他们的父亲曹操一起，被称作“三曹”，和后来宋朝苏洵、苏轼、苏辙“三苏”先后辉映，都是文坛佳话。南朝时代有个大诗人叫谢灵运，性情非常高傲，独独佩服曹植。他说：天下的文才一共一石，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斗。以后人们就用“才高八斗”来形容文才出众的人了，当然，也有拿来滥用以自吹或乱捧的。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的大多是金戈铁马的征战讨伐和勾心斗角的谋略计策，但其中也有不少写到文学艺术活动的，象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的“好为《梁父吟》”，赤壁大战前曹操的“横槊赋诗”，以及蔡邕赞赏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碑文等。这在表现人物性格、情怀方面，都是很有用的点缀。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发现，《三国演义》里这类描写还有不少。　
　　说起来三国时代虽然不长，但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它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正是曹操执掌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可知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在曹魏方面，就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旸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文学史不能“尊刘贬曹”。事实上三曹父子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比如青年人中喜欢抒情诗，抒情散文，抒情歌曲的人很多，遇到奇特的景象，体验到新鲜的情绪，也都想“啊什么什么”的来一下子，是吧？中国古典诗歌里有这个传统，当年李白见到蜀道之险，不也“噫吁唏，危乎高哉”吗？须知唐代毕竟比三国晚了几百年，而且李白素来推崇“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是魏晋文学的时代。　
　　记得有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诗前面的小序里就点明这首诗写作在“汉末建安中”，也是在叙事中充满抒情意味的，还是我国四大叙事诗中的第一首。那是一首乐府民歌形式的长诗了。说起来，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三国时期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四言诗是“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这说明三国时代文学艺术有着承上启下的特点。再比如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出现过司马相如、扬雄等辞赋大家，但三国曹植的《洛神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也是辞赋的代表作品，而曹操又提倡简约的文风，言简意赅，朴素实用，扭转了两汉文学风气，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国时代艺术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如书法，三国很多著名人物是书法高手，曹操的书法入于《书品》，不用说了，甚至还有张飞都有传世的书法作品。我祖籍是四川渠县，那里的八濛山曾有一幅“八濛摩崖”，上有“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十七个字，隶书两行。传说就是张飞在这里杀败曹魏大将张郃后乘着酒兴用丈八蛇矛在石壁上刻下的，书法史上称作“恒侯戈书”或“张飞立马铭”。其实，早在南北朝时代梁朝的陶宏景《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据说这也是张飞自书，称为“刀铭”。可见张飞不仅是员猛将，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呢！　
　　这一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比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八分书被视为隶书的最高境界，过去一般认为钟会的父亲钟繇是“真书”的创始者，乾隆皇帝汇刻历代书法珍品的《三希堂法帖》，第一篇就是他写的，被誉为“云鸥游天，群鸿戏海”。真书就是楷书，可以说是为后世汉文字的流传提供了一种规范，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音乐方面也各有特点，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吟就是吟唱了，可见“空城计”写他一曲琴声吓退了司马懿，虽然是虚构，但也出于人们对他音乐才能的深信不疑。周瑜精通音乐是史有明载的，当时甚至出现了一句谚语：“曲有误，周郎顾。”意思是说演奏音乐时，那怕出现了一点点失误，周瑜就会回头看看演奏者，表示出了问题。曹操在这方面更不落人后了，“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