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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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毫不气馁。他破釜沉舟，按照教纲所要求的把这门课的教材全部买下——美国书贵，一本书好几十美元呢——把作业和阅读全部做完，下周上课时拿着一大摞书本准时到场。　　　　
　　　　盖迪斯教授当然马上就发现此人是来鱼目混珠的，马上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室。　　　　
　　　　可是再下一次上课，约翰又抱着完成了的作业出现了。　　　　
　　　　这次教授有些不耐烦了，他再次对约翰下了逐客令，并且叫他不要再回来。　　　　
　　　　可是下周约翰又出现了，带着写满了密密麻麻批注的书本。　　　　
　　　　你猜猜这个故事怎么结的尾？　　　　
　　　　约翰在那门课里得了“Ａ”。他毕业后申请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被录取了，那边所要求的推荐信之一就是盖迪斯教授写的。


第一辑　课内课外赤条条的男女大学生

　　　　第一次见识耶鲁学生的“裸体文化”是在大一第一个学期末。期末考试的前一周，我和几个朋友们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啃书，凌晨两三点钟才恋恋不舍地背起书包回宿舍。这天捧着书本看得正入神，忽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由远而近，在万籁俱静的图书馆里听起来十分刺耳。我气恼地抬起头，想看看是谁在打扰我们，突然一大群白花花的胴体从眼前飞掠过去，有男有女。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头就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原来是块糖！再看那群胴体，已经一边继续扔着糖一边嬉笑着跑远了。　　　　
　　　　我和朋友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好一会儿，其中一个才张口说：　　　　
　　　　“刚……刚才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晚上的复习可算泡了汤了，那还有心思读书？所有的话题最后都回到刚才跑过去的那群裸体男女上去。　　　　
　　　　后来，我才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得知，我们那天晚上在图书馆里见到的那群人都属于一个耶鲁的半秘密性的社团，社团的名字叫“智者”（The　Pundits）。说这个社团“半秘密”，是因为它像耶鲁许多秘密社团一样，成员限制在四年级学生中间，并且必须受社团邀请才能成为它的成员；另外，加入社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奇古怪的仪式和考验。可是，这个社团并不完全“秘密”，他们的成员十分乐于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在每学期期末都会举行的“图书馆长跑”中，社团的所有成员——以及一些还不是成员的崇拜者们——脱下所有的衣服在耶鲁最大的两个图书馆里奔跑一周，向四周埋头苦读的学子们大扔其糖果。　　　　
　　　　这种裸体的活动，在许多其他大学都有。像普林斯顿大学就有一年一度的冬季活动，每到这时，一大群全裸的或者半裸的男女学生们在雪地上奔跑打滚，前几年因为闹得太出格，被校方取缔了。不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有没有重新恢复下来？　　　　
　　　　大二的时候，我的一个很铁的朋友克黎丝，也是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目瞪口呆的人之一，决定与“智者”们为伍，有志在大四时也当上“智者”的一员。于是，我就从她那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智者”的消息。原来，除了“图书馆长跑”之外，“智者”在学期中还举办许多与裸体有关的活动。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每几周一次的“裸体派对”，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只有“智者”的成员和他们邀请的客人才能参加。　　　　
　　　　听克黎丝谈“智者”谈多了，我也有些好奇。有一次我认不住问她：“在‘裸体派对’上，真的每个人都是裸体的吗？”　　　　
　　　　“当然，”克黎丝说。“不然是不许参加派对的。”　　　　
　　　　“那……你们是就裸体着去呢，还是到了地点才把衣服脱下来？”　　　　
　　　　克黎丝见我问得这么仔细，忍不住笑起来。“我们当然是穿着衣服到哪里去的，然后到了地点才把衣服脱下来。”　　　　
　　　　“在派对上你们做什么呢？”　　　　
　　　　“做一般派对上做的事呀，听音乐、跳舞、喝酒、吃东西、聊天。”　　　　
　　　　“派对上有很多男生吗？”　　　　
　　　　“有啊，男女参半。”　　　　
　　　　“那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或者尴尬吗？”我实在想像不出那么多人裸体地坐着站着在一起时是什么情形。他们居然还跳舞！还吃东西！　　　　
　　　　“我没去过这种派对时，一开始也以为会有些尴尬，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完全不会。因为大家都是裸体，所以就很自然。到了那里，反而是穿着衣服的人会尴尬。”克黎丝说得很严肃。　　　　
　　　　“那会不会有人死盯着别人的某一……某一部位拼命看呢？你想想，这么多光着身子的女孩子，男生们不会觉得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　　　　
　　　　克黎丝笑了，“盯着人某一部位看是不礼貌的行为，不管是裸体还是穿着衣服都是一样嘛。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任何人作出那种色迷迷到忘形的举止来。”　　　　
　　　　“那这么说，‘裸体派对’和穿着衣服的派对没有什么区别喽，这怎么可能？”我不太相信。　　　　
　　　　“人对于自己裸体的羞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比如美国人在对于自己身体的注意和遮掩这个问题上简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而欧洲就相对来说开放得多，就连在电视洗头水广告上露两个乳房也不算什么新奇。去这种派对，让我有机会用不同的角度，用更自然的态度来看我自己的身体――不就是个裸体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大概就是我从这种派对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　　　　
　　　　“怎么样，想不想去见识见识？”克黎丝半开玩笑地问我。　　　　
　　　　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我还是会觉得尴尬。”　　　　
　　　　从小就受“裸体是羞耻”的教育。我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在家里疯得得意忘形的时候，最喜欢哗啦一下把衣服都掀起来，被爸爸妈妈看到了，大惊失色，揪住我盘问是不是在学校里也这样，又反复叮嘱，在外面千万不能这样！后来到了美国，发现其实美国人对于身体的保守程度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在高中四年，那还是在美国相当开化的新泽西州呢，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换运动服，我们每个女生都是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墙，每人都学会一套穿脱衣服而不露出内衣的绝活。上大学后，与我同居一室两年，天天见面的室友，我们两人竟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对方的裸体。所以，现在尽管在理论上接受“裸体很自然，没什么可羞耻的”这种观点，真得到要自己去“身体力行”那一步却还有很大的距离。　　　　
　　　　克黎丝呢，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没有什么可害羞的，可是到了学期末，我问她“智者”准备什么时候去图书馆裸跑，我好提前坐在那里恭候，她却死也不肯告诉我，看来去派对与那里不太认识的人裸裎相见是一回事，光着身子被自己的老朋友看见了那又是另一回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吧？　　　　
　　　　无独有偶，耶鲁除了“智者”举行裸体活动之外，耶鲁的妇女活动中心也时不时地举办“裸体饮茶”。如果说“智者”的“图书馆长跑”的搞笑成分居多，那妇女活动中心的“裸体饮茶”的举办目的则是非常高尚的――为了消除年轻女孩一般都会有的对自己身体是否“完美”的焦虑，干脆让大家彻底袒露，见识一下各种不同形状不同特点的身体，让她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更加坦然。　　　　
　　　　于是，每几个月，耶鲁妇女活动中心就会把前门锁好，把窗帘拉紧，屋里的几十个赤条条的女生就会坐在桌前一边饮茶一边聊天。那种情形，在我的想象之中真是十分滑稽，不过，也许真的如我的朋友克黎丝所说，真的身临其境就没有那么希奇了。


第一辑　课内课外校园的“上帝之光”

　　　　在德国波茨坦大学教书时，我的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对美国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很浓。宗教似乎渗透到了美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经济——美国的钱币上印着“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还是政治——政治家们在电视上开口闭口都是“愿上帝保佑美国”，并且大力渲染自己是多么虔诚的教徒。在就职典礼上，总统也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甚至是教育——学生们每天要对着国旗宣誓，其中有一句是：“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One　nation；　under　God”），关于应不应该允许学生在公立学校内祈祷的问题，也时不时被宗教保守分子拎出来争论一番。　　　　
　　　　我的德国学生告诉我，在德国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宗教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很少被人在公共场合讨论，也没有政客会傻到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拉选票，因为公众知道，这与他的政见完全无关。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个很糟糕的政治家。　　　　
　　　　也许是在美国住习惯了，对于我的德国学生所指出的这许多方面，我以前竟都还没有注意到，不过一与他们讨论起来，我不得不点头称是。不过，我向我的学生们强调说，“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像我所在的高等学府，对宗教就不屑一顾，校园中当然有一些基督徒的社团，不过成员几乎清一色是韩国人。我的好朋友之间没有哪个是信教的，谈到《圣经》时，不是把它当成纯文学来讨论，就是带着些讽刺口吻。　　　　
　　　　我很肯定地向我的德国学生下结论说：“在耶鲁，几乎没有人信教！”　　　　
　　　　确实，我一直觉得耶鲁是美国社会中的特殊个案，与我在小学、中学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十一年前刚到美国时，我的全家住在路易斯安纳州的小镇门罗。我母亲在那里上学，而我上镇上的公立小学。在那个小镇的华人很少，而华人活动的中心就是镇上一个华人基督教会。教会大部分成员，包括牧师和他的太太，都是从香港来的。讲经时，牧师用普通话讲一句（因为要照顾一些不懂广东话的信徒），旁边一个教会成员就用粤语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每个星期天，教会都会派人来接我们去教堂听布道。父母很忙，又不是信徒，虽然他们与牧师和许多教徒关系很好，跟牧师讨论起宗教文化问题来也非常有兴趣，但没有必须去听讲道的义务；可是我却乐此不疲，一次不拉，还参加了教堂的儿童圣经班和唱诗班。牧师与教徒们谦和，亲切，认真，热诚，他们在精神上和实际事务中给我和我们一家很大帮助，使我们顺利地度过来到异国他乡的最初难关。在一次布道会上，听见牧师问：“谁愿意接受主？”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来。　　　　
　　　　受洗一瞬间，心里的确是感动的。牧师庄严的致辞、我身上洁白的长袍、全教堂的寂静无声，从彩色玻璃外照进来的光与教堂内阴影的交织，这一切都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这之后，我也有很多次被宗教感动的经历：圣经中《诗篇》的些章节、教堂里听到的一些音乐、默祷时教堂里那一片低着的人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上读初中时，每个周末仍去教堂，不过去的是美国人的教会。一次圣诞平安夜，与教会里其他的孩子一起挨门挨户地到一些老人家庭“慰问表演”，我们站在他们门厅里放开歌喉唱起圣歌，老人们静静地倾听，默默地流泪，紧紧地拥抱我们，他们哽咽了，我也热泪盈眶……　　　　
　　　　可是“感动”并不等于“相信”。年纪越大，我对于基督教的各种疑问就越多，找不到答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最后确定我不信教，是在把整本《圣经》细细读完一遍之后。里面的确有许多真实优美的章节，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依我当时越来越“理性”的眼光看来，未免自相矛盾，无法构成前后统一的整体。更有许多纯属幻想的细节――约拿在鲸鱼肚子里的经历、摩西与法老的巫师斗法、玛丽亚的受灵而孕、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让一棵枯萎的无花果树起死回生，又诅咒另一棵树使之枯萎……真的有人完全相信这些吗？后代乃至当代每一位自奉为神明的人，难道没有从这些叙述中吸取资源吗？这一切实在超出了我的信仰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喜欢上哲学之后，宗教离我越发遥远起来。在哲学严谨坚固的逻辑系统面前，宗教更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在卡尔洪学院，我认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兴致勃勃地逢人就说圣灵如何在他心里显灵，他如何要把他的一生都献给圣母玛丽亚等等，他的话有时说的语无伦次，简直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学院的其他人背后都是把他当成一个笑柄来谈论的。　　　　
　　　　我也领教过他――有一次，暑假刚刚过完，我在校园里遇见他，于是跟他寒暄几句，问他假期过的怎么样。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结婚了！”　　　　
　　　　“是吗？”我非常惊讶。“你结婚了？跟谁？你以前有女朋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是六月份结婚的，在意大利。”他还是那样一本正经。　　　　
　　　　“好浪漫呀！”我开始兴奋起来。“你的女朋友……我的意思是妻子，她现在在哪？在耶鲁吗？”　　　　
　　　　他点点头。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她长得什么样子？我以前见过她吗？”　　　　
　　　　总之，谈了十几分钟，在我不断发问之下，他把身子探向我，用神秘的口气说：　　　　
　　　　“我的爱人她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有机会认识并且爱上她，因为她是伟大、圣洁而博爱的，她就是――圣母玛丽亚！”　　　　
　　　　我差点没气昏过去，那种被人耍弄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　　　　
　　　　也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后来竟对于基督徒反而抱有一些成见了，有意无意地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有些怜悯他们的“轻信”。　　　　
　　　　直到几个月以前，我一回到纽黑文工作，就约了几个我大学时的哲学教授一起喝茶，请教一些以前在学校时还是师生关系时没有机会请教的话题，比如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一定都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是怀疑派。“上帝”这种概念是这么经不起推敲，怎么能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