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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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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阁下会否担心有一天美国会像对伊拉克一样对待伊朗？
卡：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伊拉克问题怎么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些政治家的目的应该是他们在该地区的存在、该地区的石油以及伊拉克的财富，而不是要统治它。我不是很了解伊拉克，但是伊朗的情况同伊拉克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伊朗人民有着长期同外来侵略者斗争的经历，我并不认为伊朗人民的这种经历没有给美国的政治家留下记忆，他们也许忘记了，也许没忘记。但是在我们看来，世界和美国对伊朗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伊朗是一个经历过革命的、有着充分民主的国家，它的政权是基于人民的选举，它的人民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在所有反抗外来入侵的斗争中都有着辉煌的斗争经历。所以我个人认为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了，他们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
我再解释一句，有关伊朗内部的问题。在伊朗内部存在着分歧，存在分歧是好的，各种想法可以相互交流，有时也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遇到外来侵略时，这些持有不同抱负、不同观点的人民一定会团结起来。
阮：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作为伊朗的政治领袖，你觉得现在西方社会和美国是否存在反伊斯兰情绪？
卡：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宽容的、和平的宗教，它维护人的尊严，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精髓。在我们国家，少数派宗教人士拥有最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不管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在各个方面，不管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目前伊斯兰教本身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制。一方面是一些人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做了一些事，比如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当时世界上还有人支援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对，是真正的伊斯兰革命。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并谴责他们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则是一些西方媒体，特别是与以色列有关的媒体，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反对伊斯兰教的宣传。很多政治家和学者们是完全能够分辨这一点的。但是仍有很多事我们觉得是难以理解的。
阮：战争正朝向2003年迈进，作为中东国家的其中一个领袖，怎样看中东的未来，最起码是明年？
卡：我希望未来和平、幸福、真诚、友好，人类关系融洽。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对所有人表示祝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未来还是存在冲突的。一方面，很多国家和政府奉行合理的政策，寻求缓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势力在冒险。这导致了很多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曾要求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只有通过文明对话，2003年才能成为和平、真诚、友好的一年。但是伊朗对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不幸事件有自己的担忧，如果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没有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的决心，特别是解决在中东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又有着重要地位的地区存在的巴勒斯坦问题，这样的不幸事件还会继续发生，这取决于所有国家和政府的决心。您一定还记得，在伊拉克危机之初，布什曾表示会单独行动，其他人愿意加入就加入，不愿意就算了。但在包括强大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势力以及人民大众的压力下，这一进程已经被遏制，局势得到控制。
第四部分印度尼西亚总统
复仇是从来不能解决问题的
——访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
重返故地，记忆中的许多往事又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回来。然而，当我回到这里时，我也感到某种负担，这种负担过去是由我父亲承担的，现在却由我本人来承担了。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我想问总统，你小时候跟令尊苏加诺在同样的办公大楼、同样的总统府里。现在，从去年开始，你接任了总统。当你第一次进到总统府当总统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梅加瓦蒂（以下简称梅）：的确，我23年前曾在这里生活过。重返故地，记忆中的许多往事又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回来。然而，当我回到这里时，我也感到某种负担。这种负担过去是由我父亲承担的，现在却由我本人来承担了。
阮：从家庭的观点来看，你们一定感到很自豪，一个家庭有两任总统。印尼有五任总统，第一任是你父亲，第五任是阁下。在家庭传统里，过去令尊苏加诺先生对你的教养，对你现在执政有什么好处？
梅：我父亲是一位非常明智的老人，一向以自然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而不是教条式的。我们经常在吃早饭、午饭和晚饭的时候聊天，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教育，不仅是在政治上，也包括其他许多方面，我们也懂得了要有意识地不断汲取知识。而且，我刚才说过，在将近1/4个世纪里，我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层政治斗争的环境里，有幸见过父亲的许多朋友，无论是外国领导人，还是他独立战争年代的战友。因此，可以说，我上过一所非常有意义的特殊“学校”。
阮：1957年，你10岁那年，令尊有一次几乎被暗杀，当时你在他旁边，那时候你的心情怎样？
梅：我听说，父亲当上总统后经历了种种考验，包括从策划直到实施的暗杀行动。他要我们做好准备，能平静、得体地处理紧急状况。我曾经亲身经历过针对我父亲的一次暗杀行动，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我所在的学校举行的一场庆典活动。我亲眼看到，我的许多朋友和低年级的同学都受了伤，或者失去了生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使我对暴力深恶痛绝。
阮：所以请问总统阁下，你接任后，一般外国传媒都说你是公主，有没有那种“公主复仇记”的心情？
梅：我刚才说过，我对暴力深恶痛绝，而且，我知道，复仇是从来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还看到过，父亲如何悄悄释放了一位美国派来帮助印尼国内反政府暴乱的美国飞行员。当我问父亲时，父亲说，这个人也是受政府的指派，不管怎样，从人道的角度看，应该释放他，让他与家人团聚。
阮：总统阁下，贵国有2亿多人口，那么多男人控制的政坛里，你身为一个妇女做他们的领袖。在很多决定上，你面对很多男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心情？
梅：的确，印尼人口多达2亿。但根据人口普查，女性占总人口的51％，比例上略高于男性。印尼宪法赋予男女同样的权力，男女地位平等，不能有性别歧视。因此，目前的状况（即女性当上总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我一开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只要给我们机会，女性有能力从事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此外，周围环境能为女性创造多少的机会也十分重要。我很幸运，我的父母思想非常进步，无论是对男孩女孩，都尽可能提供广阔的发展天地。
阮：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总统阁下的是，令尊苏加诺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体会，他是我们中国很好的朋友。过去印度尼西亚在令尊领导下，跟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他也见过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的领袖。那么，你从小他有没有教育你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你以后准备跟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
梅：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于政治问题，包括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父亲都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他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有着良好的友谊。我记得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和刘少奇主席，他们来印尼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们，和他们交谈，因为当时我参加了父亲举行的国宴。父亲对中印尼两国中断外交关系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因为他认为，从客观上讲，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就这样将她忽视和抛开。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与印尼友好关系终于重新焕发了活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已经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我对他们说，中印尼友好关系今后应该不断向前发展，因为我们两国都是世界人口大国。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印尼和印度都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阮：你比我们幸运，见过中国许多领导人，在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的父母就这么教导我们。对此，我们都应该抱持自然和适当的态度，这样才能和每个人都进行良好的沟通。我非常钦佩江泽民主席和朱基总理，因为我认为他们都具有领导中国走向繁荣的品质和才干，这也正是我应当具备的，以便带领印尼不断发展。他们两位中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泽民主席非常爱好艺术，喜欢唱歌，喜欢作诗。其实我也从小生长在一个热衷艺术的家庭。我的父亲非常喜爱绘画、舞蹈和音乐，我母亲也一样。因此，我和江主席谈得很投机。朱基总理则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
阮：在过去印尼跟中国的政交由令尊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在苏哈托时代跟美国有结盟，所以冷战时期印尼跟中国的政交恶化。今后在你的领导下，印尼跟中国的政交会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
梅：我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在APEC框架下，我们和APEC成员进行了会晤，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
阮：在你领导下，你怎样看待印尼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梅：印尼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说的是，在印尼争取独立直至建国的时候，美国是最先支持印尼的国家之一。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好。我还想告诉您的是，印尼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实行全世界人民的永久和平。
阮：在以后反恐的问题上，印尼跟美国的合作是哪一方面，是在进入军事合作还是一般训练的合作？
梅：关于反恐合作，我们并不只是与美国进行合作，而是同许多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或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东盟内部，我首次访问了东盟各国时，就达成了有关共识。在此之后，我又访问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都是为了能在反恐问题上取得共识。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洛斯卡洛斯APEC峰会期间，我们就反恐统一了认识并发表了声明。因为我确信，正如我刚才所说，恐怖主义事件可能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制造。因此，世界上所有反对暴力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也得到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有力支持。
风云手记
在我近30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曾经访问过无数各国政要。其中，最容易访问的是西方由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坛人士，尤其是美国政要。这些人由于从基层靠争取选票胜出，口才都很好，否则无以“服众”，和这些人对谈，只要事先摸到他们心中的“底”，往往话匣子一打开，就一泻千里，谈得好，甚至“口没遮拦”。
在访谈中最麻烦的是碰到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短答”型政坛人物，这些人往往在回答时简短不深入，甚至于只用“是”或“不是”的简单回答，碰到这种人，往往就得拿出警察问案的技巧，多准备一些问题。
不过，据我访问各国政要的经验，政坛人物往往在面对媒体时，自设“心防”，那道内心的墙随着此人地位越筑越高。但是，即使如此，只要能突破这道“心防”，每个政坛人物也都会展现他们心中属于“人”的一面。
在未代表凤凰卫视访问印尼总统梅加瓦蒂之前，几位西方媒体的记者得知我能访问到她，一方面十分羡慕，因为梅加瓦蒂不善言词，很少接受记者访谈，他们也“警告”我，梅加瓦蒂是一位最令记者头痛的“速答者”，有时候只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问题。
因此，在预定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我准备了50多个问题。
在各国政要接受访谈前，通常会要求访者提出访问大纲，有的甚至要求逐个问题都得事先提出。印尼外交部也不例外。我在去年11月初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馆通知，要我提出问题大纲，这位印尼官员并且很开心地告诉我，通常，如果总统府要记者提出问题大纲就表示访谈已开绿灯，于是我提出了18个问题，其中包括印尼反恐政策及巴厘岛爆炸案的应对措施在内。
11月9日，印尼总领馆通知，梅加瓦蒂不愿谈反恐问题，于是把问题删了5个，只剩13个问题。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国家领导人在面对面谈话之后，往往不需要太守“约定”，面对电视摄像机，即使提问有些“出轨”，他们也不会翻脸，因此，我心中有盘算，并不在乎事先的严苛约定。
11月14日早上，我依规定往雅加达的外交部新闻司接洽翌日访谈的细节。由于我是前往专访他们的国家元首，新闻司官员都很客气，不过，在这天里，外交部新闻司和总统府新闻官员之间，来回三次更改访谈时间，最后终于敲定在11月15日上午11时半。访谈地点先是说好在总统官邸，到了11月14日下午又决定在总统府会客室进行。11月14日晚上7时，梅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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