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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通道-尤凤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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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他觉得那个清秀的日本女子下巴有些短促，这美中不足便使他如鲠在喉。他没有进一步动作，也没有说话，只是漫不心地看着那女人一件一件从身上往下脱衣，当脱得干净了，他丢下张票子便走了出来。日本兵可以将任何一个遇见的中国女人的裤子剥下来奸淫，事实上他也有机会这么干，但这种事他确实没有干过。他那干枯的心田似乎在等候一个雨露般女人的浇灌。而当他看见苏原的妻子时便蓦然意识到这个期待已久的女子终于出现在面前。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清楚，如果这次擦肩而过，怕今生再也不会得到这样可心的女子了。于是他努力说服高田军医将这个女人与他的丈夫一并带走。
自随北野到莱阳驻守的三个多月中，他心里每时每刻都惦着那个让他倾慕的女人。但他并不崇尚纯精神的柏拉图式恋情。他是个性格孤僻的人，这种人对事物总有某种程度的偏执。在学校读书时，学校每周举行一次舞会，教职员工和大年级学生视为节日。而他一次也不参加。他有自己的“理论”，认为男女以跳舞的方式调情是对人精神的亵渎，是卑琐虚伪的情感窃求。男女之间的关系要么无爱无缘旁同路人，要么有爱有缘灵与肉二者完全结合，非此即波。也许正是这种极端的情爱观点导致他至今孑然一身。
司令部与苏原夫妻住处一街之隔，卜乃堂一撂脚就过去。别看这么方便，可平时单独见牟青一面也很不容易。做为北野的翻译，他必须紧随其左右。只在北野不需要他时才有一点自由。
卜乃堂敲了门。
只要丈夫不在家，牟青总是在里面插上门栓。有人敲门先问明是何人，然后告之丈夫不在家。她不轻易开门，今番听到是卜乃堂的声音，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将门开了。尽管她对他十分鄙视，可她总不能忘刑场上他为她遮挡的那一幕，她领他一份情，一份既辨不清颜色又说不出味道的情。
进屋后卜乃堂显得有些拘谨，很不自然，坐得很规矩，也不说话。待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才镇定些了。他先向牟青询问了一些日常琐事，表示无论她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全力相助。之后他又告诉说司令部有人要去青岛，如她有家书或物品可让去人携带，他来负责安排。牟青摇摇头。自从奔丧被日本人劫持，至，今还与家人不通音信，她不想将目前的处境告诉家里亲人，怕他们担心，也不愿叫他们背上汉奸家属的名声。她只想能和丈夫早日逃出日本人掌心，为自己和家人争得清白。
想到家，她的心情又一下子变得沉重。
又是沉默，良久，卜乃堂又说：“秋季清乡就要开始，又要有许多中国人被杀。”
这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牟青一怔，继而愤愤地想：还不是你们这些汉奸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才使那么多中国人被杀？你姓卜的怎有脸说出这种话？！
大概卜乃堂从年青的表情也猜出她内心所想，看出她对自己的愤懑，便叹口气说：“牟青，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把我看成是个没品性的人，可你知道，世上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牟青反诘道：“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这种事情吗？”
卜乃堂闷闷回答：“包括。”
牟青吃惊地抬眼向他一望。
卜乃堂的声音仍然低哑：“我们都算有文化的人，文化能使人将事物看得透彻，能使人挣脱主观的束缚。不是吗？只说汉奸，既然被称之为奸，便肯定不为优良，用什么恶语咒骂都不为过。可是话说回来，当汉奸的也不是我卜乃堂一个，既然都知道汉奸不光彩，像臭狗屎，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当这臭狗屎呢？真的说不清楚。你不妨想一想，自从日本人打到中国，中国迅速形成一个非常的庞大汉奸队伍，而德国人打到欧洲，欧洲人投靠变节的人就很少，这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不排除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德国人傲慢骄纵，刚愎自用，不屑于借助于外力，不鼓励投降变节；而日本人狡猾、圆通，他们惯于招降纳叛。但归根结底，中国能形成这样庞大的汉奸队伍是有着自身的深刻原因。可以追溯历史，也可以通观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历朝历代的帝王，还是当今的各路军阀，都是极其自私自利的极权者，‘国’只为他们所有，国人只被视为奴仆，任其盘剥，任其宰杀，毫无半点悯惜之情。国民永远处于可怜无助的境地。于是国家、民族的概念早在国民心中扭曲、变质，甚至逆化为敌对物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已沦为无国之民。无论谁来谁去，姓张姓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皆无区别。老百姓只是要生活，要饭吃，‘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最认的一条真理。”卜乃堂将这套“汉奸合理论”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使她觉得既新奇又不可思议，不可否认，这当间有她能够认同的地方，如对国民精神状况的概述；也有她不能认同的地方：他作出的结论。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不幸，处境悲惨，但总是不可以做亡国奴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桩桩罪行不足以证实了这一点？卜乃堂的“理论”显然是偏执的，是为自己来辩护，况且，这些话从他这样一个真本实料的汉奸嘴里吐出来，就变了味道。
卜乃堂两眼直直地盯着油灯如豆的光焰，似思索又像在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至于我自己，我投日本人的原因很具体，不是为生计而是为报仇。我父亲是叫中国人杀死的，一个军阀旅长。那时我家住在吉林，父亲是个邮差，一次送信，自行车不小心撞在这个旅长的吉普车上，碎玻璃划破旅长的脸，他火冒三丈，硬是给我父亲派个日本奸细罪名，开枪将父亲打死。埋葬了父亲，我就找他报仇。日本人从满洲里开到吉林，那伙军阀逃到了关内，他们口口声声抗日，日本人就在关外，而你们却跑到关里。那时我报仇心切，一怒之下就投了日本人。我断定日本人迟早要打进关内，我就可以借助日本人找那个狗日的旅长报仇。父亲的奸细罪名是强加给他的，我的这顶汉奸帽子是自己扣在头上的……”
年青觉得从卜乃堂嘴里讲出来的事情总是那么不可捉摸，似是而非。她觉得他是个怪人，神经兮兮。
她说：“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只是告诉我你当汉奸当得很合理？”
“不是。”
“那是什么？”
卜乃堂直直地盯着牟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坏人……”
牟青一怔：你这话又奇怪，你要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卜乃堂说，“你，你占了我的心……”
牟青惊讶不已。她向卜乃堂望去，忽然觉得他的模样很怪异，他的眼珠几乎瞪出了眼眶，就像手术台上将死的病人努力向世界投最后一瞥。她觉得可怕极了。
“你，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卜乃堂说，“在苏家泊头次见到你，我一眼就看出你的……不凡，唉，你看我又用了不凡这字眼，男人对他倾慕的女人总是不知该怎样形容……”
牟青总算明白自己面临着什么了，顿时一股恼恨升上心头，她不能容忍这个真本实料汉奸如此亵渎自己。她愤愤说：“我不要再听你说什么啦，你走吧！”
卜乃堂不动身。
“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牟青说。
卜乃堂抬头看看牟青，不无怨恨地说：“你，你嫌弃我给日本人做事，可你丈夫不也同样吗？”
牟青一下子呆了。
“我丈夫和你一样？”她像问卜乃堂，又像自问。
“就是。”卜乃堂又说。
“你胡说！”牟青几乎在吼，“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干事，我们……是被迫的，这个你清楚的……”
看来卜乃堂执意要将自己和牟青还有她的丈夫苏原绑在一起，这样才能和他们的“地位”摆平。他说：“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其实是没区别的，麦季清乡后，抗日队伍已将苏医生列入汉奸的行列了……”
牟青哭了，哭得很厉害。卜乃堂的话戳在她的心窝上，她边哭边嚷：“我们不是汉奸，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要逃的，我们迟早要逃出去的……”
卜乃堂很后悔不该将话说得太重，同时也清楚今晚不会再有进展了，送起身恋恋不舍走出这“不凡”女人的家。
回到高田军医的住处，高田开始对苏原讲述。他说：“我将这种从刑场上秘密抢救中国人生命的试验定名为‘生命通道’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当前提为胸部枪杀时，为子弹提供一条不会致人于死地的安全通道。然后进行抢救。我不知道当今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位医生从事这项研究，而我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是纯偶然的。那是到中国战场不久，一次，我所在的通化混成第一宪兵队在临江县抓到十几名抗日游击队员，稍事审讯便执行了枪决。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宪兵枪手杀了人便撤回了营房，第二天天亮掩埋时却发现少了一具尸体。报告给宪兵队古川队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军佐闻听火冒三丈，立刻命令部下全力搜索这个竟然能从他枪口下逃生的中国人，宪兵找到一行由刑场通向外面的血迹，还有人爬行留下的痕迹，便断定是那个中国人留下来的。宪兵循着清晰可辩的标记向前追踪，大约追出三、四里路光景，发现那个逃出的人躺在地上，已经死了，身边注了一大摊血。也许宪兵们出于‘交差’的考虑，将这具尸体运了回来，撂在宪兵队院内。我就是这时候看见的这个中国人，他看上去很年轻，脸上还没长出胡须。他身上的衣裳已被血浸透，左胸的枪击日清晰可见，形如一朵紫鸡冠花。大概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思维，我头脑中立刻跳出一个疑问：这个年轻中国人为什么遭枪杀却没有立即死去？是他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心脏，还是子弹压根儿就没将他的心脏击穿？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这一想法使我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起来。尽管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确以后我将有什么目标，可于直觉中，我感到遇上了一个非常奇妙而重大的研究课题。我决定开始行动。我去请示古川队长，说我要对这个中国人进行医学解剖，找到这个中国人迟死的原因，以防止今后有类似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一个古怪字眼，医生没能将人救活可称其为事故，而一个刽子手没能将人一下子杀死也同样可称其为事故。后来我想肯定是这个古怪的字眼损害了古川队长的自尊心，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将这个中国人尸体搬到我的手术室里，开始进行解剖。我不许任何人留在我身旁。我先向这个死去的中国战士深鞠三个躬，这是替我罪孽深重的国家向死难的中国人谢罪，也是为我自己又将令他再受创伤而深表歉意。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下进行完解剖过程。解剖结果证实了我判断的后者：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子弹擦着心脏下沿飞出体外，就是说这个中国战士没立即死去是由于枪手射击的偏差。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这个结果十分奇妙地使我产生出另外一种联想：假若当时能立即将他从刑场上撤出并进行抢救，这不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了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由此再进行一种反向思维：如果事先能给出射手一个错误的导向，使其射出的子弹小心翼翼的躲过心脏去，那么这种拯救生命的行为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这一思维便是我的‘生命通道’计划于理论上的开端。这一计划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这条神奇的安全通道，二是对抢救出来的人进行有效的止血以及止血之后全部恢复治疗。相比之下，对前者的探寻重要而艰巨，因为即使这条通道事实上存在着那必定是十分狭窄，除却要避过心脏还须避过左胸其他重要器官。另外，子弹的入口在前胸或后背这两种情况又会致使这条通道发生相应的‘位移’，只要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便不会成功。当然只要在理论上能得出一种肯定的指示，那么在实践中经不断的探究，终会取得成果。这次解剖使我的‘生命通道’计划诞生于胸。我向古川报告，说我找到了‘原因’，我说当于弹射入人体后，并非是沿直线向前穿行，而是一条向上弯曲的弧线，子弹就有可能绕过心脏去。这个逃走的中国人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为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则须对通常的射击点进行修正，向下压低。无知的古川竟相信了我的话，问我可做怎样的修正。我告诉他可事先在人犯的后背上标出经过修正的人射点位，枪手瞄准此点位射击便可。古川遂表示以后处决人犯先由我做出标记。宪兵队枪杀中国人是家常便饭，抓到人随便给个罪名便拉去枪决。说句残酷的话就是，我便有了许多的试验机会。为此我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每当我站在被杀者身后为其描划标记时，便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祈求上苍能让我标出一条正确的可让我的中国兄弟免于一死的通道。每次枪响，我的心便是一阵狂乱的颤栗，犹如我自已被击中那般。我快步奔向倒于血泊中的中国兄弟身旁，检查他们是死是活，倘有一息尚存，我便以进行解剖为名，将其抢出刑场。在手术室里我精心进行‘生命通道’计划的第二步行动，为幸存者包扎止血，倾尽全力将我的中国兄弟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说到这里，我断定你心里会产生诸多疑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很清楚实施这项计划将面对重重困难，比如怎样掩人耳目，不使人产生怀疑；怎样将救活的人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送走……总之，一切的一切俱难以想象。然而世上的许多事物都相辅相承，只就‘生命通道’计划而言，对我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古川还有现在的北野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大日本国皇军军医竟敢背叛天皇，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中国人效力，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这正应你们中国一句叫做‘灯下黑’的话，同样，大日本帝国太阳旗下也是黑着的，我就是在这‘太阳’的黑影下实施着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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