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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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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了，我脱了外衣，一拿起球来就感到了球的重量。我掂了几下，该怎么助跑几步，怎么扔出去，我都早已看会了。我使足了劲，拼全身之力，抛球出了手。可是糟了！球不是往地下滚的，而是上了天。方向也偏了，直飞出栏杆上端，冲着一群围观者砸过去了。人群齐声惊喊，一下子跑散，球沉重地落在地上。我趁着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抓起地上的衣服逃出场外，有人笑，有人骂，全都顾不上了。在大庭广众之间当场出丑这是第一回。万幸没有伤人，但却是生平丢人现眼的开始。看来那时民风淳厚，没人出来揍我。
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但那时毕竟年轻，看书只找些符合自己趣味的。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琉璃厂以及东安市场的书摊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旧北京的文人，我们老一辈的名流学者大多享受过这样幸福的读书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难作，我被流放北大荒三年，60年代好不容易得到点喘息的机会，到了1966年又来了一个斩尽杀绝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偌大的文化古城来了一个彻底的灰飞烟灭。
东方出现了又一次新的曙光，一切旧事物都会过去。那个古老的，基本上该说是安静的古都北京，当时谁能想到如今的情景呢？现在的北京人口一千万，可我居住过的七十万人口的老北京街头巷尾冷冷清清，很少见到十分拥挤的现象。什么乘车排队，吃饭排队，买邮票也要排队，当年谁也没听说过什么叫排队……现在，旧的王府井将出现新的面貌，而东安市场将突然不复存在。只是由于今天重过王府井，又走了一趟东安市场，所以用这枝笔，再抒发一下怀旧之情耳。
记得50年代，在思想改造受批判的时候，我的重大罪状一条是“怀旧”……然而旧时月色安得不怀？如今我这么写东安市场看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再来批判我了。社会毕竟在进步，温故而知新，人总是需要历史的。
1992年12月5日北京朝阳区东大桥头
往事忆旧录五次票戏记（1）
我是个京剧迷，是从小在北京迷上京剧的，从看新鲜、热闹开始，到深深领略到她的表演艺术，觉得无论是唱、念、做、打……几乎是无一不美。她的写意方法达到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我始终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创造出这样高超的表演艺术。她是超越群伦的艺术。
对于今天京剧艺术（亦指所有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消沉和没落，我感觉沮丧。今天的
城市里戏曲艺术已难比昔日的盛况，回想我自己曾经在中学时代竟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下午逃课去剧场看京剧，这在今天的中学生真是难以想象了。
五十多年前的前门肉市的一座古老的剧场广和楼，每天都有日场演出富连成科班的京剧，中午十二点钟开锣演戏，要演五个多小时。剧场不卖女座，观众主要是店员、工人、农民，再就是学生和小职员。进场看戏不需买票，而是坐下以后，茶房才来收钱，同时送来茶水。我看了近一年戏就在这个剧场。我至今记得，任何时候进场，熟茶房都会给找到座位。印象更深的是，没有一天不是满坑满谷，坐满了观众的。
对比今天的京剧剧场，在经常性的演出时，亦常常是只寥寥坐了几排人，看上去令人伤心惨目……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有种种的客观原因，
但我希望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
而另一方面，假如说，当年的京剧主要城市不过只有一个富连成和另外一个戏校在经常演出之外，其他的城市便很少京剧科班了；而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戏曲演员的专科学校已经到处皆是，这也是戏曲演员过剩的原因，这样对比今天的戏曲不景气也就更使人伤心。
但是，事情总会有另外的一面，只今天一天内看到的几份报纸，其中一篇登载北京的中国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的情况，说明武汉观众对古典剧目的热爱和对京剧现代戏——亦即所谓“样板戏”的极度鄙视的情况。武汉有这样热爱传统的京剧观众令人感到十分温暖和振奋。“礼失而求诸野”，武汉是大城市、文明城市，不属于“野”的范畴，但却使我们的北京黯然失色。
另一方面，不久前我曾应邀去看过一场儿童演员的京剧晚会，台上表演的全是十岁上下的男孩女孩，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小女孩的《昭君出塞》边唱边舞，翻水袖、掏翎子，声容并茂；架子花脸的《盗御马》声若洪钟，功架身段一派大家风范。几出戏个个精彩，令观众惊叹不已。
还有，我两次被人热情邀请参加票友活动。男女老少一个个兴高采烈，唱的、做的、念的，以及乐队的吹、拉、弹、打，真是一堂堂火热。生、旦、净主动演唱，无须催请自动上台，而且不仅有中年人、老年人，更多少男少女们。
去法国巴黎已经三年的儿子多次介绍巴黎京剧票友的太太、先生们到北京来找他妈妈介绍关系做戏衣，看来他们不仅是定期清唱而已，还要粉墨出台。这一点我也不仅见过，而且自己也体验过，票友的戏瘾常常比真正的京剧演员还要大。
征之上述的情况，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在内自是仍有
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我仍旧相信她仍有复兴的那一天，我在等待着看她实现。
去年春天，咱们北京出版了一种大型的双月刊，名叫《中国京剧》。根据我们的经验，无论什么事业、企业、机构、单位……凡冠以“中国”字样的必然是高级的、超级的、权威性的事物，说明这个刊物来历不凡，是一份国家级的刊物。京剧上面冠以“中国”二字，也说明国家对于京剧这个属于老大哥的戏曲剧种的重视，而且似乎历来还从未有过。因此，《中国京剧》的出版问世，无疑是京剧迷的一大福音，出版这样一本刊物使大部分的京剧爱好者十分感奋和安慰，对当前疲软衰微的京剧现状体会到一种支持和振兴的力量。
这本《中国京剧》的刊物，纸张、色彩都属上乘，编排和字型略嫌呆板，相信它会得到逐渐改革和进步。但是我认为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官气忒重。不仅刊登了许多国家高级领导人物的玉照和玉题，还有大量的各级文艺官员竟是依据官级大小，论职排位，刊登一幅幅照片，撰写一篇篇了无新意、不知道有谁会浪费精力去读的文章。大量篇幅都被这样浪费掉，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的团结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阶层们。但仅仅就这一罕见的特征而言，说不定这本叫做《中国京剧》的专业刊物会因此流传中外，成为千古奇观。
我不是说这本刊物没有可读的文章。当然是有的，而且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就是那些内行、专家、大家、京剧真诚爱好者的作品为刊物生色、增光的文章……我只是觉得，把那些官样文章、照片、不像书法的“书法”拿掉，多点“中国京剧”多好！
《中国京剧》主编先生要我写写当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京剧迷的故事。回首前尘，恍如隔世，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然而的确是京剧的魅力让我几乎着了魔一般。大概是在升入大学的前两年，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都逃课，溜到前门大街的肉市，到当时北京惟一的旧式京剧科班富连成社每天演出日场的广和楼去听戏。那时候演出的传统京剧剧目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每天的一个日场就要演出五六出，甚至六七出戏，一般是十二点开锣，演到五六点钟结束，看完戏赶回家连晚饭都吃不上了。那时的青年演员一般每个人都得会百十来出戏，也不像现在就是这十几、二十出戏倒着演，《孙悟空》、《三岔口》、《女起解》……连《四郎探母》都是经过很多曲折才重现舞台的。当然，上面我说的一个下午演五六出戏都是折子戏，都是大戏的片断。
作为京剧迷的我，却只是一个普通观众。我只是看热闹，连琢磨都说不上，更甭提研究什么的了。加上我又是个音盲，听了大半辈子戏，至今连板眼都不懂。但是正由于如此，我看戏纯为娱乐，从中得到满足，这才是最幸福的观众，到剧场就为了享受，过戏瘾。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被音乐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好，所以成了戏迷之后自然就也会唱几句了，虽然不懂板眼，人家听了却说我唱得有板有眼，真是怪事。我的看戏生涯只延续了大约一年，那时国难日亟，自己也觉得总这样泡戏园子太说不过去了，便认真读起书来，中断了看戏生涯。
一年之后的1936年，我的命运发生了一些变化，暂时中断了学业，应邀去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做了校长余上沅的秘书。而在第二年准备回到北京去继续学业时，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的“七七事变”，从此进入了终生的写作生涯。
无论生活发生了多少转折，我对京剧的热爱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我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外行，然而就凭着整整一年看戏的经验，我竟有过五次登台票戏的历史。
编辑先生要我写这篇文章，我答应写，因为这好歹是一个纪录。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我几乎忘记还有一次关于京剧的经历，就是我还花钱请老师正经学过一出戏。当然，看戏也是学，不过正式请老师教戏毕竟是另一回事。
抗战开始，剧校内迁，先迁长沙，半年后，亦即1938年再迁战时陪都重庆。重庆是川剧盛行的城市，而我对川剧却毫无理解，亦很少看戏。我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川剧进京，才又迷上了川剧的。
在重庆的这段时期，剧校聘来了刚从英国归来的两位专职教授，即在英国专攻戏剧的黄佐临和金韵之夫妇（韵之后来在上海改名丹妮）。佐临和韵之是一对品学兼优、谦和真挚的学者。两人都是天津世家子弟，同去英国留学。先在牛津和剑桥读大学获得学位，后又同到英国一家专攻戏剧的学校进修专业，佐临学导演，韵之学表演。初到重庆正是暑假期间，两人和我商量，想利用这段假期学点京戏。京戏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国宝是我们的共同认识，在求学时代，我虽然看富连成的戏不下百出，但确也没有认真学过。于是我在重庆报纸上小广告里找到一个教授京戏的广告，就去找到了这位老师，好像是姓张，名字记不清了，讲好学《四郎探母》中《坐宫》一折，一个星期学两个下午，共四次学完。《坐宫》我早已熟悉，听得烂熟了，但是洋学生出身的金韵之可跟洋人差不了许多，一字一句都得从头学起，连老师都急得满头大汗，我在旁边也等于是个助教一般。韵之是以对祖国京剧艺术的热爱来专心一志地学习的，她很聪明，记忆力也好，又是表演艺术的专家，学来没有很大的困难，然而在京剧最重要的一环，“唱”这方面却过不了关。问题就在于，她是一副多年养成的洋嗓子，又高又尖不说，而且声音发颤，打哆嗦，怎么也改不过来。这出戏在念白、身段、地位、锣鼓家伙点儿、上下场等等方面我们还都学会了，但只由于韵之的唱连她自己也感觉不行而只好罢休了。
往事忆旧录五次票戏记（2）
我已经学过的京剧只有《四郎探母》的《坐宫》这一场，但也没有得到过一次彩排上场的机会，至今感觉遗憾。
国立剧专在重庆上清寺临时校址只有这么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到了几乎无法开课的程度，经校长余上沅先生的积极活动和筹划，将学校搬迁到长江上游靠近宜宾的沿岸小城江安。江安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方方正正的四个城门，小到什么程度？外来人说笑话：手里拿一个烧饼可以从东门扔到西门。然而这个小城闹中取静，安宁而又安全。“闹中”，指它的上游是四川的重要城市宜宾，它的下游沪州、江津以至重庆都是著名的商业繁华重镇，而重庆又是战时的陪都。江安小城隐匿在绿竹丛中又有舟楫之便，是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绝对光顾不到的地方。于是移居在江安文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得以安心教学，弦歌不辍。至今许多卓有成就，享誉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戏剧电影方面的学者、名家，很多都是当年江安剧专的莘莘学子。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正在求学时，由校长余上沅先生的劝说和邀请，进入剧校任职校长室秘书，然后由于学校避乱内迁，再不能回北平继续学业而从此进入世途的。
学校内迁时，余校长委托我为学校找一位能教京剧基本功的教员。我在重庆居然物色到名叫杨福安的中年京剧武生，河北省人，他五短身材，十分敦厚老实，自称是海派武生高福安的徒弟。是什么人介绍的，通过什么关系找到的，现在已完全不记得了。杨福安单身一人来到江安，很安心地担任了京剧基本功的教职。由于武功扎实，教课认真，很得到学生的尊重和好感。他到江安不久，经人介绍与一位江安妇女结婚成了家，估计后来就在江安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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