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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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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教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丁悚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陲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百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已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二流堂”群落之二：凤子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在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封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子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是几位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的朋友。
“二流堂”群落之三：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一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过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挟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的1956年，也即“反右派运动”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片中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象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教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天才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我自己回想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二流堂”群落之四：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走远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屋，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漂亮的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里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对名叫刘德铭的两夫妇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盅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
刘的恼火亦可想象。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竟连夜偕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我们没有再见他。
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本，叫做《两面人》。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写信时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时亦写成阿聋，他确实有点聋，别人讲话常常听不见。亦有人说他是装聋，不想听的话就装聋作哑。
阿朗造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记忆里，年节时候，不止一次开过舞会，大家兴致很高，十分热闹，作家、演员常常跑到这里来。中央青年剧社、中国制片厂剧团、中华剧艺社都离这里不远，所以演员们来得更多。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在曾家岩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常设机构。和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紧密的联系，我在这里就多次见到过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林彪和一些从延安来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传达报告，也收到过从延安带来送给朋友们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这些传达、通知和馈赠都是大家敬爱的夏公（夏衍）转来的。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的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也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这个“二流堂”简明、响亮、好叫、好记。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我写作一直很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聊闲天，除了初期叫着新鲜之外，后来我就很少跟着起哄了。抗战胜利之后，大众纷纷复员，各奔前程，历经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蒋介石败走台湾，当年流亡重庆的朋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新团聚。
往事忆旧录“二流堂”真相（2）
北京的“二流堂”
我是1949年10月2日，即建国大典第二天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三十四号（后门是栖凤楼六十一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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