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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感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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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结局——实验员之死。今天的先锋派小说家们会说这是一个寓言、一个荒诞场
景、一个象征。其实这倒是“革命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
    现实中的我们都以沉默来表达对小实验员“对抗运动”的愤慨。校方为他准备
了一口薄木棺材,我们要把他装入棺中,然后拉到后山上埋掉。我们四个人,两人
拉着他两只胳膊,两人抬着他两只脚,让他离开了实验室。当我握住他的胳膊时,
胳膊还是软的,皮肤上有一层又冷又黏的体液。我想吐,我觉得死亡正粘在我的手
心里。这个感觉陪着我,走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觉在我一生中,一说到文化大
革命,就会回到手心里来!
    我们在后山一条山沟里埋了他,把棺木丢在沟里,然后把两边坡上的土刨下来
掩住棺木,没有任何标记,连个坟堆也没有。埋了。回想起来,倒像现在警匪片里
的场面,掩盖证据。我们是为谁在掩盖罪证呢?
    我们匆匆地逃回学校,带队的红卫兵向上面报告完成了任务,从此再没有人提
起这个人,提起这件事,在那场“大革命”中,这是太小太小的小人物的小事情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打照面。我总觉得他死得太不值了。在此后恶风险浪的日
子里,我知道了“挺过来”三个字,对于生命是何等光彩,哪怕是个小人物。人有
胆怯的一面,我知道在那场风暴中,有的人只是因为胆怯也加入了打击别人的队列
中,如果这个实验员不死,也许会在今后的日子成为另一种人。但我想,他因胆怯
所做的一切,与那些呼风唤雨的野心家不会一样的。那些家伙的心,放在硫酸里也
不会冒个泡。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说:生活在一个健全的法制
国家多好啊……

在曹坪的阳坡上有一孔窑洞
    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
在那儿插过队,也为那儿写过诗,如1980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也写过
散文,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魂牵梦绕》;写过小说,如在《飞天》上发表
的《故人三记》;还有随笔,如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衣食住行》。
    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前,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
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下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
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
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找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写了
那么一些文章,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
    在曹坪,我曾和北京知青住在一起,那是三孔羊圈改成的知青点。知青点的生
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
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快三十年了,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
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
……还有一男一女,想不起名字了,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看来,这是时间
在发出信号,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但经历过的却永远成为一种记忆。我们这
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
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
我再回曹坪,知青住过的羊圈窑,砌上石头窑面,变成了小学校。这倒好,让知青
点变成了这个山村的一个话题、一个标记,或许还会是一个传说。
    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儿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
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
年时间。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个老人给我的一
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但我
后来确又主动搬出了这老两口儿的家,重要的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
    在那个家,我能做到每天吃糠菜,至少有一餐是以糠菜为主。在那个家我成了
全劳力,能于男人干的所有农活,我当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在这孔窑洞住的时候。在
那个家,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
    男主人是饲养员,名叫栗树昌,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叫过这官名,直呼其“老实
人”。我在另一篇散文《魂牵梦绕》里面专门写过他,我说:“他活在你面前的时
候,你几乎可以忘掉他的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你感受不到他活着对你
有什么妨碍。”人们喊他老实人是因为他不与任何人作对,也接受任何现实,不说
话,不发牢骚,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逆来顺受,最让我无法接受而且恐惧,因为我怕
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的老实人。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和两位老人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说今后怎么样,从
没有想过改变一下,一切都这么熬着,过一天算一天地过着。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过
去,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曾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了外孙。但他们不爱回忆,
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希望的日子他们是怎样过下去的?
    这是一种没有精神内容的生活,如果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读书,那
么,我也许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一辈子。但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我忘
不了做梦。同甘共苦易,同床异梦难。有时深夜醒来,听见两位老人的鼾声,我就
在想,他们的梦是什么呢?
    我没能在这里住下去,我回到了知青点,然后经招工离开了这里。我爱这里,
但我又离开了这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无梦的生活,而不是穷。我在《干妈》中
写道:“山村最美的享受是早早地睡。”我借干妈的话说我的心声:“年轻人爱光,
怕黑洞洞的坟。”
    知青们来了又走了,他们如飞鸿,没留踪迹;知青们来了又走了,给山村只留
了个年轻的梦想:到外面看看,到外边走走……

龙骨与蝎子
    入冬前,带儿子去了一次中国地质博物馆。二十年前,我到北京上大学时,也
到过位于西四的这个博物馆参观过。那时的博物馆规模小,只有一层展室,不像现
在楼上楼下有三层展厅。原先好像只有些矿石标本,现在丰富多了,有矿石,史前
动物化石,还有各种宝石,琳琅满目。让儿子有兴致的是那些动物化石。恐龙和各
种绝迹动物的形态,确能让人们浮想联翩。这两年也怪了,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对史
前的恐龙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巨大的爬虫有什么可爱之处,我觉得
搞美学的人应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这是审丑的一个例子。话又说回来,在地质博
物馆里的那些化石,标出它们是何种动物,在什么地方出土,代表哪一地质年代,
有的展出的还是复制品,足见其珍贵。这些化石,以前我也见过,最早是在陕北。
在陕北插队当农民的时候,进沟开荒,常从生土里刨出一些白生生的骨骸,已成石
质,用锄尖一刮,能刮下一些细细的白粉。老乡说这是龙骨,这种细粉的止血效果
奇佳。我也曾用那龙骨粉敷过伤口,确能止血消炎,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化
石,也不知向谁致谢。这是一个悬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被统称为龙骨的化石,
真的是什么化石吗?是牛是马,也就罢了,用来消炎止血,也是物尽其用。如果是
恐龙,或是其他什么珍禽异兽,岂不是可惜了?如果再是何种人类从来没见过的生
灵,让我们用锄尖这么一刮,就消灭了这最后的证据,罪莫大焉?
    看来,同样的东西,由于使用者具有的素质不同,这个东西的用处和价值也不
一样。这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化石在地质学上所能提供的价值,只有知道和掌握
了地质知识的人,才能发现和实现它。当然,用它来止血消炎,也是一种知识,但
这种用途和这种价值,实在是另一意义上的买椟还珠,有时“珠”还没有了。我想,
在那个不要知识的年代,我是不是也当了一回龙骨呢?记得有个说法,叫“出土文
物”,这就是说,他是幸存者,他一是出土了,二是还被当做文物出土了。那些永
远没有可能再出土的,那些出土了却当破砖烂瓦用了的,是什么样的悲剧?在这个
悲剧的正面,是被使用者,在这个悲剧的背面,是使用者。常听到“用人不当”这
个话。听到这个话,让人想到的不仅是对被埋没者的同情,而且还有对不善用人者
素质何其低下的评判。
    说到在黄土高原上常刨出来的龙骨,我不知为什么想到另一样东西——蝎子。
蝎子生活在干燥的土坡,在坡地开荒,不小心,就会被它蜇一下。那是让人一生难
忘的体验。我被这种东西蜇过两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第一次被蜇,蝎子爬
到大腿上,蜇后那腿顿时肿得动弹不了,疼得全身发烧,太阳光射在脸上,火辣辣
的,觉得那日头也是蝎子。这是我对蝎子的记忆,也算是对蝎子的一种认识。这种
认识对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陌生,他们知道蝎子可以入药,知道炸蝎子是下酒的上
品菜。在我上下班路过的邮局旁,有一家大酒店,叫京都蝎子宴。时代真是变了,
人与蝎子之间的关系,从蝎子咬人变成人咬蝎子。我相信吃蝎子的体验与被咬的体
验是不一样的。我这里绝不是因为我被蝎子咬过,就反对人们赞美蝎子的美味。我
只是说蝎子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只讲一面,这样的知识才比较切近事物本身。举个
例子,前一阵子重演几个样板戏,演出公司通过传媒炒作称之“红色经典”,有些
这几年才长大的年轻人看了“很受鼓舞”,而一些经过文革劫难的人感到“难以接
受”。这里就有个“蝎子效应”——甲听着阿庆嫂的唱,和女朋友一道走进豪华的
演出大厅;乙是听着阿庆嫂的唱,被造反派押进批斗会场,面对同一段西皮流水能
有同样的感受吗?
    看来知识不仅是龙骨,还是蝎子,对于人的不同素质不同体验,知识也就活了,
而且生动起来……

往日的朋友
    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一个事,那些曾与我共处过的小动物是怎样告别我的?
上班的路途要一个多小时,在这个时候常有许多莫名的想法钻出来,而且与上班无
大关系。
    我养过许多小动物,但它们都与我告别了。今天想起它们,就像前几天想起一
同插过队的知青,也不知为什么,一串姓名就像从屋顶起飞的鸽子,忽地扯响鸽哨,
划过心海。我也养过鸽子。那时我还小,说是我养的,实际上是大人在照顾它们。
因此,对于它们,我只剩下一个记忆:夏天,我坐在大木盆里洗澡,我被大人抹了
一头的肥皂,正眯着眼,发现墙头上,一只野猫叼走我最后一只鸽子。我一定是大
哭大闹了,像一个告别仪式。不久,我就进了保育院。在保育院最初的日子,我常
做些与鸽子有关的梦,觉得那个又狠又丑的阿姨,就是那只猫,而我就是那只可怜
的小灰鸽。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喂过鸽子。
    我养过金鱼,像许多喂金鱼的孩子一样,金鱼是被我喂的鱼食胀死了。
    还喂过兔子。那时,我的母亲被下放到大凉山,又逢国家三年严重自然灾害,
生活很困难。母亲在山区一所师范学校当老师,老师们都自己想办法,在房前屋后
种点瓜豆,搭个棚笼养鸡喂鸭。鸡鸭也要粮食才能养大,母亲从老乡那里买回两只
小兔,我就养起兔来。住在山边,到处都是草,每天放学拔一抱回来,就够小兔吃
一天的了。在与人共处的动物中,兔子是人类沉默的朋友。它从不说话,只能从它
经常立起的耳朵,知道它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从它呆滞的目光或快疾的跑动中感
受它小小的欢乐与忧郁。在那些沉郁的日子,小兔给我生活没增加多少活气。小兔
养大了,但意外地吃了放置在房角的灭鼠药,悄悄地死了。小兔的死给我的童年记
忆留下很重的阴影。在此之前,还发生过一次小兔的事故。那时我还没上学,好像
是父母刚调到四川,全家住在招待所里。所长有一群小兔,就放在院子里到处跑,
也是住所小孩儿们喜欢的朋友。有一回,我和几个孩子,看见墙边有一堆空木盒,
便想让小兔住进“楼房”,于是七手八脚把几只小兔塞进木盒,又靠墙堆码起来。
“楼房”刚盖好,一阵大雨把我们撵回房里,大家都忘了那些小兔。以后,这件事,
一直让我不安,大概正因为如此,这事成为我对童年的最早记忆。在好长时间以后,
一想起这事,就对自己说:它们怎么个会叫呢?
    我当知青的时候,养过狗,那狗还取了一个洋科学家的名字:达尔文。和小狗
达尔文在一起的经历,我曾写成一首小叙事诗《“达尔文”的故事》。小狗是我捡
回来的,养大以后,它的老主人,另一个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从城里回来了。跟了我
一年的小狗,几天几夜狂躁不安,长长的哭嗥声让人发怵。最后还是跑回那个老主
人那里去了。我百思不解它这种忠诚,是那个老主人丢了它,是我收养了它,那位
老主人并没有来要它,就这样,它还是回去了。大概人们说的“忠诚”,就指的这
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第一个主人的至死不渝吧!和狗的愚忠相比,猫的多变,常被人
指责。我也养过一只大波斯猫,是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很让人喜爱。母亲很反对我
养它,因为养它养得家里有股“味儿”,而且喂起来又麻烦,挑食,只吃肝和肝拌
饭。后来母亲不再反对了,是因为她目睹的一件事。这一天,猫不知吃了什么,中
毒,动也不动,快没气了。听到我回家的脚步,猫挣扎着,一步一挪,等我从一楼
走上四楼,用钥匙打开门时,它也爬到门边它每天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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