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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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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经这些城市，处处看到欧洲人追求趣味的痕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经过路旁一家人家的时候，看见屋顶阳台上的四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滑稽小丑的头部雕像，形象非常可笑，叫人一看就会高兴得笑起来。可惜汽车一下就开过去了，我本想停下来看看，但是犹豫之间，车已开过很远，只得算了。再如甚至男女厕所门上的标记，也能使人感受到欧洲人的趣味：男厕所门上画一个男人的裤衩或一个烟斗，女厕所门上画一条短裙或一只高跟鞋。在威罗纳，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那里一家饭馆的男女厕所门上各画一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剪影。
这个美丽的小城里还有传说是和罗密欧幽会的朱丽叶的卧室和阳台，各国游客都到这里来观光凭吊这一对多情男女。就在这个房屋窗下有两个售卖纪念品的货摊，卖一些当地出产的小巧的工艺品；游客们买得最多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见面的画片和彩画的瓷盘。陪同我们去的安娜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痴情地写信给朱丽叶寄到这里来，莎翁笔下的这对情人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不老的青春。来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政府特派了一位官员负责看信和代朱丽叶回信。
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样东西：鸽子。
历来把鸽子叫做和平鸽。为什么呢？她起源于圣经故事，《创世纪》里记载说：世界末日发生了特大洪水，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在水上漂流。有一天他放出一只鸽子，要它去探问洪水涨落的消息。鸽子飞回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根新鲜的橄榄枝，诺亚高兴地知道洪水已在开始退去，出现了陆地。
以上是鸽子和橄榄枝成为和平象征的由来。但是鸽子之所以为和平鸽，则是我在所经过的这些欧洲城市才得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解答。无论在法国或意大利，广场上、小巷里、屋顶、墙头、窗子上，随处都有鸽子翩翩降落。广场上人越多的地方，鸽子降落得也越多；咕咕地叫着等人喂食，和人和平共处，在人们脚下穿行；但你想逮住它却很不容易；手刚挨近它，它便跳开了。鸽子给我留下的是一片和平景象。
看了一遍上头写的，我对自己也感到怀疑了。看你是怎么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写得这样太平，是不是中了毒？故意美化她？凭着我过去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也想找一些黑暗面，但我没有时间专诚去找，所以也没有找到。幸好有个“实事求是”的标准在，我只能据实而写。
我相信中国人也有在生活中处处充满情趣的一天，我们中国本也有这样的传统的。只是不知犯了什么傻病，把自己糟踏了个够。古代的孔子也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我们现是又贫又不均，甚至越贫越不均；吃了封建专制、特权思想的大亏！但是现在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拨乱反正，一切都会渐渐好起来。如今我们举国奋发，有理想，有志气，有勇气，有胆有识，要把国家搞好。我们也不会忽视，还应当有点趣味，有点幽默感；不要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否则生活将是枯燥乏味的。
1980年8月25日于北戴河西山六十楼
往事忆旧录半夜跌跤记
这个题目就叫我琢磨了一阵子，用口语说应是“摔跤”或“摔了一跤”，没有说“跌跤”或“跌了一跤”的。但说“摔跤”不合适，因为“摔跤”在目前是一种体育项目；半夜三更，这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还跟人家摔跤，难道是疯了？神经病。
我要说的是，在刚过去的1992年12月13日深夜，亦即12月14日凌晨二时我真的摔了一跤，摔得很厉害，很危险，弄不好真会送命。
我的生活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改不了；就是每晚就寝，大都在凌晨二时左右。奇怪的是每到深夜，精神更好；写点东西，做点正经事都在晚上八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到了这时候其实仍无睡意，而是心想：这时还不睡，到明天得什么时候才起来呀？才不得不睡的。
就在13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正在写一篇小文章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来，我拿起电话就听到是熟悉的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的声音，她说：“吴老，你听说一件和你有关的新闻了吗？”我说：
“什么新闻？我没有听说啊。”她说：“我读给你听吧。这是一则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标题是：《北京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里头说，北京国贸中心的法律顾问韩小京日前透露，国贸中心已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法院业已立案受理。据韩律师介绍，在几个月前的一场涉及惠康超级市场侵害名誉权的诉讼案中，吴祖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国贸中心方面认为，该文仅依据某些报纸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单方面的陈述，有些语言带有侮辱性，已构成侵害国贸中心名誉的事实。所以，国贸中心以侵害名誉权起诉吴祖光。”
我谢过小林对我的关心，把电话挂了。开始我确实有点生气，但马上就觉得滑稽可笑了。显然这个“国贸”怕报纸，因为这件案子北京很多报纸都有披露，谁都知道你“国贸”赔礼道歉又自动认罚了。所以在此后多次被记者提问“国贸”为何不控告那些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报纸而控告吴祖光时，这位律师先生一贯答曰：“我们有选择被告的自由。”因此选了我。
我要去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我到洗手间去匆匆洗漱之后，把日常衣服脱下来换睡衣。怎么换法呢？已经是终生的习惯了，即是在最后穿睡裤时从来不是坐着而是采取金鸡独立的姿势。左脚站在地上穿右裤腿，然后右脚站在地上穿左裤腿。但是这一回出乎意料的是在右腿独立时，突然一下向右歪倒了，闪电一般的急速，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抢救和纠正，整个身体就倒到右侧去了。右侧是书桌的左角，书桌下面放着一只圆凳，右侧胯骨猛磕在圆凳边上，而右侧眉梢偏上一点更猛地撞在书桌上的玻璃边上。我只觉得头撞得非常疼，赶快跑到洗手间，开亮灯才看见右眉梢上裂开了约为半寸长的口子，而鲜血正如开了水龙头那样流下来，经过嘴唇流到脸盆里。
这下子我真害怕了，妻子早在三个小时前就在北边卧室睡着了，两个小姑娘亦都早已入睡。我本想收拾一下便在小书房里睡觉的，但这回不行了。我按住头敲隔壁山东小芹的房门叫她快来，小芹睡眼蒙NFDA3地爬起来，一看见我就吓傻了。我才想起她最怕血，一个多月以前，由于凤霞不慎摔倒骨折，去医院复诊，打开石膏看到血迹时竟然当场休克。这下子见我血流满面，脸都变青了。我说：“小芹，快去打开大书桌后面的柜子，把里头的云南白药拿给我！”小芹慌慌张张地跑去把书柜打开，但是什么也找不到，说：“什么白药呀？哪个是白药呀？”这当然难怪她，书柜里上下三层，每层靠外边都是药瓶子，大大小小的，她怎么知道哪个是云南白药呀？我只好再次按住伤口跑过去拿了一小瓶白药，又回到洗手间的面盆前，叫小芹赶快把药瓶打开。我把头横向左边，叫她把药粉洒在正在流血的伤口上，她战战兢兢地做了……“啊！”我和小芹同时叫起来，出现了奇迹，不停涌出的一股鲜血立即止住了。出血的部分只留下个圆圆的淡黄粉迹。
我们伟大的祖国居然有这样神奇的止血药，怎不教人感激！这下子我的灾难结束了，否则我该怎么办？我必须再把衣服穿上，然后下楼出门，有幸拦到出租车最好，不然我就得跑步去附近朝阳医院挂急诊。这还是我的有利条件，朝阳医院就在我家不远，但即使跑步总也得十分钟，真要跑的话，这顿跑也得把我累个半死。
而这瓶云南白药还是我在十多年前偶然一次去友谊商店时买的，那是一大盒，大概装着十小瓶，这么多年过去大部分都送了人，只剩下这两小瓶了；不久前忽然发现就摆在身后的书柜里，不想这回用上了。
这一下问题解决了，我把脸上的血洗净，伤口贴了一张创口贴，一心感激医务工作者发明这么好的药，这么方便的“可贴”，真正是造福无穷呀！这一闹腾，快三点了，居然一点也没有惊动妻子；否则我倒没事，会把她吓个半死。
奇怪的是，伤处始终一点没再疼过。而在躺到床上时，才突然感觉右侧胯骨撞在圆凳边上的部位疼得好厉害。又想到，肯定这一部分是和眉梢部分同时撞上的，因此它至少也分担了一半的冲撞力；否则额角被撞处也许会把头骨撞裂。它接触的地方是书桌上玻璃板的边沿，假如稍靠右方正是太阳穴，假如稍靠下边则是右眼珠，则其后果定是非死即瞎。
终于平安无事，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见到妻子，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简单一说，正好来客了，她没再深问，否则她那个唠叨埋怨劲儿比跌一大跤还难受。
头上贴这么一块异物终是不大好看，但是却无处藏躲，过了一天就是12月15日，天津的风流人物、文艺班头冯骥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画展开幕。又是请帖、又是电话，还有大将小田的面邀，再是什么缘由也得参加呀！而伤处显然肿起了一块，这还不说，在右眼梢处和眼皮下边各青了一片，都超过了五分钱币大小，实在难看。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妻子了，她取出了二十年前由于绝迹舞台而弃置无用的化装油彩，轻轻一抹，便盖住了这两块青。因此那十多天我一直没离开这盒油彩。
在大冯画展上，四方八面的英雄豪杰纷纷涌到，很可能是近年少有的热闹画展了。遇见了好多的新知旧友，无法避免的是，大多数人都注意到了右眉梢上的这块胶纸“可贴”。于是我不得不解说一下这块创疤的来历，于是也不得不受到一些比我更年长者的训诫。譬如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采取这样的姿势穿裤子。”连年轻人都说：“我们都没这样干，您可真是……”
20世纪90年代初，吴祖光于北京东大桥家中
不过一天多点时间，我成了国贸中心被告的消息也在展览会上被人说到了。真感激舆论立即倒向了我这边，而且立即有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朋友告诉我：“一位年轻律师明天会来看你，愿意帮你打这场官司！”
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不论在什么时代。这也叫做得道多助吧。现在已经至少有六位律师表示愿帮我打官司。我已经具备条件组织一个律师团了。
我的头一个律师彭学军正赶上看见我半夜跌跤的狼狈相，他建议应当去照张相，将来打官司提出赔偿时，这是一个重要项目。到底是律师，想得全面周到，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也是呀，我从来都这样脱裤穿裤，可就从来没有摔过一次。而这次摔这一跤正是香港《明报》记者小林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场国贸中心的官司之后的两小时，可能我走了点神。在中国美术馆我提到十几年前买来的云南白药神奇功能时，围着我的几位老朋友不约而同地叫起来：“啊！十几年前买的，那是真的！”
1993年1月20日夜
往事忆旧录撞车记
1993年1月18日接到我最为尊敬的好友杨宪益的电话，约我在两天以后即20日去他家吃晚饭，并且在电话里申明：请了一位四川厨师来做这顿饭。那就更得去了。
但是马上我就明白了，这位“四川名厨”原来就是每个星期一都会到我家来的中国文研院话剧研究所的贺黎女士。“啊！”我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是四川名厨！怎么一次也没有给我做过饭？”
为了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这场又可笑又可气的“国贸官司”，搅得我居无宁日，至今来人采访、电话采访，每天不断，所以能跑到西郊和老朋友一起过一晚也算难得。然而到了杨家，无论主客关心的也还是这个问题，不免又是从头到尾再说一遍，引得大家气一阵、笑一阵：只有咱们这个地方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而今天晚上我有个约会，上午“国贸”案的当事人之一——被搜身的倪培璐和她的母亲王士安女士打电话给我，要一起来看我。由于有杨家的晚宴，我把时间订在当晚九点钟，我估计一般的晚餐在八点钟以前一定可以结束了，从宪益住的西郊百万庄到我住的东郊东大桥，路尽管不近，九点到家当无问题，并且约好了老朋友出版家范用和大师傅、我的学生贺黎一同回家；因为范、我、贺住的是一条线路，可以先到范家，再到我家，最后贺黎到家，叫一部出租车就全解决了。然而事前没想到，贺黎这位烧菜师傅，吃完饭还有洗刷碗筷锅盘的劳动；这一下花去了将近半小时之久，待我们离开杨府，已经到了八点二十分左右。辞别主人，走出百万庄，拦住一辆出租车，时间已到了八点半钟。
看起来已很难在九点以前赶回家，但还是应当绕点路先送范老到雅宝路北牌坊胡同，然后再送我到东大桥。在还没有到达我家之前，我把车钱全交给了贺黎，关照司机送这位女客人去到再北面的展览中心，车近我家门前便叫车停了下来。
我家在体育场路西，但车只能停在路东。本来我可以叫车子往西转弯把我送到门口，但一般我都是自己走过马路，不劳别人；只关照司机把车上的女客人送走就是。这时我看过表，时间已是九点过了十分，马路上行人车辆都已稀少。身后的十字路口正亮着红灯，从南到北已没有车辆过来，而北面有一辆车离我还很远，根据经验我完全有时间走过去。然而奇怪的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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